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美国时，电视上有关中国的报道，基本上是做多中国和做空中国的对立。我每次看美国对中国的报道，反应都是“呵呵”。
在美国我参加过的论坛中就有关于“媒体偏见”的探讨，也与美国记者同行之间非常激烈地讨论过这个话题，结论就是媒体肯定是有偏见的。作为媒体人，我们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大程度地克服自己的偏见当道。但很多人生的见解和看法都是经年累月的沉淀，我们对信息、对世界的理解中，有一部分无法避免的就是偏见。
在我向中国人解释美国，和我向美国人解释中国时，我发现都是一样的难。
前两天出版社让我录一段《亲历美国逆转》有声书的介绍。我说起大国关系的转变可以追溯到金融危机后世界的改变。因为疫情当前，疫情带来的挑战突破了现代人既有的常识认知，突破了现有的生存经验。在不同的时段，人们对疫情和抗疫模式的对比也不断进行重估。
在我过去一年的采访中，没有多少人赞成有14亿人口的印度的“群体免疫”模式，显然印度放手一搏的结果是，现在印度各地发现了多达240种新冠病毒毒株的新型变种，其中一些新冠病毒毒株的新型变种可能具有很高的传染性，甚至更具危险性，某些毒株具有免疫“逃避机制”，一些已经具备抗体或已接种疫苗的人有可能再次感染；
以宽松抗疫战略浮出水面的瑞典，没傲骄多长时间就变成北欧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关于中国抗疫，国际医学界权威学术刊物《柳叶刀》认为，新冠疫情在中国得到迅速遏制令人印象深刻，为其他国家树立了鼓舞人心的榜样。及早发现病例、追踪接触者以及改变人群行为等积极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在中国遏制疫情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有人认为中国抗疫的代价太大。
以色列成为疫情在全球肆虐一年后的新典范。自去年12月底开启第三轮全国性封锁，并四度延长封城以遏病毒传播后，现在以色列政府已经要逐步重启商业和公共场所了，以色列的底气在于，第一剂接种率超80%，近半民众已接种新冠疫苗。
记得一年前疫情开始蔓延时，我采访了诸多美国医学界的专家，他们告诉我，这事在美国大概率就不可能发生，因为在美国过去200多年抗击传染病的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也许是：学会利用“坏消息”去纠正问题，并把它变成习惯和制度。
讽刺的是，美国的习惯和制度遇到了颠覆者特朗普，导致在疫情期间，连戴不戴口罩这样的基本要求都被政治化。这使得美国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全球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虽然人口只占全世界的4%，但在全球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占比接近20%。
我在中国的家人看到美国新增确诊病例数长期居高不下，今年1月初的最高纪录是一天新增约30万例病例，直觉就是病毒飘散在美国的空气中，我出门也许就有致命危险。
他们如此关切，忘记了中美的人口差距、密度差异，以及医疗服务体系差异巨大，数据统计的方式方法也有差异。比如在判定新冠病毒死亡案例上， 在美国，不论医生认定是否直接死于新冠病毒，任何新冠病毒患者的死亡都被计入公开报告中的新冠死亡病例。美国有专家就感慨过，说希望最终的新冠感染者死亡证明书能包括有过往疾病史，但任何被检测为阳性的死亡案例都被纳入了美国死亡统计——现在美国新冠疫情死亡人数已经站上50万大关的门槛。
我认识的美国人中，得新冠肺炎的真是少之又少，就是得了也没过多久就好了。我的黑人朋友Sherin是个特例。前两天她告诉我，去年三月她从欧洲回美国，在飞机上被传染；半年后，她又得了新冠，这次是在家人聚会上被传染，家人去逝了，她病了两周好了。
实际上美国各州的人口、人口密度、数据统计方式也差异巨大。在疫情最严重的三个州纽约州、加州和得州，差异也很大。在震中之一的纽约市，有超过28000人死于新冠病毒，每295人中有1人死亡。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县是美国另一个重灾区，疫情夺走了近2万人的生命，每500人中有1人死于新冠病毒。在得克萨斯州的兰姆县（Lamb County），直到去年圣诞节前，报道死于新冠病毒的是63人——这里地广人稀，13000人生活在近2600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每163人中有1人死于新冠病毒。
美国人对疫情的态度让我的家人大为震惊。比如在美国疫情接近失控的2020年圣诞节期间，那时每天都有10万至20万例新增新冠肺炎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数也在随之增加。我告诉家人，我认识的很多美国人都出门去玩了，有的出国游，有的国内游，大家都在晒假期旅游照片。
我的家人问，疫情都这样了还旅游呢？我解释说，从疫情开始，我认识的一些美国人就没停止过旅游。有一个节目把美国人对疫情的态度分为五类：
