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以为是‘小题大做’，到后来就‘兵荒马乱’，我们董事长急得嘴上都长了好几个火疮。”2021年伊始，本应是银行奋战“开门红”的时候，但王磊已经顾不上怎样让业绩“红”起来。过去20余天，他只有一个目标：把客户存款稳住。
王磊是北方某民营银行高管，此前的2020年12月19日，他接到某头部互联网金融平台通知，会下架与其所在银行合作的互联网存款产品。
“完了！”王磊脑中蹦出两个字，随即便与业务负责人赶往北京，连夜与上述互金平台负责人商讨解决方案。最终，双方并未达成一致。王磊眼看着该平台上与银行合作的互联网存款产品从最初的近50款，降至20余款，再到彻底下架清零……
然而，下架只是第一步，最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用户退出提现需求。王磊深知，按照自己所在银行与某互金平台合作的互联网存款产品余额规模，一旦用户大规模提前支取，潜藏其后的流动性风险便会暴发。
在采取相应措施后，王磊所在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得到缓释。但业界认为，部分中小银行遭遇流动性紧张并不能全赖于互联网存款下架，而是在前几年野蛮扩张规模的过程中，已经积聚了流动性风险根源，后者才是应当进一步关注和反思的根本问题。不过，银行业务发展本身就会导致流动性问题，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要消灭流动性风险，而是如何使中小行业务发展和流动性风险相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1月15日，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与此同时，为避免次生风险，《通知》明确监管部门可根据相关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按照“一行一策”和“平稳过渡”的原则，督促商业银行稳妥有序整改。
揽储关口：开门红变成“开门坑”
互联网存款，通常是指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推出的存款产品，产品和服务由银行提供，平台提供存款产品的信息展示和购买接口。由于产品收益高、门槛低，受到不少用户青睐。
市场普遍认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2020年的两次公开发言，释放了互联网存款产品需要进一步规范的信号。孙天琦通过详细分析该模式、产品，指出其中存在的风险，比如互金平台没有相关业务的金融牌照，实质是“无照驾驶”开展金融业务；部分银行通过互联网平台吸收存款的规模已超过其风险管理能力等等。
据《财经》记者了解，早期与互金平台合作的银行主要是民营银行，受限于“一行一店”模式，“牵手”有流量优势的互金平台进行线上揽储，成为它们的首选。近年来，部分城商行、农商行甚至是村镇银行，见识到互联网存款的揽储“威力”，亦相继加入。
“当初之所以选择合作，一方面是希望拓宽揽存渠道，另一方面也是应对业务线上化、数字化转型的需要。”华南地区某城商行互金业务部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互联网存款产品下架，对其所在银行的影响有限。据其透露，合作之初便考虑到业务存在的风险，因此不仅对此类产品的规模进行了控制，而且针对不同的突发情况，均与互金平台制定了应急处理预案。
但并非所有银行都认为这个业务背后潜藏风险，进而采取控制规模等措施。因此，当互联网存款产品遭遇集体下架时，不少银行都慌了。
“我们开展互联网存款产品业务较早，存款余额早已超过百亿元。产品下架后，很多互金平台上的用户担心有资金风险，开始提前退出。每天都是几个亿的资金流出，如果这种状态持续，谁都承受不了。”王磊告诉《财经》记者，通过采取及时与用户沟通、发放优惠券或提供福利，以及借力互金平台留下的“口子”（部分平台的老客户仍可继续购入）等方式，使提现压力暂时得到缓解。
某民营银行内部人士则向《财经》记者表示，即便已在官网、App、贴吧、微博等渠道告知用户不用担心，并告知未来银行会采取哪些措施保障用户利益，但依然挡不住用户的紧张。“按理说现在是银行揽储的关口，存款应该疯狂地往上涨，但现在变成我们能稳住存款就很不容易。一面是很多贷款都已放出去且未收回，另一面存款在持续下降，大家都在担心流动性风险暴发。”
事实上，孙天琦在此前的发言中就已指出其中的风险，互联网平台存款具有开放性、利率敏感性高、异地客户为主、客户黏性低、随时支取等特征，存款稳定性远低于线下，增加了中小银行流动性管理的难度。
更严重的是，部分高风险银行亦通过互联网平台吸收存款。孙天琦进一步指出，高风险银行通过互联网平台吸收存款，饮鸩止渴，流动性隐患突出。这些高风险银行用貌似稳定的不稳定资金来源维持其高风险资产运营，进一步加剧自身风险。
就上述《通知》指出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期存款等业务，银保监会、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商业银行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存款业务，是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产物，最近业务规模增长较快。但该业务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风险隐患，涉嫌违反相关监管规定和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相关要求，突破地方法人银行经营区域限制，并且非自营网络平台存款产品稳定性较差，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也带来挑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部分银行利用互联网存款去缓解不良及流动性风险，最终却有可能因为过度依赖这一产品去扩大业务规模，而产生新的流动性风险。
