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归来,还是通缩-债务螺旋?

《财经》杂志   文/邵宇 陈达飞 谈润青     

2020年26期 2020年12月21日出版  

本文684字,约1分钟

债务与贫富分化是压抑总需求和名义利率,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革命有可能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还将提升劳动生产率。这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压抑了物价或工资

就像自由落体的物质只有在遇到地面的时候才会反弹一样,影响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利率、就业与物价的部分趋势性因素——全球化、价值链贸易和人口——在后危机时代已悄然出现临界点,其影响将逐步体现在商品、要素以及货币的价格之上。本文聚焦于通货膨胀和与之相关的劳动力市场。

临界点左侧是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胜利,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利率和期限溢价持续下行,工资增速停滞,收入分化加剧,劳动份额下降;临界点右侧是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复兴,名义利率降无可降,失业缺口转为负值,通胀中枢或明显上升,其中短期压力甚于长期,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或再次转向陡峭……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制造业产业链加速调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采取的超大规模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或许就是点燃通胀的烈火。10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的最新数据显示,明年通胀预期跳升至7%,较5月的第一次跳升(3.2%)又上一个台阶。虽然其中有翘尾因素,且对下一个五年通胀预期仍然低迷,但这种扰动也足以引起政策当局和市场人士的关注。

后危机时代是破除信仰的时代,传统经济理论在解释或预测宏观经济运行中几乎是集体遭遇了“滑铁卢”。这又突出体现在通货膨胀问题上。衰退期,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并未带来通缩;复苏期,产出的上升和失业率的下降也未带来通货膨胀。当下,通胀风险几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如何避免通缩-债务螺旋才是政策当局的首要关切。实际上,在信用货币时代,通缩实属罕见(图1、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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