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女子自述代孕经历,被地下中介“圈养”

文/《财经》记者 凌馨 王丽娜 辛颖    编辑/王小

2021年03月19日 18:25  

本文4973字,约7分钟

就在上海,地下中介游说未婚女性卖卵、代孕,做饭阿姨兼护士打保胎针,为了成功率还会多植入胚胎。

2021年3月17日, 28岁未婚女子唐风通过视频“代孕女子口述实录”,引发全网关注。

在视频中,唐风自述了被代孕黑中介游说后,“圈养”代孕的经历。作为一名“沪漂”,唐风既没结过婚,也没生过孩子。在中国,目前只允许为已婚夫妇实施试管婴儿辅助生殖,国家卫健委多次重申禁止代孕。

1 月 27 日,唐风剖腹产生下一名男婴。产后4天,孩子被带走。唐风试图再见到孩子,未如愿,一度还报了警,又开始寻求媒体介入。3月17日,唐风的自述视频在 “021视频”公开。

《财经》记者3月19日获悉,上海市松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松江区公安局等部门正联合开展查处工作。

圈养”起来代孕,做饭阿姨兼护士

2020年,唐风被一名自称来自“上海港湾助孕”的男子忽悠,走上了代孕之路。

在决定替人代孕后,按唐风的描述,她算是迅速被“圈养”起来。怀孕前,唐风被接到一处公寓,在这里,她开始接受黄体酮注射,每天还吃五六种药,为胚胎移植做准备。给她打针的“医生”,是一位姓赖的阿姨,也负责给她做饭。

做了胚胎移植后,唐风进入保胎阶段,她被接到另一处公寓,一位和“赖阿姨”角色相同的女子,在新公寓里负责照顾她的生活,并继续给她打保胎针。唐风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医生和护士的资格。其实,就算这些人有资质,这样的注射行为也违法。

“必须要有资质的人才能给她打针,不能在医院外去打。”北京朝阳妇产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宋伟在听说唐风遭遇后告诉《财经》记者。

在中国,经合法授权允许施行试管婴儿技术的医疗机构十分有限。“据我所知,上海不超过20家”,一位上海的妇产科医生介绍。

唐风没有代孕的资格。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诊疗医疗机构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条例规定的夫妇及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即便是已婚女性,也必须持有结婚证、身份证、准生证才可有资格。

在允许“合法”代孕的国家,也有行业协会规定,只能找有过足月健康生育史的妇女,以降低生育风险。而国内像唐风这样从来没有经验的年轻女性,做代孕的还不少。

有9名地下中介安排的代孕、卖卵者,和唐风一起挤在这个三室一厅的公寓里,负责烧饭和打针的阿姨自己单独住一间。唐风在视频中描述,每个人睡一张1.2米的小床,就连客厅都被塞得满满的。

做饭阿姨每顿饭给她们做两个菜,要想吃到合口味的东西,需要自己做或是叫外卖。虽然叮嘱她们要多喝牛奶,但中介不给提供,也是自己买。

唐风在接受《新闻晨报》采访时称,代孕中介对她和9个同伴防范很严,不允许她们彼此加微信,也会检查这些人的社交平台以防泄密。私下跟雇主接触,更是不可能,在中介要求她签的协议里就有这条规定。

在允许合法代孕的国家,代孕者和雇主必须经过双向选择,由于求助者多而代孕者少,基本每个代孕者都是在十几个生物学父母里挑人,雇主则要花上3个月到半年时间等待。

国外的代孕者们有自己的标准。有的人会选择真正有生殖障碍的夫妇,有人更倾向帮助同性恋伴侣,也有人只愿意为本国人或外国人代孕。单纯不想生孩子或为了挑选性别、想生双胞胎等理由,最不容易找到“代妈”。

