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之“死”

文 | 宋彦成《财经》杂志西部中心公司产业组研究员   编 辑 | 方彬蔚

2020年12月15日 21:22  

本文6431字,约9分钟

1

上世纪初,郑辟疆在日本长崎农林高等专科学校蚕丝科毕业后,回到江苏吴江老家,致力于复兴乡村蚕丝业。

彼时,国内所产土丝因蚕种问题,以及传统手工制丝未能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等,市场大幅萎缩,丝价下跌,蚕农利益受损。

眼见“吾国蚕业日见衰落”,乡民苦困,郑辟疆率一众师生在太湖流域开展土丝改良运动。

与其同此志业的还有费达生,后者从日本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毕业后,任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推广部主任。

在太湖之畔,郑、费因蚕桑丝业结缘,志趣相同,共事二十余年,建国后结为伉俪,也算一段佳话。

作为中国近代蚕业史上先驱式的人物,二人还曾组织蚕农建立养蚕改进社或合作社,并在吴江县开弦弓村开办了机械缫丝工厂。

这也是中国农村首家农民合作股份制企业,以工厂替代破产了的家庭手工业,当时报章有载,称其“业务发展有蒸蒸日上之势”。

当费达生在太湖流域为乡民奔走之际,其弟费孝通携妻王同惠,也正在广西大瑶山调查瑶族社会文化经济事项。

不幸的是,1936年夏,费孝通在此痛失爱妻,随后辗转还乡,同姐姐费达生来到开弦弓村,疗伤之余,亦见证了当地蚕丝业的复兴。

未久,费氏远赴英国伦敦求学深造,并在此基础上写就《江村经济》,其核心观点之一是,乡村的发展离不开工业。

费达生曾撰文称,“丝业是江浙农民的生命线”,然而,这一场由知识界发起的乡村改良运动,却由于中日战争爆发而夭折。

1945年8月,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逾8月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城市满目疮痍,乡野疲敝,而内战又起。

作为早年间活跃在乡村建设领域的晏阳初,适时向当局提出应向乡村教育投入更多资源,后者以内战为由拒绝了。

不过,当时解放区却继续通过土地革命,发展农业生产。

1949年3月,在将部队开进北京城之前的西柏坡会议上,才提出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

此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多个“五年计划”中,当然也是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农村的发展被戴上了金箍。

直至安徽小岗村18个农民“逆天改命”,私下按了血手印后,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始得以被重新正视。

 

2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不断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随着时代变迁,产业更替,“中国制造”率先在沿海地区制造了一大批富裕农民。

单种庄稼制造不出大富贵。

从费孝通提倡把机器工业组织到乡村,再到担任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领导职务期间,不遗余力推广“苏南模式”,对乡村工业可谓偏爱。

与之相应的是,精明的江浙农民亦纷纷弃养蚕桑,搭乘着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车,很快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小康梦。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发展不均衡、贫富分化等问题凸显,不止体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也体现在城乡之间。

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此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新世纪初,历来蚕桑丝织产业发达的江浙地区,由于劳动力、土地要素等成本逐渐高企,于是国家层面开始推进“东桑西移”工程,使得蚕茧主产区渐向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转移。

其中,以广西、四川、陕西等欠发达省区最为积极。就陕西省而言,时任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大扶持力度,推进规模化、产业化,力争蚕茧产量在全国位次有大的跃升。”

蚕丝业内有一个计算口径,干蚕茧的出丝率大约不超过40%,这也就意味着没有缫丝、印染、设计、销售等后续环节的话,产业的综合效益并不高。

如果说城市或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还是资本为了获取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那么从城到乡的要素流动,总是不那么容易。

此中有一个大的背景是,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存在着一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立地条件差,基础设施短缺,产业项目投资少,农民人均收入普遍低下。

陕西省域范围内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就有三处,分别是六盘山区、秦巴山区以及吕梁山区,而处于秦巴山区腹地陕南三市几乎尽在其中。

