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论坛中方代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刘尚希就群体性差距发表演讲。
论坛中方代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刘尚希
刘尚希认为，我们发展主要面临着区域、城乡和群体性差距。群体性差距主要取决于体制性因素，突出表现在农民工群体上。
他认为，群体性差距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双向制约内需的扩大和供给质量的提高，严重地阻碍国内大循环。
缩小群体性差距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我们现在面临着至少三个方面的差距，一个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二个是城乡之间的差距，第三个是群体性之间的差距。
区域、城乡间的差距研究的比较多，有地理的因素，也有体制的因素，而群体性差距更取决于体制性因素。劳动力流动在工业化、市场化背景下形成了群体性差距，而且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会阻碍国内大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形成开放的国内国际的双循环。国内的大循环怎么变得更加畅通？我认为群体性差距可能是一个突破点。
群体性差距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作为一个经济问题，群体性差距体现在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和消费差距上。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表现在权利不平等、待遇不相同、能力的鸿沟。在就业、创业等方面群体性也处于不平等的状况。
可以说，群体性差距把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都关联在一起。在城乡分治的大背景下，加上人口的流动，工业化、市场化，以及户籍制度所形成的社会身份体制造成了这种群体性的差距，反映在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
个体性之间的差距是存在的，个体之间的差距通过个人的努力，有的是可以克服的，可以有上升通道，但群体性的差距不光是体制造成的，是由社会身份的限制带来的，没有办法通过个人的努力去突破这种群体性的差距。
群体性的差距是一个公共性的问题，只能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化解。从深层次上它已经制约了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怎样解决好群体性差距？缩小群体性能力的鸿沟，是摆在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面前的一个最重点的任务，突出表现在农民工这个群体上。
城市市民、乡村居民，这是在城乡分治背景下形成的两大群体，在这两大群体之间，在劳动力流动的背景下，又形成了一个属于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农民工群体。
农民工将近有3亿人，而农民工这个概念本身表明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他工作在城市，非农就业，他生活在城市，也是市民，统计为城市人口。但是，他的身份是农民，他的社会身份是农民户籍，他的经济身份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成员。
从经济身份、社会身份来看，农民工处于这种叠加的状态。可以说他既是工人又是农民，也可以说他既不是工人、市民，他也不是农民、村民。这种状态使这个群体，无论是他们的能力、权利，还是他们的就业、收入和消费，都出现了群体性的鸿沟。
这个问题应当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过程中加快解决，因为它会对内循环从两方面产生制约作用：
从需求来看，这个群体的技能不高，能力不强，大多为低收入。扩大内需要以需求来引领供给，在近3亿人口的规模下，扩大内需就遇到更加严重的困难，对内循环的畅通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
要扩大内需，毫无疑问必须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而要提高他们的收入，不能仅仅靠再分配，更多要靠提升他们的能力，提升就业技能、提升创业水平。创业不仅仅是高大上的创业，办个小企业、工商个体户也是创业。从市场主体来看，工商个体户占到了市场主体的大部分，大概有八九千万，在1.2亿市场主体当中占绝对大的比重。
从供给来看，要实现高质量供给，释放需求，甚至创造需求，毫无疑问也需要提高这一群体的能力。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他们的能力决定了我们整个社会创新的基础。
高精尖人才当然是十分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形成一个广泛的创新的社会基础。这要求国民的文化素质、科技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要不断提高。只有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创新才会不断地涌现出来。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要有国际领先的创新就非常困难。
毫无疑问，这种群体性的能力鸿沟是不利于我们创新的。创新表现在既有高精尖的创新，也有中等的或一般的创新。比如产品的质量，如果工人的水平、素质不能得到提高，那么要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
高质量的供给是一个整体的生态，不仅仅是靠高精尖的发明创造实现的。要提升供给的质量来创造新的需求，从而使供给需求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我们就必须逐渐消除群体性的能力鸿沟。
群体性的差距，特别是群体性的能力差距会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发生作用，如果能得到解决，就能同时扩大内需、提升供给。如果群体性的能力差距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双向制约内需的扩大和供给质量的提高。解决群体性的差距的问题，是摆在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面前的一个首要的任务。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关键还是改革。
首先，从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来推进农民工落户的问题。目前三四线城市的户籍基本放开，但是即使在这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依然有不平等的待遇。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主要是公共服务供给跟不上。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重点要落在农民工群体上。有些地方实行了积分制，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推进农民工的同城待遇应当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标准，逐步地来落实。
更重要的是，还要推进城乡分治体制的改革。农民工群体的形成是在城乡分治这个大的体制背景下形成的，只有推进城乡分治的改革，逐渐消除城乡经济二元、社会二元的状况。
从这点来看，我认为如何加快、加大城乡分治改革的力度是我们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着力点。城乡分治的改革既是一个经济的改革，也是一个社会的改革，而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相互协调、相互融合，更可能取得1+1大于2的效果。我认为，城乡分治的改革应当在“十四五”时期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应当出台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来进行破解，在改革上要发力。
本文为刘尚希在“新浪财经年会暨第十三届金麒麟论坛”上的讲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