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悖论：全球经济中的创造者与攫取者》（玛丽安娜·马祖卡托著）是2021年迄今为止我读过的最受启发的一本书。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当今全球经济中的一系列乱象（例如金融业增加值畸高、药品价格居高不下、互联网企业巨头垄断等），其根源在于我们混淆了价值创造活动与价值攫取活动，以至于把没有创造价值的寻租活动也纳入了GDP统计范畴之内。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重新回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创造理论，并充分认可政府在塑造市场、提供公共投资、资助基础研究方面的作用。“亚当斯密认为的自由市场是没有租金的市场。”这是本书中最令人警醒的一句话。
1、现代经济学中对“价值”一词的理解使得榨取价值的活动更容易被伪装为价值创造活动。在这一过程中，租金与利润被混淆了，其结果是不平等现象加剧，实体经济投资下降。
2、“寻租”是一种创造收入的行为，其方式并非生产任何新事物，而是索取高于“竞争价格”的费用，并利用特定的优势来削弱竞争，或者利用公司的强大实力阻止其他公司进入，从而保持垄断优势。
3、“价值创造”是指不同类型的资源形成并相互作用，从而产生新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价值攫取”是指致力于转移现有资源和产出，并从随后的交易中获得异乎寻常的收入。
4、价值来自生产物品所需的工作量、技术和组织变化对工作的影响，以及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
5、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科学，政府合适的规模取决于人们对政府作用的理解。
6、市场是不完美的，因此价格和工资往往由强者制定，由弱者买单。
7、政策不只是“干预”，还会塑造一个不同的未来：共同创造市场和价值，而不仅仅是“调整”市场或重新分配价值。它承担风险，而不仅仅是降低风险。它绝不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是向我们想要的经济方向倾斜。
8、马克思解释说，生产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商业资本“变现”剩余价值。
9、李嘉图和马克思完善了租金理论，明确了租金来自价值再分配，而非价值创造。所有形式的资金大体上都是对社会剩余价值总额的索取，因此降低了生产资本家的利润。
10、产品和服务只要有市场价格，就被纳入GDP之中，至于它们是创造价值还是在萃取价值则被忽略了。这导致利润和租金被混淆，价值萃取（租金）可以冒充价值创造。
11、边际价值理论为当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奠定了基础，于是但凡能够攫取大量收入的人都被无差别地赋予生产性，而不幸收入较少的人的生产力则被低估了。因此，巨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变得理所应当，价值萃取也成了价值创造。
12、反复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出它们有规律地在非生产性方向（基本上是金融部门本身的其他部分）投入资源，最终扰乱了实体经济中货币和商品的流通。
13、20世纪70年代起，在放松管制的作用下，投资者得以使用两类金融工具，这两类金融工具对之后金融交易量和盈利能力的大幅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一类是衍生品，即金融工具或金融商品未来交付合约，它允许投资者对金融工具或金融商品的价格变动投注；另一类是证券化，即收入—收益工具包，能将银行和储蓄机构的资产转化为可转让证券（并使其纳入衍生品合约）。
14、2004年至2014年，全球“非正规贷款部门”服务的资产价值从26万亿美元上升至8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金融体系的四分之一。影子银行活动——非银行公司进行的逃避监管的借款、贷款和资产交易——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将资金导入金融部门，通过转移现有资金赚钱。
15、在金融部门的增长中，价值创造已经与价值萃取相混淆，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金融业既受益于也部分导致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日益扩大。
16、金融是如何萃取价值的？大致有三个相关答案：以交易成本的形式；通过垄断力量（多见于银行）；与风险有关的高收费（多见于基金管理）。
17、回购会减少股票数量，这自然会提高每股收益，而每股收益是衡量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回购通常会加快每股收益的增长速度，而后者通常用于确定高管的回报与收益。
18、最大化股东价值为资产管理者提供了致富的机会，这样他们得以同投资客户资金的公司经理人一道致富。
19、最大化股东价值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股票回购等短期决策减少了对实物资本的长期投资和研发等创新活动。
20、创新型经济中的价值萃取多种多样。其一，技术创造与金融部门相互作用，特别是在风险投资领域和股票市场。其二，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允许研发的新产品获得专利并被纳入“绝缘保护”，而且对研究工具也施以同样防护。其三，创新产品的价格未能反映出对健康、能源或宽带等多个领域相关产品的集体贡献。其四，通过现代技术的网络动态特征，网络中的先发优势使得大型经济体能够通过规模经济和客户依赖获得垄断优势。
21、在21世纪知识经济中，最现代化的寻租形式是通过把创新型经济中的风险社会化和奖励私有化来完成的。
22、创新的三个关键特征：第一，它本质上是一个累积过程；第二，它是一个集体酝酿的过程；第三，创新充满不确定性。
23、风险投资家真正的天才之处似乎是其对时机的把握：最高的风险被他人承担之后，他们才选择投资，这是绝妙的切入时机。
24、为什么专利制度会抑制创新？第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利领域已经向上游发展，即专利不再局限于实际的发明（产品），而且包括发现（产品背后的知识）；第二，法律的变更延长了专利保护的期限；第三，获得专利要比过去简单得多；第四，大型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战略”模式来围绕各地区进行专利申请，以与对手竞争。
25、政府的功劳及其产生价值的能力被严重低估了，这实际上让我们夸大了其他部门的财富创造作用。
26、波兰尼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市场实际上是国家强制生成的。政府并没有扭曲市场，相反，政府创造了市场。
27、执着于紧缩以减少政府债务的做法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真正重要的是长期增长、增长的来源（投资项目是什么）及其分配（谁将获得回报）。
28、如果“小政府”甚至不能满足基础设施、法治和教育的基本要求，那么小政府就是不好的政府。
29、政府创造价值的三种方式：拯救银行，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和基础科学，为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创新和技术提供资金。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活动中大多涉及风险和投资，并且这样做可以创造价值。
30、在20世纪末，凯恩斯的理论让他在《时代》周刊“本世纪100位最重要人物”名单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对他的评语是“他的政府应该花他们没有的钱的激进想法可能挽救了资本主义”。
31、政府不仅仅是一个消费者，而且也是投资者和风险承担者。国家政策不仅会导致风险的社会化，而且还会促进收益的社会化。国家应该在公共和私人参与者之间更好地协调风险和回报，将智能、创新主导的增长转变为包容性增长。
32、奥斯特罗姆的工作支持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结论：政府、社会制度和传统，是市场繁荣的孕育者，是教育市场服务于共同利益的监护人。在现代经济中，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是限制非集体性的财富创造所产生的租金。这让我们回想起亚当斯密对“自由市场”的定义——无租金的市场。
33、“市场决定价格，价格决定价值”，这样的想法带来了四大恶果。第一，这种叙事使得金融和其他经济部门的价值萃取者更加明目张胆；第二，传统的话语体系贬低了私人部门之外的实际和潜在价值创造者，使他们害怕；第三，关于市场的叙事让政策制定者倍感困惑；第四，利润和租金的界限不明，这一点内含在我们用GDP衡量经济增长的方式中。
34、重新定义价值的第一步是深入讨论那些作为现今政策基础的概念。第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市场是什么？市场不是孤立于外部世界的东西，而是由社会塑造、在具体情境下多边作用的结果，政府政策是共同塑造竞争市场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公私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是共生关系，而非寄生或者捕食关系。
35、价值以集体性的方式被创造，政策可以更有效地创建和塑造市场，真正的进步要靠解决那些21世纪社会面临的真正问题。
《增长的悖论：全球经济中的创造者与攫取者》，玛丽安娜·马祖卡托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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