2006年,陕西省政府决定连续3年,在陕南突破发展资金中每年拿出1000万元,由商务厅、财政厅共同组织安排项目,重点用于陕南蚕桑基地项目建设。

当然,初衷还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增加本地农民的收入,其中政策主要面向的还是安康市,这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3

1984年,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池河镇出土了一件国宝级的文物,鼎鼎有名的“鎏金铜蚕”,如今陈列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鎏金铜蚕”乃是汉代遗物,事实上,安康市无论是种桑养蚕,还是缫丝纺织,乃至于印染裁缝都有一定的产业基础。

从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过程中,安康市的丝绸产业表现甚佳,如安康市第一缫丝厂、第二缫丝厂、丝织印染厂等,无论从规模到品牌再到工艺,在国内都有着相当的话语权。

上个世纪80年代,“梅花”牌茧丝声名远播,为安康市的出口创汇多有贡献。

然而,时间到了2000年后,这些国有企业或因生产技术落后,或在转制过程中受限于丝绸行业发展周期,相继陷入经营困境,纷纷走向下坡路,乃至破产倒闭。

当地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西部,彼时恰逢安康市房地产行业兴起,部分主营业务为缫丝、印染的企业也开始卖厂房、卖地……

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兴起种植黄姜的风潮,当地政府也相应地调整了产业政策,养蚕缫丝、纺织等行业亦日渐式微。

有两个口号可以佐证那一段历史,比如当地政府最初提的是“致富奔小康,养蚕桑”,后来就变成了“致富奔小康,种黄姜”。

一个行业,如果众人纷拥而上的话,规模在短时间内会变的很大,由此造成产能过剩,价格暴跌也就在所难免,利益受损的还是农民。

知情人士透露,当初安康市从政府层面着重发展黄姜产业后,导致产出的成品都难以覆盖农户在种子上的投入,姜农一度上访不断。

当地政府人士表示,“我们老是陷入一个循环,原料收购刚好一些,马上又下滑,供求矛盾导致种养产业一直在折腾和波动。”

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安康市位于秦岭南麓,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的核心水源区,承担着“一江清水供北京”的使命与责任,也难以放开手脚发展工业经济。

其面临的环保压力可想而知,往往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因此,丝织印染也好,从黄姜提取皂素也罢,本身都是具有污染性质的产业,这也是安康市不得不调整产业政策的原因所在。

 

4

安康市蚕业鼎盛时,养蚕户占其农业总户数的一半左右。2005年,安康市桑园面积71.4万亩,占全国的6.3%;全年发种42.89万张,产茧量1580万公斤,占全国的0.3%。

至于安康市的蚕种场,有3家之多,且蚕研所、蚕技站两个事业单位也在制种,年生产蚕种能力50~60万张,居中国之首……

事实上,早年间受益于“东桑西移”工程,广西、云南、四川等省区的部分地市,顺势成为全国最主要的蚕茧产区,俨然蚕桑丝绸也成为当地重要的富农产业和支柱产业。

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蚕桑和丝绸产业的规模与安康市不分伯仲,如今二者差距已是越来越大。

专业人士告诉财经西部,客观上也是由于安康市的气候条件决定了养蚕季节短暂,规模不会太大。

安康境内多山地,“八山一水一分田”,虽然非公经济占比位居全省前列,但可容纳就业的产业规模小、企业少,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务工,这是2000年后安康市决策层难以回避的问题。

“(2019年)我们户籍人口将近304万,常住人口265万,其中乡村人口132万,外出打工的青壮年逾60万,蚕农也就越来越少了……”,安康市政府人士告诉财经西部。

