上交所原总经理尉文渊谈中国资本市场30年:历史是肯定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的

2020年12月12日 19:38  

本文3645字,约5分钟

“看到今天中国证券市场3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觉得怎么样评价都不过分,历史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也是有肯定的”,12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原总经理尉文渊在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证券市场周刊》联合主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后疫情时代的应对与抉择”上如是说。

上海证券交易所原总经理尉文渊

回忆当年上交所的创办过程,尉文渊说,筹建过程中,所有同仁没日没夜全身心扑在上面,一直到开业。开业宴会组织完之后,他就高烧去了医院。对于当天交易所开业,他并没有什么特殊感觉,但这段经历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谈到,如今中央对资本市场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有这样的政治保障和资源支持,我们会以更快的快速成长。在他看来,中国资本市场在技术体系、业务体系、市场效果等方面,都已经走在全球前列。

以下为发言全文:

王波明:今天咱们致敬30年,今天非常有幸请来了两位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的创始人,老尉当时的甜酸苦辣辛酸的故事太多了,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此时此刻你的什么东西在你脑子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尉文渊:30年前我35岁,是一个很偶然的机遇导致了我走上了这个创办证券交易所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初创实施工作,那个时候原来北京工作,后来因为家庭原因调回上海了。

王波明:你是上海人民银行监管处的副处长。

尉文渊:那个时候跟我没有关系,因为刚到银行金融菜鸟也不懂,很偶然的就是因为我们朱总理当时的上海书记兼市长朱槠基同志突然海外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年底开业,当时这个消息传国内以后我印象中当时上海分行有一点乱,后来怎么把时间定下来。

王波明:我记得五月份他说年底开业,大家忽然大家发现剩下五六个月开幕了。

尉文渊:因为这个时候要加快进度,我说没有人去我去,所以去了非常懵的。我个人经历了这个过程,分享30年我自己的证券工作的生涯,当然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创建上交所的这个过程,因为现在王波明说我接手以后一直到开业开出来五个月的时间,完全是一张白纸,我们从找场地搞规则然后起草各种办法包括单证词,我搞交易所最后有一点绝望,因为安全完不成了,因为我们当时在交易所定方案的时候自己有意无意找死,一开始说要找一个大厅难的不得了,光找一个地方一个月。后来不知天高地厚说搞电脑交易,这个电脑交易非常奇葩的事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说要搞电脑交易,这些东西提出来那么短时间完成要求非常高。

所以筹建的这个过程中间,当然不光我一个人,所有同仁没日没夜全身心铺在上面,一直到确定了12月19号开业,这个之前一开始没有明确,最后定大了19号开业,18号晚上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人在大厅里面净一下,明天开业时间太紧也来不及做测试,明天不知道这个交易能不能成,所以到了12月19号把这个开业开出来当然喘了一口气,那天开业一大一小一个40码一个45码因为右脚感染无法站立借一个鞋。

上午完了之后中午宴会组织完了之后高烧到医院去,他说当天交易所什么感觉?我说什么不知道。这一段时间记忆非常深,我想我们当然大家对于历史上面一个很高的评价,我个人来讲也是完全改变了人生。现在每每回想这个历史感慨颇深,今天30年聚集一起,我相信当年的一些老人有些已经离开了,所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市场30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觉得怎么样评估评价不过分,我们这一代人也觉得历史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也是有肯定的。

王波明:大家给他一点掌声,因为老尉在上海交易所的头几年,那遇到了事多了,我们这两天聊了很多细节,什么交易不够了然后搬到广场上面,上海广场交易是一大发明。

尉文渊:我那天碰到了朱云来就特别怀念朱总理,上交所如果我们讲上面是邓小平同志的决定,真正的这个事情推动起来的是我们朱市长。当时印象比较深的两件事情,12月3号突然打电话通知说朱市长马上视察交易所,我到门口迎他去,下了车之后脸色非常严峻,我们一片狼藉的工地。走到大厅以后我们大厅先搞好了等灯火通明。

王波明:理查饭店今天还可以去上百年的历史,现在看着有一点怪是在咖啡厅里面。

尉文渊:上海上流社会最高级的舞厅,现在成博物馆了,朱总理来了之后说小尉你还有什么工作,我说电话到位。

王波明:电话的事说一下。

尉文渊:我说电话没有到位玻璃没有到位,你跟他们说让他们马上解决。

王波明: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筹备的时候,你说那个时候多差,那个因为交易得场外递单到场内,当时要50根电话线,谁都解决不了,最后时任上海市市长书记亲自批50根电话线,都得市长亲自批,那个年代多落后。

