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先生走了!他推动了80年代文化热和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盛子胥     

2021年01月11日 17:11  

本文4828字,约7分钟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于今早去世,享年90岁。无论是他主持的《读书》杂志,还是他出版的大量图书,都影响了几代读者

对于许多年长的读者而言,对沈昌文的悼念,也包含着对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追忆。以出版事业推动80年代的“文化热”,并启动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沈昌文的贡献和他出版的那些图书一起,将作为精神遗产,滋养后人。

01 经历:从学徒工到总经理

沈昌文先生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在上海的育才中学念到初中一年级就去当了学徒。从1945年3月一直做到1951年3月,期间进入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毕业。1948年在上海的霞飞路学过俄语。

▲2019年沈昌文先生在上海书展期间,为读者签名(供图/胡洪侠)

1951年初,沈昌文进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半个多月后就被调到了北京,他伪造了学历,冒充大学生,进入人民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的人事部门后来查出来了,沈昌文也做了交代。因为他学过俄语,到北京后还翻译了一些苏联的书,所以还是在出版社待了下来,而且很快被培养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工资从刚去时候的33元提为99元。

从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沈昌文历任人民出版社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等职。从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

在沈昌文主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期间,出版了西方经典著作《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以及蔡志忠漫画、金庸著作,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将饮茶》,巴金的《随想录》,董鼎山的《西窗漫记》,郁风编的《郁达夫海外文集》,夏衍、胡风等一批优秀作家的杂文集等等。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旧版《宽容》

1987年6月,《文化:中国与世界》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一个以甘阳为主编、以研究西方人文学为主的知青一代青年学者组成的编委会,短短三四年间主持策划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以及《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等上百种出版物。

其中“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影响力最大,生命力最长,满足了文化复苏、思想饥渴年代读者了解世界上各种思潮的迫切需求。

在80年代,“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与“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及中国文化书院,三大机构一起引发了1980年代的“文化热”。因此可以说,沈昌文在出版上推动了“文化热”的形成。

图书出版是沈昌文一生的主要事业一。这不仅体现在他做三联书店负责人期间出版了大量的好书,并且在三联书店带出了一批人。也体现于他1996年1月退休之后,和俞晓群合作,先后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海豚出版社“发挥余热”,他创办了《万象》杂志,读者所熟知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等等丛书,都凝聚着沈昌文的心血。

俞晓群曾经在多篇文章中谈及,自己从沈公那里受益不浅。

▲2019年沈昌文先生在上海书展期间,为读者签名(供图/胡洪侠)

而沈昌文也乐意将自己的出版理念和职业经验与后辈分享。他自己总结的出版之道是二十字箴言:“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

他解释说,“吃喝玩乐”是老要请作者吃饭,老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得作者的欢心,约到好稿子,当然有时候退稿也要请客。“谈情说爱”是编辑跟作者要有感情,要有爱,建立很好的关系,然后可以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们的无形资产。“出卖情报”是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也因此满足了我“吃喝玩乐”的习性。“坐以待币”就是不能赔钱帮闲,帮过的单位得给报销“吃喝玩乐”的费用。

在俞晓群看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沈昌文开朗、幽默的性格。这二十个字,字字都体现出一个老出版人的良苦用心,却是以一种利己利人的方式出现的。”

02 主编《读书》杂志,为一代读者提供精神食粮

而沈昌文的另一项事业为《读书》杂志。

研究者刘业伟将1986-1996年称为《读书》杂志的沈昌文时代,在此阶段,《读书》杂志被认为是“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的刊物,具有六大特点:1.兼容并蓄;2.桥梁文化;3.提倡“新知”;4.“不伦不类”;5.强调宽容;6.服务读者。

沈昌文自己总结《读书》杂志的办刊思想时提出过办刊的“三无”论:无能、无为、无我。他自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因此兼容并蓄,《读书》杂志的作者,涵盖了科学、人文、社科等多个领域的学者在思想观念方面,无论是左翼、后现代、自由主义与“西马”,《读书》都对它们敞开了大门。

▲《读书》杂志

沈昌文在1987年第4期《读书》上提出杂志要做“通往‘精英文化’的桥”:《读书》的任务只在介绍、引导、汲取,它的主要工作不是在学术上进行创立和建树。如果还可另立一个名词来表达《读书》的性质,也许可以勉强称它为桥梁文化,即人们也许能通过它而到达“精英文化”之彼岸,但它本身并不是彼岸。

在提倡“新知”方面,《读书》杂志创刊以来,竭力介绍国外文化界、读书界的情况,帮助读者开阔视野,扩大选择余地。为《读书》撰文介绍海外情况的作者首先来自海外学人,其次是国内的学者、教授,以自己研究国外新理论、新思潮的心得,发而为文,启迪后进。一批身居海外的作者如董鼎山等人,更是《读书》杂志的长期作者。

而所谓的“不伦不类”,指的是《读书》杂志注重的不是专业性特别强的学术论文,而是篇幅不大的“品书录”。这类文章使知识分子得到了很好的“脑力操练”。而《读书》把文章的可读作为了自己的生命线。