也有个现实问题,鉴于当前安康市丝绸产业链条不完整,且主要集中在微笑曲线中间端,比如低附加值的蚕茧和缫丝,从规模到产值都还比较小。

因此,即便作为陕西省及西北地区蚕茧主产区,安康市在2019年,其纺织丝绸产值仅为62.02亿元,而南充市则为450亿元。

而且,后者还形成了集原料供应、织造、染整、服装及家纺用品、出口贸易,科研教学等为一体的产业链。

2013年9月以来,“一带一路”逐渐融入国家话语体系,“丝绸之路”的概念也被重新提及,陕西省、西安市乃至安康市的蚕业史也都成为时代的注脚,政府层面对于蚕桑、丝绸产业亦颇为看重。

2018年5月中旬,安康市还将“鎏金铜蚕”确定为其城市新名片。与之相应的是,当地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奖补措施,比如对一些小微企业进行补贴,只是数额不大,每年一百万元左右。

这也是由于安康市在丝绸产业链上的纵深不够,比如具有高附加值的设计和销售环节,还主要集中在江浙等地。

 

5

袁天(化名)是安康市本地人,1984年大学毕业后,旋即进入当时西北规模最大的安康地区(安康市)丝织印染厂工作。

印染厂倒闭后,袁天先是与本地国企合作做一些事情,2002年之后,开始独立创业,后来出走西安创立公司。

当前,其名下公司主营业务涉及丝绸制品的设计和流通,其生产端则主要仰赖江浙地区的企业。

早年间,袁天的公司还和陕西天成丝业有过合作,后来也就断了。

作为在原缫丝厂基础上改制成立的民营企业,天成丝业成立于2004年6月,系石泉县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进来的江浙企业。

其实际控制人沈利根在安康市颇有名气,在石泉县更是无人不晓,当地蚕农告诉财经西部,他们每年种桑养蚕所得蚕茧全部售予了沈老板。

财经西部获悉,安康市现存缫丝企业仅有7家,今年以来,由于资金链断裂、疫情等原因,石泉县仅有的两家的缫丝企业,只有一家还正常生产,也即陕西天成丝业。

2008年以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蚕丝业再度面临困境,丝价下跌,至今未能完全转圜。

“主要还是产业链的问题,过去丝绸出口,现在由于受到一些冲击,何况整个丝绸的消费市场都在萎缩。”熟悉内情的人士告诉财经西部。

如今,袁天企业的丝绸生意倒是做得如火如荼,虽受疫情影响,还能正常营业,据其所述,也是得益于拥有一批固定的客户。

财经西部获悉,早年间,袁天的公司还涉及国外业务,最近一两年,其业务主要聚焦在终端层面,即在线下开设店铺。至于国外的业务,也已经全部交给有合作的浙江企业。

袁天告诉财经西部,其名下公司每年有数亿元营收,光在西安市内便布局有数十家店铺。公司旗下品牌丝绸产品主要还是针对国内消费群体,价格从几百元至几万元不等。

依其所言,也是得益于西安市近几年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我们占着这个地利,也做一些丝绸文创类的东西。”

至于安康市内的业务,袁天称也有专门的团队在运作,目前在安康市一区九县的市场调研已经完成,预备在年后拓展地方市场。

据袁天所述,之所以有此安排,也是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比较看好安康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蚕桑产业基础和文旅消费市场。

有媒体报道称,2017年以来,随着国际茧丝市场回暖,茧丝价格上涨,当地农民栽桑养蚕的积极性又被调动了起来。

不过,据当地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西部,“实话说,蚕桑丝绸产业现在滑下去了,我们安康很多农民宁愿种魔芋……”

 

6

近年来,安康市在种植业上调整了过去以粮为主的局面,重点发展高效的经济作物。譬如,从前安康有三宝,桐油、蚕丝和冬桃,如今当红的是茶叶、魔芋和烤烟。

而今,子午道上兴桑养蚕的盛况已不再现,目下来看,安康市一区九县,也主要是石泉县、汉滨区和汉阴县还在鼓励发展蚕桑,至于其他区县业已改弦更张,发展其它效益更高的产业了。