尉文渊:另外我担任总经理这个事情觉得这么大的事情自己直接任命了。

王波明:这个事我们也起了作用,因为你当时的处长听说上海交易所不定级别,他不想干了,后来你出来说我干行不行,我说指出咱们还到三人小组,人民银行还有谁帮你推荐了一下。

王波明:老师讲当时朱总理问的这个话,我知道为什么问你,90年上海深圳交易所开了之后,全国各省各市忽然发现这个东西好来钱,对于市里面发展省里面发展真的是好东西,所以全中国各省各市用了,我也要成立一个交易所?朱总理来讲也是一个很大压力,凭什么上海深圳一个交易所,我们武汉天津为什么就不能成立一个,这个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要不要分享一下,当时听到了这个汇报,当时那个汇报你也在,当时什么想法来了。

尉文渊:上海、深圳搞了两个交易所,两个交易所属于地方管理,自然之间存在着竞争,刚才谈到的关于建立全国统一证券市场的表述,当时上交所我们的工作目标准备争取通过发展可以跟深交所合在一起,当时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描述,确实我们那些年两个交易所有合作也存在着很多竞争。终究而言后来两家交易所发展起来了,上海有他的历史沉淀。

王波明:93年你们的交易量持续的比深圳大多少?

尉文渊:大四五倍都有,这个都是历史了,因为当时我们从我来讲,我在主持工作并没有很强烈的跟深圳竞争什么,我们的都是做自己的事,无疑之中上交所搞了一个电子计算机交易搞一个无纸化T+0等等一系列的技术交易体系创新,事实上来讲跟深圳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市场有全面的吸引力,包括后来大量的公司要上市,深圳突然宣布暂停。

那个时候大公司上海交易所,小公司去深圳,一系列的措施导致了上海深圳在一阶段,那两三年之间形成比较大的差异,但是深圳不容易,特别那个时候我们感觉这里有上海压着,旁边有香港这样的一个强大市场,就在这个这么近深圳怎么样发展。

王波明:朱总理问建立统一交易所,你干脆想两个交易所合一起可以了。

尉文渊:当时做过这个事,跟着深圳交易所领导有一些沟通,有过初始的方案。

王波明:你们跟深交所沟通过没有?

尉文渊:沟通过。

尉文渊:上海交易所92年5月份取消涨跌停板制,这个到现在也是资本市场重要的话题,当然从很多板块已经不同的差异化的规定,事实上中国股市刚刚建立的时候,我们是实行非常严格的涨跌停板制度,那个时候不仅仅是说我们要防止波动,还有就是很重要的意识形态在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其中把维持股价,防止大起大落,防止尔虞我诈,所以实行非常研的涨跌停板,上交所开业的时候到了5%,到了两三个月我们把涨跌停板幅度从5%降落道路了千分之五。

所以今天的股票成交量没有达到也不能涨,严重的后果有教训,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延续到刚才91年底我们朱槠基朱总理听两个交易所的情况汇报,会上表扬深圳放开股价,因为深圳91年的时候10月份放开股价,我说海外回来说这个事情,深圳放开我这里可以放开做工作。

后来交易所自己放开幅度然后全面放开,刚才贺教授谈到的。

王波明:为什么当时表扬深圳交易所?

贺强:深圳已经放开上海没有。

高西庆:所以那个时候开会说深圳搞的差一点上海搞的好。

尉文渊:当时放开股价一个重大的突破,价格机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保障措施,我们初期的那些传统形成的意识,那一年跟南巡有关系,所以这个市场布置迈的比较大,当时说一天翻一番大家不要以为市场畸形,这个长期的压力扭曲导致的问题,放开之后当天就涨了。

尉文渊:我三十年前我们发展证券市场,还有30年之后同样做这个事情什么差别,30年前我们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处在一个中国改革大的特殊时期,要克服很多意识形态传统习惯性的东西这些干扰,但是30年后我们看这个是什么,不仅仅是说规模全球影响力在经济的促进力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发展条件发展环境无论内外都有非常重要的变化。

前端时间媒体采访我说,如果三十年前给我这个条件可以做飞了,可以看到中央对资本市场的重视提到了高度还有发展的力度超过了历年,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保障还有资源支持发展决心,再加上刚才来讲的,我们只要坚持改革发展这个市场一定做飞了。我们更打更快速的成长,其实中国证券市场第一指的是什么,以我的了解中国资本市场现在在很多方面我不叫第一了他走了前列,这个市场技术体系、业务体系、市场效果都是全球第一已经走在了前头,如果我们坚持发展这个市场非常有希望的,成为全球最大的效率最高的,财富管理功能最好的经济功能完全能够支持中国经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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