忽悠唐风代孕的中介,似乎没给她挑选的机会。就连何时接受胚胎移植,在不断接受黄体酮注射的日子里,唐风一问再问,也没有得到明确答案。

直到某一天,姑娘们突然被拉上一辆面包车。如同黑帮电影,中介人员将车开到位于上海松江的一处停车场,停下来,让她们换乘另一辆车,并让姑娘们戴上眼罩。

当她们拿下眼罩时,已经身处一个废弃厂房前。在这个厂房里,能看到B超室、冷冻柜,还有一些唐风叫不上名字的医疗器械。代孕者们接受了胚胎移植,“很疼”,她们被植入了几个胚胎。

在休息半个小时后,她们又上车,戴上了眼罩,离开。

怀孕5个月让减胎,同行怀疑是为“包生儿子”

直到唐风的预产期越来越近,她才见到了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一家民营医院,孕妇产检卡使用的是雇主的信息。医生也曾产生疑问,紧紧“陪伴”的中介人员马上出面协调。

中介如此紧张,是因为他们已经听到了严厉打击非法代孕的“风声”。2020 年9月,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上门,把唐风和同伴们住的这个公寓查抄了。

已经有所准备的中介人员,将唐风转移到另一个住处。上海市虹口区卫健委一位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个被查处的公寓是位于虹口的一处租赁地,主要案件发生地在上海市松江区。

一位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在2020年10月29日,松江区卫健委等部门,也联合对唐风接受胚胎移植的那处废弃厂房进行了调查,一些大型设备被松江区卫生监督所扣押。

此时,唐风已怀孕约5个月。她自述健康状况堪忧,身高仅145厘米,怀的是双胞胎,严重贫血、缺钙。

唐风被告知要接受减胎术。所谓减胎术,常见的方法是,用细针穿进去,对成活的胚胎注入高浓度的钾离子,把胚胎杀灭掉。

一般的情况是在怀孕1个多月时做减胎手术,因为胎儿月份越大,孕妇减胎的风险越高。

唐风出示给一家媒体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她曾经态度激烈地反对:“怎么可能我再没常识,也知道五个月孩子都多大了,医院都不让做人流了,你在逗我玩吗?你知道五个月孩子有多大吗?别说对身体没伤害这种话小孩子都不信吧,我还年轻我以后还要生活我不想留下后遗症。”

对此,自称“汪医生”的男子回复:“我比你专业,别给我闹这些没用的。”

唐风再次被带到接受胚胎移植手术的那间废弃车库里,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接受了减胎术。

一名长三角知名妇产科医院副主任医师透露,正是因为减胎术有一定风险,他和同事们接到了最新通知,一次只允许植入一个受精卵。

日美等国的医疗机构在做胚胎植入时,只能植入一个。几年前,中国最高允许一次植入两个胚胎。黑诊所没有这些约束,为了提高成功率,它们往往会给植入二三个胚胎。“AA69助孕网”负责人吕进峰称,代孕行业里鱼龙混杂,一些不讲诚信、不守规矩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因此机构与客户或者代妈与客户的纠纷逐年增多。

为什么非要把孩子怀到这么大才减胎?吕进峰怀疑,“也有可能是客户做了胎儿性别鉴定。”而这是法律严令禁止的。

做完减胎手术后,唐风被送回居住地。在这里,“阿姨”要求她躺在床上静养,否则会影响留下的那个胎儿。同时,这位阿姨还每天给她打保胎针。

2021年1 月 27 日,唐风剖腹产生下一名男婴。产后4天,孩子被带走。《财经》记者试图联系唐风求证相关细节,未果。曾与其有所接触的一位媒体人士称,此事公开后,唐风“压力非常大”,已经拉黑了所有记者的微信,拒绝接受进一步采访。

上海卫生系统一位工作人员向《财经》记者证实,此案目前正由上海松江区卫健委、松江区公安局等部门联合查处。《财经》记者分别发函、致电上海市卫健委、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区卫健委等部门询问案件进展,截至发稿暂未收到回复。

卖卵,导致过度促排,危及生命

非法代孕,用前述那位妇产医院医生的话说,“和正常孕妇一样,就是一只脚踩在鬼门关里了”,或者说更危险。

唐风自述,是一名抑郁症患者。其实,接受试管婴儿技术的母亲,必须先接受术前的健康检查,有基础病,比如严重心脏病、精神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以及45岁以上的高龄妇女,都不能做试管婴儿。

