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年伊始，中美关系的一条新闻成为当天最大的新闻，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2021年1月1日宣布，将依据美国总统行政令强令三家中国国有通信行业巨头从纽交所退市。此举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选举失利”后推出的最新重大政策举措，表明其政府正寻求利用任期剩余的月余时间打击中国。
在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骤降至数十年的最低点。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了四年，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到金融战，一路向下。在过去几十年中，经贸关系因在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发挥的作用，被称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但在特朗普时代，中美经贸关系被认为从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变成绊脚石。除关税之外，负责审查涉及国安风险交易的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CFIUS)，对中国企业采取更为严格的立场。美国的打压还延申至风险资本投资。由于CFIUS也在审查大量少数股权投资，许多中资风险投资基金以及一些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基金在过去几年也离开美国市场。
蔡瑞德(William Zarit)在2009至2014年间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 负责管理、推动和协调美国商务部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沈阳使领馆商务处的各项贸易促进，贸易政策和贸易谈判的工作。常驻北京之前，蔡瑞德在美国商务部商务服务局担任助理部长帮办一职，负责管理美国驻世界各国使领馆商务处的工作。美国商务服务局是联邦政府的一线贸易机构，促进美国的出口贸易，吸引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并保护美国在海外的商业利益。担任该职以前，蔡瑞德曾任美国商务服务局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主任。
在特朗普时期，蔡瑞德出任中国美国商会的理事会主席。那时他提出的建议是，中美需要新的“大交易”，而不是斗来斗去。在蔡瑞德看来，特朗普制订的对华政策有些走极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双方似乎都不了解对方。
中美关系在经历了自建交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后，在进入拜登时代之际，中美关系能否重回正轨，很大程度上也看中美经贸关系将如何演绎，这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自从上世纪90年代就参与了美国驻华使馆商务部门的工作直到2014年退休的蔡瑞德，显然是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最权威的观察者之一。12月底，《财经》记者专访了蔡瑞德。在他看来，白宫会更加理性、更具战略性，中美关系会在那样的前提下发展。他对中美关系会变好持乐观态度。
如果重启，怎样重启中美关系？
特朗普制订的政策有些走极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我认为两国对彼此的印象都基于民族主义，自豪感和许多误解，这些印象不幸地存在惊人的误差。无论谁做出对华关系的决定，我都希望他们能找出真正的问题所在，分歧所在，双方似乎都不了解对方
《财经》：美国总统大选已结束一个多月的时间了，美国政府换届在即，你是否看到中美关系中有向暖的迹象？
蔡瑞德 ：特朗普政府在任职的最后这段时间更紧锣密鼓地诋毁中国，推出更多的制裁和舆论造势。中国则在一定程度上言论温和，似乎处于观望模式。阻止中美一直以来消极的互攻，走出这一恶性循环，不能说是“更好”，我会说“没那么差”。
拜登政府现在仍没有透露与中国打交道的计划，它不想没必要地去挑衅中国，但必须显得强大并致力于解决双方彼此竞争的议题。即使在拜登就职典礼后，我相信白宫除了说话的语气更加成熟之外，不会有很多戏剧性的变化。那时的白宫会更加理性、更具战略性，中美关系会在那样的前提下发展。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情况会变好持乐观态度。
《财经》：中美关系在大选前被认为“处于非常危险的关头。”
蔡瑞德：特朗普政府就是一直螺旋向下——你听得出来我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这届美国政府的大部分政策除了象征意义没有其他指向，甚至包括它采取的那些制裁措施。我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采用一些策略。美国方面过去几年用的是没有系统的战术，我们需要的是战略。“伤害中国”不是战略的应有之义，但确实我们需要动用影响力。这样做的目标不是伤害中国，而是为了两国能得以共存，两个差异很大的经济体能彼此互惠，同时存有国家安全的意识。我希望这是拜登政府施政的方向。
《财经》：拜登时代是否会是奥巴马政策的回响 ？你提到美国对华政策没有战略，拜登的对华战略选择是否是奥巴马式的？
蔡瑞德：我不这么认为。那时奥巴马政府非常重视全球变暖，集尽全力于此，为能与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放弃了解决与中国间存在的问题。 现任美国政府开始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不幸没有采用经济上非常有效的战略性方式，反而主要依靠关税。我参与了美国驻华使馆商务部门的工作，这方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90年代，一直到2014年我退休，前后三十多年。其中我们遇到的很多是同样的问题，只是美国方面什么也没做。我希望以后在这方面能有所改进，不过民主党如果没有参议院的多数席位，拜登想要做成事也很难。