根据《通知》，商业银行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已经办理的存款业务，到期后自然结清。相关商业银行要做好客户沟通解释工作，稳妥有序处理存量业务。
《财经》记者注意到，截至1月15日，此前已购买互联网存款产品的用户，仍然可以通过部分互金平台购买相关产品。
银行流动性两极分化加剧
互联网存款产品集体下架给部分银行流动性带来新挑战的背后，多名业内人士认为，前几年不少中小银行野蛮扩张规模，在这一过程中，积聚了不少流动性的根源风险，当前需要进一步关注。
“流动性风险主要不是挤兑风险，而是每天为了维持错配付出的超额代价。”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告诉《财经》记者，不能把流动性风险简单理解为某家银行出现挤兑等情况，这是流动性风险的一个极端表现形式。而大部分的流动性风险其实是指因流动性管理不善、资产负债管理不善、期限错配等，银行以超出市场很高的成本，去弥补流动性的不足。
从银行负债端来看，其构成主要是一般性存款、同业拆借、同业存单、中央银行借款等。其中，存款构成银行的流动性基础。因其资金成本较低，以此开展信贷业务，银行利差空间更大。
王磊向《财经》记者表示，大行在竞争力上的优势毋庸置疑，如果中小银行比对大行的存款利率，很难拉来存款，因此近年来只能通过提高利率、创新产品形式等来吸储。而民营银行面临的处境更为尴尬，“一行一店”限制下，只能大力通过线上渠道揽储，互联网存款产品下架，今年一季度揽储指标显然难以完成。而疫情影响下，资产端利率又持续走低，盈利空间不断被压缩。
《财经》记者注意到，在Wind统计显示相关数据的187家中小银行里，有146家银行2020年三季度的净息差数据均较2020年初收窄，38家银行的净息差降幅在1%以上。
赵建进一步指出，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冲击可以说是近几十年的首次，虽然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存款总额在上升，但总体来看，整个存款创造还是比较乏力的。这就会带来成本的提高，进而给银行存款带来不稳定性。与此同时，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存款出现“搬家”，如原来在西部地区的一笔存款，可能通过线上到了一线城市银行的资金账户。“银行负债端长期承压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大银行揽储能力较强，中小银行尤其是身处地方经济出现困局的那些，就会面临非常严重的流动性问题。”
从银行间流动性的各项指标来看，2020年下半年以来，商业银行存单发行呈现出“量价齐升”的态势，超储率也在二季度和三季度降至1.6%低位，反映银行体系整体流动性水位有所下降。Wind数据显示，同业存单发行规模方面，2020年6月至12月，单月实际发行总额由1.36万亿元升至2万亿元；发行利率方面，6月以来，银行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一路攀升，11月达3.16%。
近期，银行间流动性较此前有所宽松，但负债端压力仍然存在。截至2021年1月14日，DR007回落至2.02%，DR001则是降至1.74%，较此前高峰时回落明显。
“目前银行业面临的负债压力并未根本消除，但短期银行整体负债成本压力有所缓解。”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告诉《财经》记者，近期银行同业存单利率小幅回落，市场需求有所回暖，主要是市场对于跨年资金面逐步转向宽松预期升温。这种局面可能会延续至春节后一段时间，但随着银行开启“春播”（银行年初早放贷、早受益），届时银行融资需求又将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据《财经》记者观察，从近期银行同业存单发行上看，各类型银行流动性状况有所分化。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15日，3个月期城商行及农商行存单发行利率分别为2.53%和2.63%；3个月期股份行发行利率则为2.28%。
2020年初至今各类型银行同业存单发行利率（3个月期）
包括某城商行高管、周茂华等在内的多名银行业人士均向《财经》记者坦言，包商银行从被接管到破产，对中小银行负债影响较大。“从同业市场的数据可看出，包商银行事件后，中小银行信用开始出现分层，部分中小银行同业存单发行利率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了融资成本。”
“当前银行业两极分化情况逐步加剧，评级高、资金实力雄厚、信用好的大型银行，以及经营状况较好的股份制银行，有着非常充裕的资金流动性，而部分资质欠佳的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则颇为突出。”赵建告诉《财经》记者，这种分化从上市银行股价表现等方面也可一窥端倪。
核心冲击：信用风险上升
事实上，进入2017年之后，银行业的经营就开始发生严重分化。赵建曾撰文指出，从监管部门对违法金融资本的全面清算开始，包商银行被接管以及同业间部分打破刚兑是一个里程碑事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这种分化更加严重。可以说，包商银行并非个例，一个金融产业周期的清算才刚刚开始。
“在新的金融产业周期里，需要关注信用和流动性分层背后的风险。这个分层结构的核心是央行，再依次是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最外层是类似P2P等非持牌机构。”赵建告诉《财经》记者，现在最外一层P2P风险基本实现出清，按照结构性传导原理，往内逐层清洗或是趋势，这是一个信用周期的结果。显然，部分中小银行由于管理不善等原因，表面上相应地便会出现流动性风险，究其根本则是信用风险问题。