在允许合法代孕的美国一些州,对代孕者的健康有严格保护。美国生殖医学会的相关指引,要求至少有过一次足月健康生育史、无并发症,有稳定的家庭环境、足够的经济和精神支持,本人和伴侣均不吸毒、酗酒等;此外,“代妈”还需通过相关心理评估。

此外,在美国的商业代孕合法州,准父母和代孕者还会各自聘请律师,对代孕者的身心健康、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作出细致约定。合同公证后,诊所或医院才会开始医学操作。

捐卵者也会受到类似保护。上述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告诉《财经》记者,捐卵同样是一项有风险的医疗行为。他在行医过程中,常常碰到过度卵巢刺激综合症患者紧急入院,这就是接受药物促排卵产生的后遗症,严重者可能出现胸水、腹水,甚至危及生命。

取卵时,用的是穿刺术,促排药物刺激后的组织很娇嫩,如果穿刺不够精准,没有穿到卵泡而是穿到血管,就可能导致大出血。

“这在全世界哪怕专业的妇产科医院都可能会出现。概率不低,有5%—10%左右。”这位妇科医生粗略估计。

游离在法律之外,和唐风一起被“圈养”的卖卵者和代孕者,显然没能得到足够的保护,甚至也缺乏保护自身健康的意识。

领养,不是中国人心理上的一站

因代孕还是灰色地带,这直接导致代孕者和卖卵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吕进峰告诉《财经》记者,他的主要客户是不孕不育和失独群体,其中失独人群约占其客户的四分之一,这些人群对代孕的需求不容忽视。

高龄妇女也是需求方。一位妇产科医生建议,可以考虑给高龄不孕者“网开一面”。“其实我们也蛮同情的,很多人一辈子遵纪守法,没生孩子或是高龄失独,老了以后女方还能排卵受精,但是子宫因为一些原因切掉了。对这些特殊人员,能不能通过其他途径给人家一个机会?”

2004年入行的吕进峰观察到,代孕需求有两个大的增长期,一是2008年左右,一个是二胎开放之后。这名从业者认为,对代孕不应该一刀切,应该相对放开。

目前,中国人前往海外允许合法代孕的国家代孕生子的情况,已经较为常见。一家美国代孕机构承认,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中国人占其客户总量的80%。

同性恋者周宏就是在北美找人捐卵、代孕的。在那里,这样的网络平台就像中国的相亲网站一样成熟:支持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语言,代孕的每一个环节、注意事项,以及各环节可能产生的费用,都被一一列明。

这首先有一个选择过程,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物色“代妈”/准父母,部分还需物色捐精、捐卵者,双方都按自己的想法“精挑细选”。

然后,体检、委托合意的医疗机构做试管移植、处理各项法律手续,以及等待和迎接婴儿降生。

周宏不是完全没有想过领养,来自父母的压力是他和男友赴美代孕的原因之一,“我爸一直暗示我必须要有后代,男友家不知道为什么也一直催他要孩子”。

一位在美从事代孕中介工作者自称,每年接触上百名来自中国的客户,无论是不育、高龄失独还是其他情况,寻求代孕的人总是对“自己的孩子”抱着很大的期待。她的感觉是,“领养不是中国人心理上的一站”。

立法机关也曾考虑代孕立法问题。2015年12月公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一条,明确“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因争议太多被删除。

此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曾于2016年3月召开一次有关代孕的法律研讨会,参会者十余人,有来自婚姻法、行政法、卫生法等方面的法律界专家,也有医疗机构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对《财经》记者回忆,多数专家认为应采取原则上禁止代孕,但适度灵活的法律政策,对确有需要的可适当放开做特例处理。

少数医学专家和婚姻法专家,持反对态度,坚决不同意放开代孕。

事实是,由于地下代孕产生的法律纠纷正在不断涌现。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与此相关的诉讼文件已逾428份。

尽管对代孕合法化有所保留,社会学家李银河仍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示,“有法可依后也许能更好保护代孕母亲的权益”。

(文中唐风、周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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