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瑜的错误选择不应成为关注焦点,沉默的“拉姆”才是

文 |《财经》新媒体主笔 十年砍柴 编辑 | 蒋诗舟  

2021年02月08日 13:45  

本文2456字,约4分钟

马金瑜比拉姆幸运,她有能力把自己的遭遇向公众讲述出来成为公共事件,真正生长在贫困地区的无数个“拉姆”,却没有这样的能力与资源。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记者马金瑜的遭遇近两日刷屏了,使我想起唐代诗人韦庄所写的这首词《思帝乡》。读这首词时我还是个高中生,当时对词中描摹的女子对爱情那种义无反顾的姿态很是欣赏——只要嫁给喜欢的少年,就算以后被他休掉了,我也无怨无悔。

年岁渐长,明白了这种文学式的表达可以从美学上欣赏、效仿,但如果用在生活中,十有八九是悲剧。

马金瑜的人生遭遇是韦庄词中那位女性的现实版。她的遭遇受到这么大的关注,除了“家暴”这种行为深为公众所痛恨的原因外,更由于这个事件充满着冲突剧烈、反差巨大的戏剧性元素。

马金瑜名校毕业,在当时的头部媒体《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先后供职,在北京、广州这类一线城市生活多年,她对不同生活经历、受教育水平带来的文化差异应该有起码的了解,但她选择嫁给了青海草原一位没读多少书的男性青年,且和他生了三个孩子。这种对“诗与远方”的向往带来的却是陷入深渊的痛苦。

作为一名曾经的优秀记者,马金瑜对文本的操作能力很强,她那篇《另一个“拉姆”》自述文章从行文到标题,很吸引眼球,一发出来就产生巨大的传播效应。

随着信息一点点披露,马金瑜的那个文本以及她以往的一些言论受到某些人的质疑和批评。比如说她于文中自述遭遇家暴的某个时间点,正是她在一所大学演讲时鼓励女学生为爱情哪怕是悬崖也要勇敢地跳下去;再如她的丈夫扎西是一个藏族化的汉人,真名叫“谢德成”。亦有人说马金瑜丈夫的父母分别为汉族、藏族,他户口登记上划归为藏族符合法律规定——这只是无关紧要的信息。谢德成对记者讲述他只打过马金瑜一次,且马对他也有过暴力行为。马金瑜在草原上创业开微店失败欠了一屁股债的事也被爆出来,她的几个前同事公开发文吁请对她伸出援手。

我很讨厌“反转”这个词,而且我不认为马金瑜的事有什么反转。一个人自述遭遇只讲对自己有利的,乃人之常情。她被家暴了,哪怕并没有她自己讲述的那样频繁、严重,她也是受害者,家暴她的丈夫依然应该受到必要的处罚。司法机关在调查取证时,当然应该实事求是,让加害人罚当其罪,不能被受害者的叙述左右。公众抓住自述者某些不准确的细节不放,就是对完美受害者的苛求。

马金瑜已经为自己错误的人生选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整个事件中,她是最可怜的,面对公众讲述自己被家暴的经历,等于彻底否定自己当初的选择,这对一位曾经不无傲娇的知识女性来说,其精神上受到的打击不亚于肉体曾经历的痛苦。她的前同事希望为她提供帮助,求助于朋友圈和社会,出发点是善意的。对马金瑜的遭遇,即使不表达同情,提供帮助,也不应奚落、指责。因为马金瑜没有伤害到谁呀,如果对她的讲述感到不舒服,那就不关注这事就行了。

我认为如果公众过多地讨论马金瑜个人的选择错误,是关注点严重失焦,使这一事件的公共价值被消减。受过高等教育的聪明人犯晕,在重要的人生选择上出错,最后带来灾难性后果,古今中外的例子不少,马金瑜不过是其中之一,谁又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犯类似的错误?

这一事件应该促使公众关注的是无数承受家暴而不能发声的妇女,在欠发达的西部乡村和牧区,这样的女性更多。马金瑜在其文中提到了当地文化中存在的男尊女卑、丈夫家暴妻子的恶劣因素。所以当马把自己比拟成另一个“拉姆”时,不少人表示不快,认为拉姆是生长在那样的环境中,嫁给一个人渣是迫不得已,而马金瑜是主动选择,没有可比性。

我觉得这个标题只是为了传播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并不是在消费已经死去的拉姆,不必求全责备。也正因为如此,马金瑜比拉姆幸运,她有能力把自己的遭遇向公众讲述出来成为公共事件,她有更多的资源逃离原来的生活环境,并获得前同事和朋友们的帮助。真正生长在贫困地区的无数个“拉姆”,却没有这样的能力与资源。

我在2月3日发表的文章《超越功利视角来看“春运母亲”》中以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解释这种现象。“巴木玉布木从小生活在贫穷、封闭的大凉山彝族社会里,特定的文化就像一张无处不在的网,对她的生活具有强大的作用。她没有读书,长大十七八岁就出嫁,嫁到婆家后就不断地生娃。在都市的同年人看来不可思议,可能会问一句‘为什么不反抗这样的命运’,而在巴木玉布木生活的那个环境里,这样的人生道路实在太寻常了。”

嫁到草原的马金瑜亦不免于家暴,那么其他土生土长的女性呢?马把自己的遭遇讲出来,公众关注了,当地警方和妇联开始调查了,可那些几乎失语的受害者,因为没有话语权就只能默默承受,又有谁去关心她们去帮助她们呢?这才是马金瑜事件所引发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具有公共价值。

马金瑜的遭遇再一次揭示了一个常识:市场经济和城市化使人特别是女性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家暴是一种社会毒瘤,不仅限于丈夫家暴妻子,也包括妻子家暴丈夫、父母家暴孩子、成年子女家暴老弱的父母。即使在经济发达、文明开化的大都市譬如好丈夫比例较高的上海和成都,仍然会有丈夫家暴妻子的现象,因为个体是千差万别的。但总体说来,越是经济发达、居民生活较好、文明程度高的地区,女性和孩子的生活状况也就更好。

不发达地区的妇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最佳的路径不是待在当地被动地接受帮助,更应该主动走出来,就像“春运母亲”巴木玉布木那样——说白了就是离乡进城,去更发达的地区生活。如果拉姆和几年前服毒自杀的甘肃康乐县的妇女杨改兰能早早进城就业、生活,大概率是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离乡进城当然要具备较强的生存能力,必须接受相应的教育,市场经济能给她们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这些才是政府和全社会最需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