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疫情流调看中国城乡一体化

文 |《财经》新媒体主笔 十年砍柴    编辑 | 蒋诗舟

2021年01月14日 16:01  

本文2111字,约3分钟

城乡已然高度一体化,也就要求疫情防控必须做到城乡高度一体化。

近些天来,黑龙江省望奎县成为继石家庄市藁城区后又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新冠疫情暴发地。自1月9日该县发现首例感染者以来,几天内已蔓延3省8地,感染者破百。

1月11日,黑龙江绥化市人民政府通报首批感染者的活动轨迹,并宣布对望奎县所有小区村屯封闭管理。从当地疫情流调显示,新冠病毒先在一个家庭内传播,然后扩散到社区。

当地第一个被确诊的无症状感染者王某鹤,女,30岁,住望奎县佳兴小区。2020年12月20日至29日,在望奎县佳兴小区居家未外出。12月29日13时30分,由其表妹陪同到县人民医院做四维彩超,做完彩超步行回家。2020年12月31日12时,由其父亲王某龙开私家车接到惠七镇惠七村李景华屯父亲家中,至1月8日在父亲家中未外出。1月9日早,到县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体温检测正常。1月9日18时10分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王某鹤的儿子张某宇和她的父亲王某龙、胞弟王某生、母亲陈某云皆被感染。这家人十来天的活动轨迹,可以看出中国一个县域内普通一家人生活的日常,从这种日常亦可一窥中国城市化之路。

王家这个原生家庭的住址在望奎县惠七镇惠七村李景华屯,这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末梢。在屯子里,这家人仍然有住宅(应该还有承包的耕地),第一代的老两口即王某龙、陈某云夫妇仍住在屯子里。作为第二代的王某鹤,结婚有了小家庭后,在县城的佳兴小区买了房,常住在城区。她的弟弟王某生,一位17岁的小伙,似乎已不再上学而处在待业状态,其活动轨迹呈现了一个典型的小镇青年的生活状态:2020年12月21日至26日,他在一顺早餐店、二中正门对面院内超市、二中西侧黄焖鸡米饭、二中附近雨菲台球厅、和平小学附近大旗台球室吃饭、购物、娱乐。1月3日,乘车返回望奎县,到小北理发店理发,到8号台球厅、碰撞吧台球室、星际网咖上网、县人民医院路南东侧烤冷面摊娱乐、吃饭。这家第三代即王某鹤的儿子、11岁的小学生张某宇,其生活完全城市化了,“2020年12月20日至12月25日,在望奎县和平小学正常上课,期间曾有4天到望奎县朗通英语补习班;12月31日12时由其姥爷王某龙开私家车接到惠七镇惠七村李景华屯姥爷家。”

望奎县是黑龙江省绥化市下属的一个农业大县,2018年才脱贫摘帽。这个农业县里一家人,除了父母还住在老家外,第二代、第三代已完全成了城里人。孩子的父亲没有出现在流调里,或许他在更遥远的都市经商、务工,挣钱养家。一斑窥豹,从这家人的生活日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这些年快速的城市化席卷了每一个角落,城乡已经高度一体化,不与城市发生关系的“世外桃源”几乎是不存在的。如王某龙、陈某云夫妇,也许还是农村户籍,村里有房有地,但他们的生活已与城市有着紧密的关联。

王某龙开着私家车接女儿和外孙回乡下,从这个细节也能判断出这些年中国农村私家车普及率很高。像王某龙这位五十多岁的东北农民,活动范围很广,十几天内,他开车在本县域到处跑,其间还跨县到绥棱县富都酒店参加婚礼。望奎县惠七镇的其他感染者流调显示,当地村民有私家车的不少。石家庄市藁城区新冠感染者的流调显示,村民的生活状态和望奎县差不多,村民开私家车外出是常态,老人大部分在本镇、本村活动,但一些年轻人在石家庄城区工作,往返于城乡之间。

王某鹤一家人的生活状况也能说明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路径。一县范围内,大量乡村青年在县城买房、工作,子女在县城上学;一省范围内,各县青年涌现省城或其他大城市定居、谋生;全国范围内则涌向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大都市。

望奎和藁城这东北、华北地区两个县域的疫情流调状况,很能说明当下防控新冠疫情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已然是无缝对接,城乡之间居民往来频繁,这就让乡村疫情防控很容易成为水桶最短的那块木板。一旦某县某村防控工作稍微松懈一下,某人被感染疫情未及时发现并上报,就会很快蔓延开来。已有多地的流调显示,一些居民被感染后发烧,自行去小诊所打吊针或去药店买退烧药,情况未能及时报告到防疫部门,耽误了宝贵的防控时间。如果不是王某鹤在望奎县人民医院就诊时因“应检尽检”核酸检测呈阳性,后果更不堪设想。

谈及中国的传染病防治历史,1910年东北鼠疫流行是必然被提起的例子。中央政府派去的伍连德博士断然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如大规模隔离,四个月即扑灭疫情,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令世界瞩目。这次鼠疫最先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爆发,被跨境务工的中国劳工带到中国满洲里,然后在哈尔滨、奉天(沈阳)等大城市蔓延。鼠疫之所以能短期内被扑灭,伍博士措施得当是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的城市化程度不高,大部分居民生活在乡村,乡村居民的活动半径小,城乡之间居民来往不频繁,控制住大中城市的疫情,基本上就能控制全域。110年过去了,而今的城市化程度远非当年可比,疫情防控的难度远甚于当年。虽然今天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和防治水平也远远超过了当年,但乡村面积广,居民点分散,任何一个角落的疫情都有可能成为抗洪时大堤下面的“管涌”。城乡已然高度一体化,也就要求疫情防控必须做到城乡高度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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