A类美国人是视而不见型，其行为决定和往常没有任何不同；B类人比A类小心一点儿，也会大幅减少飞机出行；C类是美国人的主流，他们在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的前提下，尽量把生活正常化；D类是对疫情的恐惧战胜了正常生活的渴望，能不出门就不出门；E类是完全生活在疫情恐惧之中。
这真的和中国抗疫不一样。比如过年前，我在哈尔滨的一个家人被集中隔离，另一个家人所在的医院没有患者了。仔细一问，被隔离的是因为有一个确诊者与她同一个时间段乘坐了地铁。在医院工作的家人则因为医院所在的街道有一个疑似病例，患者们听到风声，一夜间都走了。那天是1月29日，我看了一下数据，当天哈尔滨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其中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例，而哈尔滨是一个近千万人口的大都市。
更让美国人无法想象的是哈尔滨人的自觉自律。比如我有家人因疫情突然就不用上班了，我就劝他们去出门旅游一下，家人回答说不去，“怕招人烦，人家知道哈尔滨有确诊病例。”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总结说，中国抗疫为世界提供三大经验：与公众做好沟通、想方设法遏制病毒传播速度、医疗体系做好充足准备等。我觉得应该加上一条：中国人对生命、秩序的渴求和容忍度。
比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西北的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县，这个有一百万人口的富裕之地，一年来新冠感染率是6%，这在全美国感染率是比较低的。现在有12％的美国人至少接受了一剂新冠疫苗，但约占全国人口35％的人已经感染过冠状病毒。研究人员的共识是，得了新冠的人会有几个月的免疫力。
于是下一个问题是，美国是否接近群体免疫了呢？所谓群体免疫也只是一个估值范围，一个国家如果70％—90％的人口有了免疫力，这个国家基本就获得了群体免疫。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Ashish Jha，提出了“民众免疫（population immunity）”的概念。他说，很多美国社区的新冠感染已经足够多，因此美国有一定程度的民众免疫，但这不是群体免疫，而是足够的人口免疫，它会导致病毒减慢传播速度。
后来我问他民众免疫的具体界定，他没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流行病学家乔治·卢瑟福（George Rutherford）博士解读加州病例迅速下降的原因时，他说的那是由于自然获得的免疫力，尤其是在南加州——洛杉矶县有50％的居民在某个时段感染了新冠病毒。所以他相信南加州已经在接近于类似群体免疫了，虽然真正的群体免疫实现起来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研究者根据模型指出，按照现在的感染率及疫苗接种计划，美国最早可能在今年7月达到群体免疫。但问题是，在7月到来前，疫苗接种的速度如何，以及免疫持续的时间，变异毒株的影响都会加快或减慢群体免疫的实现。
在春节期间，我问国内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这个朋友说，国内可能有50%的人希望自然实现群体免疫，另有50%的人则希望通过疫苗实现群体免疫。
总人口和中国哈尔滨差不多的以色列，选择通过疫苗实现群体免疫。以色列一项研究发现，在接种辉瑞公司和BioNTech新冠疫苗第一剂后15至28天内，该疫苗预防有症状新冠感染的有效性为85%，在对抗有症状感染方面的有效性为94%。所以以色列政府决定2月21日解除部分疫情防控措施，着手提振经济。
以色列成为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后，其感染和传播数据有助于科学家理解新冠疫苗在人群中的真实作用。18日发表于《柳叶刀》上的一篇论文表示，自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未接种的120575人中，有89人确诊新冠肺炎；在首次接种1-14天内的100433人中，有55人感染，感染率下降26%；在首次接种15-28天内的88126人中，只有26人感染，感染率下降60%。
以色列全国抗疫专家小组主席巴里切尔（Ran Balicer）表示，疫苗有两大功效，首先是直接效果，即预防新冠肺炎感染和其重症的效果。其次是间接效果，是指疫苗能对足够多的人产生免疫力，阻绝流行病，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
在以色列成为现实版的“国际免疫实验室”后，我又看了一下哈尔滨，2月22日零时至24时，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也许春暖花开后，全球疫情也在多种因素下迎来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