自疫情发生以来，多名银行业人士均向《财经》记者表达了对2021年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忧。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恢复，中小银行2020年三季度不良率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仍有部分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企，且较年初有所上升。
《财经》记者根据Wind已披露相关数据的73家中小银行不完全统计（包括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民营银行），截至2020年三季度，有23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2%以上，16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1.5%-2%之间。与2020年初对比，26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
“目前公开的数据并不能反映中小银行的真实情况，部分地区中小银行的不良率至少在两位数以上。”一名接近地方银保监局的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赵建直言，那些“藏污纳垢”、老是偷懒只做大客户、不把风险管理放在首位，或公司治理结构混乱的中小银行，在新的周期波动中，一定会付出代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依靠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未来的中小银行将是结构主义胜出的时代。如果结构不合理，规模将成为一种累赘——无论是利差倒挂还是不良资产，都将是对上一个粗放周期的清算和惩罚。
流动性风险如何可控
感受到互联网存款下架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后，部分中小银行开始反思经营自有客群的重要性。
有银行开始发力自营渠道。“近期和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加大对我们银行App等自营渠道的推广力度，通过多种方式获客并转化为自有客户群。这是我们最根本的，因为客户在自己手里边才最稳。”王磊坦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见效速度可能还赶不上每天存款流失的速度，但即便如此，也必须迈出这一步。如果推进顺利，2021年底可初步见效。
提及流动性风险问题，曾刚告诉《财经》记者，银行业务发展本身就会导致流动性问题，所以银行的发展，本质是在业务发展与流动性之间寻找平衡。问题并不在于我们要消灭流动性风险，而是怎么去使得业务发展和流动性风险相匹配。也就是，一方面能达到业务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又使流动性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基于此，曾刚认为，首先，中小银行要改变规模至上的发展理念，从稳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统一规划资产负债的管理。当对规模扩张没有特别的偏好时，就不需要那么多不可靠的短期资金来支撑发展，过度的流动性风险便可得到很好的控制。其次，要提高自身的流动性管理能力，尤其在目前整个外部环境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把握市场的流动性变化的情况。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亦在《一位银行家的管理笔记中》一书中分析，许多银行依然把资产负债管理看作一项内部资源分配工作，最多是为了应付监管的要求，并没有真正主动的资产负债管理的意识。即使是流动性管理，也只是在期限错配上给予一定的重视，并没有资产负债结构管理的意识。
对此，刘晓春指出，中小银行要从发展基础客户群和长期稳健经营的角度出发，深入当地经济，寻找适合自身禀赋的客户群和经营模式，探索相应的风险管理方法，提高经营管理能力。与此同时，建立中小企业主办行制度。
从金融监管角度，曾刚认为，应进一步强化流动性的监管，引导银行相关管理制度的规范，切实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货币政策角度，保持整个市场流动性的平稳，同时建立完善各类流动性调控工具。
“未来央行货币政策还应继续保持定力，保持稳健。与此同时，需及时监测、发现出现流动性问题的银行，并对其进行隔离和单独处置，一事一议，实现面上稳定、点上出清。就像对待新冠病毒一般，发现后及时隔离并剔除，不能让它把一池春水（对比同业市场）都搅浑了。”赵建说。
在此之外，部分银行希望监管能够适度提高容忍度，给中小银行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在具体的监管指标考核上，能否针对不同类型银行实行差异化监管。比如流动性等，我们与大型银行的考核指标都是一样的，但是大家规模不同，同一比例要求对应的金额不同，影响也是截然不同的。”某城商行副行长向《财经》记者表示，希望未来监管能够给予中小银行发展一定的容忍度，通过差异化考核引导其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
（应受访者要求，王磊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