“养蚕是个辛苦活儿,每年养蚕季节,我每天在早晨四点钟就要起床,晚上近十二点才能睡觉……”安康市石泉县池河镇明星村蚕农赖珍彩徐徐说道。

赖珍彩算得上是当地的养蚕大户,流转本村土地30余亩,每年可养30余张蚕,出茧1500斤左右,除却土地费用、用工成本等,年收入十余万元,不过并非所有蚕户都有此财运。

由于蚕本身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动物,需要时时照顾,伺候周全,也因此非常考究蚕农的经验和技术,当地诸多蚕户不得不委托他人代养。

赖珍彩因此一技傍身,才能多建蚕室,代人饲养小蚕,也算一门不大不小的生意。

但是,赖珍彩也有苦恼,今年以来,当地生丝企业收购蚕茧的价格从每斤近26元降至18元左右,虽有政府补贴,她心中还是颇有不平。

2017年10月以来,从国家层面亦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鼓励资本、技术和人才下乡,声音和动作不断……

尤其是早年间大力发展黄姜产业却收效甚微,安康市在将目光投向文化旅游产业的过程中,发现曾经被抛弃的蚕桑丝织产业综合效益居然不低。

于是,从地方政府层面,又开始鼓励农户种桑养蚕,发展丝绸产业,预备延伸扩大产业链。财经西部了解到,2018年,安康全市新栽桑树1000万株。

事实上,相比于全国蚕茧第一大产区的广西而言,陕西与其相比的劣势在于,一年只能养3季蚕,而广西一年可养8—10季蚕,农民种桑养蚕的积极性很高,很多都是专业蚕农,而非只是将其作为副业。

安康市蚕桑研究中心主任陈正余告诉财经西部,目前已研制出养蚕的饲料,可解决安康市养蚕季节过短的问题。

财经西部调查获悉,安康市石泉县目前也正在积极推进金蚕小镇建设,打造以农桑体验和康养休闲为主题的旅游村,还开发了不少蚕桑产品,试图以此作为蚕桑丝绸产业发展破局的锁钥。

譬如,明星村成为安康市石泉县主推的“明星村”后,来旅游的人多了,慕名前来采访的媒体也不少,接待游客和媒体占据了赖珍彩不少时间,算是幸福的烦恼。

公开数据显示,在2019年,安康市丝产量仅为1000余吨,较之上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业内人士表示,“种养产业的蛛网效应特别大,只有下游产业深,其源头的收入才会稳定,才会有订单、合作和激励。”

 

7

当前,陕南安康市的深度贫困县均已摘帽,而此前在陕西全省,无论是贫困人口数量,还是贫困发生率都居前列。

而今,传统蚕丝业式微,土地稀缺,而种养产业,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只能解决温饱,其又何以致富?

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西部,在安康市这一轮的脱贫攻坚过程中,诸多举措多依赖财政输血,即便是当前大力发展的种养产业,也需要借助行政的力量去消化。

那么,在未来又该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如何去有效衔接呢?

2018年两会期间,中央提出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就安康的乡村振兴,当地政府人士告诉财经西部,“其实也不完全是原来的一些村落,比如新型社区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点。”

近年来,安康市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将近百万人口被纳入移民搬迁的范畴,安康市为了解决就业的对策之一是发展社区工厂。

这些主要分布在安康市河谷地带的集镇,其所培育的“新社区工厂”,是否也如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可为当地农民带来富裕生活呢?

眼下来看,恢复与发展乡土工业,在今天的安康市已不现实,毕竟全域近乎92%的土地被限制或禁止开发。

有熟悉安康市情的研究人员告诉财经西部,“欠发达安康,以及整个的陕南必经之路,就是产业链的深加工。”

未来,对于那些离土又离乡的农民而言,当其面临身份转换之际,又将做何抉择呢?

(部分图片来源: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打开财经APP,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更多相关评论 
打开财经APP,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相关新闻
热门推荐
打开财经APP,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