《财经》：特朗普把中关系推到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他把“中国”变成普通美国人不满的发泄筒。
蔡瑞德：美国像一个钟摆一样不停地摆动，它偏到一边很远就能预见它会向中间回归。人们有很多挫败感。比起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美国人总体而言比较天真。他们看待事物更简单，过去有些低估了中国，现在也许又高估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及未来的影响。 我感觉美国仍将尽最大努力解决我们认为的不公平贸易规则，这一点会更加明确。
特朗普政府试图对中国施加影响、试图伤害中国企业的举动适得其反，它实际上伤害了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那些关税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它们无疑对美国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必须对此有所了解，而不仅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用一揽子政策来应对，甚至抛弃了人文交流。
阻止人文交流、停止政府层面的沟通都不是答案。我参与了中美商贸联委会(China-US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JCCT)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两个中美对话项目确实没取得大的进展，在某些情况下充其量是在一些有争议的经济和商业问题上取得了渐进式的进步。这些对话有一定的效果，基本上使两国在工作层面和更高的领导层面上彼此了解，在出现问题时知道去找谁，可以交流思想和感情。所以这些对话不一定要完全抛弃，但至少要有改进。
在这些两国的年度会议、双边讨论中，我们四处奔走，设法获得一些能交给新闻界的成果。通过新闻界的报道证实我们全年所有这些时间，金钱，精力都没有白费。但回头去看，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届美国政府说，够了! 但他们制订的政策又有些走极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
《财经》：一方面两国间的敌意已在各方面渗透，一方面你也提到互不往来不是办法，那中美如果有沟通会是怎样的沟通呢？
蔡瑞德：中美将会有某种形式的交流。双方一直存在沟通，但沟通有限，主要围绕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进行。我希望双方启动有意义的对话，努力实现一些具体目标，互不交谈非常危险。我记得2018年我担任中国美国商会主席时在《南华早报》评论专栏撰文，我文章的前提是，多年来美中之间实现大交易（grand bargain）是基于互惠互利：美国获得大量中国廉价商品，大公司赚钱，政客们满足于选民因购买便宜的中国商品而有消费的能力；当然中国则获得了技术、知识、外国投资，这些帮助中国国内实现就业。一位美国研究员在2009年至2013年间在香港某大学做了一项研究，估计在直接投资和涓滴效应的影响下，有三分之一的中国GDP依赖外国投资，占比相当大。那时特朗普上任一年多，我断言两国的大交易已不再可能了。
我指明中美需要新的“大交易”，而不是斗来斗去。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新的大交易。当然特朗普政府的决策者没有听我的。
经贸十字路口
贸易战对企业的影响要比新冠病毒更严重。在绿地投资、棕地投资甚至并购等方面中国的大量投资会对美国有所帮助。这是美国必须加以审视并明智地应对的问题。希望中美能有《双边投资协定》
《财经》：动用关税的作法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证明是徒劳的，也被世界唾弃，经过特朗普政府把关税“正常化”的四年，拜登会把削减关税作为解决复杂而敏感的中美关系的突破口吗？
蔡瑞德：拜登不会一上台就应对关锐问题，他没有政治资本。即使他想要取消某些关税，特别是那些给美国公司造成巨大伤害的关税——他们也应该取消，但拜登政府必须继续表现出勇对中国的立场，取消关税也要找到拿什么做回报。所以我认为关税不会很快削减。拜登政府首要专注的会是疫情打击下的国内经济，解决美国经济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并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话虽如此，对外贸易占GDP的百分比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是美国国内经济议程的一部分，但显然不会成为焦点。
《财经》：拜登正式提名华裔女性律师戴琦（Katherine Tai）为下一任贸易代表。她会推动贸易战的不同走向吗？
蔡瑞德 ：我听到的关于戴琦的所有信息都很正面，她聪明有经验，非常懂国际贸易，她不是低眉顺眼的人，与内阁其他人打交道时，她会坚持自己。让她担任贸易代表我很乐观。我想她会深入分析关税对美国公司的危害，因而在处理关税问题时更谨慎，但她和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如我刚才所说，能做的有限。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不容乐观。取消对华关税在某些人、尤其那些无论如何批评民主党政府的人看来，是美对华示弱。
内阁人选中我很感兴趣谁会担任美国商务部长。一是我曾经在商务部工作，另外现在商务部负责美国的出口管制和制裁已成为中美关系越来越重要的方面。
《财经》：也就是说拜登时代与特朗普时代的区别可以体现在贸易代表扮演角色的区别上？
蔡瑞德 ：这个问题很好。我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扮演的角色会发生变化：她发挥作用不是通过像前任一样攻击所有人，包括和美国志趣相投的国家和盟友，她会更理性，更有战略高度。听说拜登政府寻求的是与那些经济基于私营部门和竞争的盟国合作，但不会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合作。美国会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或其新名字），但不会很快发生——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面对很多问题，加入TPP会对中国施压有所帮助，然而美国工人、工会和未从全球化中受益的美国选民受到离岸外包的伤害，他们的声音也必须被考虑。我个人的希望是美国尽快加入TPP，美国的政客则要像走钢丝一样，努力把所有的贸易协定通盘考虑。