《读书》十周年的时候,沈昌文作过一个总结:十年来,《读书》倡导了“读书无禁区”,传播了“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个学派……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读书》提出“解放编辑”的口号,只有编辑生产力解放了,才更可能解放其他学术理论的生产力。“解放编辑”的前提是文化环境的宽松,只有编辑得到解放了,编辑才能实现首要的社会责任——解放知识的生产力。

此外,《读书》杂志还创办了服务日,与各方读者直接交流。

作为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读书》杂志的地位可谓独一无二,独领风骚。它坚持解放思想、读书进取的风格,坚持面向知识界、服务知识界的格调和品位,赢得了知识界的普遍喜爱,成为思想界改革开放的标志,影响了几代读者。这其中,无疑有着沈昌文的巨大贡献。

除此以外,沈昌文主持的《读书》,还在进入90年代,有力推动了人文精神大讨论。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文化界普遍低迷。1992年南巡讲话发表后,市场经济席卷中国物欲主义盛行,拜金主义风气弥漫,国民道德滑坡,知识分子一时无所适从。

1992年初夏,《上海文学》杂志“批评家俱乐部”栏目打算恢复。华东师大的学者王晓明、徐麟、崔宜明、张闳、张柠等人在一次讨论中批评了两种当时比较流行的文化:一是王朔的痞子文学,二是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商业倾向。认为当前文学已出现危机,“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

这篇对话体后来命名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发表在1993年6月的《上海文学》上。

文章发表之后,十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讨论。1993年冬天,华东师大召开了全国文艺理论学会年会,各地学者来了一二百位。白天正常开会,晚上,王晓明等人就约在一起,在华东师大的教室讨论。

▲2019年沈昌文先生在上海书展期间(供图/胡洪侠)

在此之前,王晓明写信把这事情告诉了当时的《读书》主编沈昌文。沈昌文就和编辑吴彬来上海参加这一晚的讨论,一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听,然后就回去了。回北京的第二天,吴彬就写信告诉王晓明,说他们支持这个讨论,准备在《读书》上连续发表6期讨论稿。

随后,王晓明等人在上海分了五组,在南京分了一组,分别讨论,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陆续寄给《读书》,并在第3期至第8期发表。

持续的讨论文章在《读书》发表后立刻引起热烈的反应,人文精神大讨论由此被推向了全国并很快成为一个“媒体事件”。国内外报刊广泛转载,日本的报纸也做了报道。在持续两年的过程里面,不断有学者加入讨论。

可以说,沈昌文主编《读书》杂志的介入,为这场讨论起到了无法替代的推动作用。

03 晚年经常背着双肩包在三联书店转悠

如果说,沈昌文在图书出版和主编《读书》杂志,推动了八九十年代思想界的潮流,那么,在为人处世方面,沈昌文身上也有许多闪光点。

晚年的沈昌文写了好几本书,讲述自己出版生涯,人生经历,和文化人的交往。此外,他还出版了《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遗憾的是,这本书有很多删节。

沈昌文的出版二十字箴言中,“吃喝玩乐”是很重要的一项。他出过一本书:《吃心不改》。几十年来,沈昌文请过无数的学者和作家一起吃饭,在饮食安排上,他对宾客的招待极其用心,经常在举杯换盏,主宾融洽之时,一些出版项目、出版线索和出版方向就在脑海中产生,无数的海内外学者和作家、艺术家、出版人、读者等等,都成为了他的熟人。

可以说,沈昌文的人脉“相识满天下”,而他也给很多人留下了和蔼可亲的印象——无论同龄人还是相差几十岁的晚辈。

▲签名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供图/魏英杰)

晚年的他经常背着一个小双肩包,在三联书店附近转悠。很多认识的出版人、作家、学者和读者都争相和他打招呼。

著名出版人俞晓群和沈昌文来往密切。在它看来,沈昌文一直低调做人、降低身段做事。他自称什么都一知半解,最多只是一个“知道分子”。在学者面前,乐于自称“我不懂”,实际体现的是对作者的尊重与检验。

沈昌文主张,出版人最好游离于各个学派之外,最好不要随意得罪人,遇事最好不要急于站队表态。这也是一种基本的职业训练。对于媒体编辑和出版人而言,这些话看似“无甚高论”,却凝聚着沈昌文的人生经验及数十年从业感悟。在沈昌文之后,像他这样的出版家可谓凤毛麟角。

而沈昌文时代的《读书》也仍然让人怀念:那时,无论左派右派、保守还是激进,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在他之后《读书》杂志的汪晖时代,知识界明显分化。这其中,既有时代的因素,也与沈昌文的办刊理念相关。

对于许多年长的读者而言,对沈昌文的悼念,也包含着对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追忆。以出版事业推动80年代的“文化热”,并启动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沈昌文的贡献和他出版的那些图书一起,将作为精神遗产,滋养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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