《财经》：美国工商界曾一直是支持中美关系的重要力量，但在特朗普上任前后，很多分析说他们有很多抱怨，因此与中国渐行渐远。经历了特朗普的四年，美国工商界对中国的态度是否有所转变？
蔡瑞德：最初的症结仍然存在：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抱怨，即国有企业得到补贴、优惠贷款及保护主义的支持后进入国际市场与私人公司竞争。这就像一个国家与一个公司竞争一样；市场准入的问题仍然存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仍然存在。
话虽这么说，过去十年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进步，在公平竞争和市场准入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某些行业也在缓慢开放——碰巧这些行业在中国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似乎都不需要外国公司提供的技术了，但中国依然允许这些行业进入，并热烈欢迎那些在技术上对中国有帮助的企业。
虽然症结和抱怨都在，但美国公司持续在中国运营，继续依赖中国为其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企业已意识到转移供应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多外国企业都在进行供应链多元化，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完全离开中国，但这需要时间。许多外国公司意识到，即使没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它们仍然可以在中国盈利。
实际上，有一半或超过一半的美国企业的在华业务就是冲着中国市场去的。它们看到中国市场巨大且还在不断扩张，它们做得很好并希望越做越好，不会在短期内走人。相信让这些抱怨的企业感到沮丧的是，它们想要的是美国战略性的应对、对美国公司有利的应对，但是没有，我知道这些企业总体上对美国新政府持乐观态度，希望它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
《财经》：疫情似乎让中美脱钩有了更多的可能。
蔡瑞德：我不这么认为。我和那些在北京、上海及中国其他地区与国外企业合作的人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似乎都恢复正常了，而且恢复正常已有一段时间了。我认为疫情带来了很多难题和苦恼，比如不能旅行，伤害了一些商贸往来，但贸易战对企业的影响要比新冠病毒更严重。
因为企业失去了业务，失去了利润，不得不转移供应链——非常昂贵的举动，尽管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有必要转移供应链，但应该早有行动，而不是现在。
短期内那些在中国的企业由于中国经济正在复苏，其业务也恢复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当然全球经济目前正处于疲软状态，且会保持疲软的状态直到人们都接种了疫苗并重新恢复正常。全球经济疲软无疑对中国有不利影响。
《财经》：美国企业经历了特朗普政府的四年，现在面对疫情的再次恶化和严重受挫的经济，它们是否会考虑到中国投资呢？
蔡瑞德 ：美国企业对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对华经济方面的政策喜忧参半。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总体上得到商界的支持。受中国反制政策影响的一些美国企业实际上做得也没那么糟糕，这实际上取决于其所在的行业。比如很多美国农民反对贸易战，他们首当其冲，但也有一部分农民出于爱国支持贸易战——当然特朗普政府给受影响的农民提供了补贴，使他们不至于破产。
美国企业也情况各异。我认为美国企业不喜欢的是中美关系的总体方向。实际上在中国运营的美国企业中，有一半以上认为中美双边关系对它们的业务而言是最重要的。换句话说，中美关系是这些美国企业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
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仍在继续，中国将继续是美国企业投资的主要接收国。一些美国企业公司（它们不是大多数）会增加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比例。有些美国企业也许会减少在中国的投资，有些企业会暂停在华投资，2021年用一年左右的时间看两国关系发展再做决定。
《财经》：中国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与2016年相比下降了90%，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政策导致的结果。这个趋势在拜登时代会得以扭转吗？
蔡瑞德 ：我希望中国对美投资得以扭转。
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制度变革的法案，某些领域的收购受到严格审查，更多地关注谁在进行投资，那些有军事关联企业、国有企业会受限。
我不反对美国政策继续关注国家安全问题，但允许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的中国投资者。我认为在绿地投资、棕地投资甚至并购等方面中国的大量投资会对美国有所帮助。这是美国必须加以审视并明智地应对的问题。希望中美能有《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Treaty, 简称BIT），很多人已呼吁了很长时间。在现在这样的政治时刻它有点遥不可及。但我认为它具有可执行性，需要双方真正遵守协定并为之采取相应的行动。
《财经》：我曾经收到佛罗里达州一些地方政府希望中国来投资的信息，这是特例还是？
蔡瑞德 ：美国不同的州和县郡都从中国的投资中受益，来自中国的投资为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并对当地经济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同中国间有很多纠葛，其中很多也不是无事生非，不过美国的体系非常有趣，州确实有一定的独立性。美国地方政府包括一些州在内，无论是在环境保护方面还是吸引外来投资方面都和联邦政府唱反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