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完成的“猜想”:怀念经济学家江春泽

文|《财经》研究员马国川 编辑|苏琦  

2021年03月20日 18:40  

本文4094字,约6分钟

她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接受苏联经济学,到七十年代勇敢地告别旧经济思想,走过了艰难的反思历程。而后她学习现代经济学,为推动改革贡献思想与智慧。晚年又怀抱强烈的问题意识,聚焦“帕累托猜想”,上下求索,从学理上思考改革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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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江春泽老师,是在2013年夏天。在位于北京西部百望山下的家中,这位78岁的经济学家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慈祥、直率而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很有风采,气质很像在电影里见过的女科学家。这就是江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至今印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如昨。

当时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社会各界期望这次会议能够在改革方面有较大推进。《财经》杂志做了一个专题,就是回顾在改革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史为鉴。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改革一度遭遇巨大阻力,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很高。1990年9月,时任国家体改委国外司副司长的江春泽接到一个任务,整理撰写了《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在中国当代改革史上,这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材料。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在回忆录《国事忆述》里这样写道——

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我认为,这个材料很好,要给上面送。我就拿到中石化总公司的机关印刷厂去,嘱咐他们不许传出去。大概一共印了20来份。我给江泽民、李鹏各寄了一份。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各方认识又不统一,工作难度很大,他需要找些东西统一高层的认识。

1991年秋冬,江泽民主持召开了11次座谈会,来自不同部门和研究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受邀走进中南海,江春泽是与会者中唯一的女性。她直言在经济国际化的大趋势面前,中国不能闭关锁国,还引用了智利中央银行行长的一句话:在封闭的环境下搞现代化只能建成“乌托邦”。这11次座谈会对于推动决策层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的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1993年10月份,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启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新一轮改革。显然,众多经济学家在重启一度停滞的改革进程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就有江春泽老师。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江老师娓娓道来,思路清晰。回首当年,她说,“市场经济体制是任何社会通往经济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如果20年前改革倒退,仍然惧怕市场经济,那就很难避免苏东国家当时的‘多米诺效应’,而一旦社会动荡,改革与发展再打乱重来,付出的代价就要沉重得多,老百姓为此要承受的痛苦也就更多了。”她还准备了详细的书面材料,密密麻麻好多页,严谨的治学之风令我佩服不已。谢明干老师笑眯眯地坐在一旁,偶尔为我们倒茶。客厅的墙上有一张大幅彩色照片,是他们两人与朱镕基夫妇的合影,也是他们在世纪之交一起在朱镕基办公室工作的纪念。

后来,《财经》杂志发表长文《鼎新三中全会》,其中就有对江春泽老师采访的部分内容。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2013年11月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不负众望,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虽然已经过去8年了,但是当时社会上的欢欣鼓舞之情,至今历历在目。

那次采访之后,我就和江春泽老师熟悉起来。也是从那时起,我知道江老师在撰写一本书稿。2014年春天,她邀请我到她家中,将刚刚出版的新书《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送给我。这本书将20世纪初帕累托提出的关于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同样有效的假说,称为“帕累托猜想”,以此学术命题切入,围绕着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决策思想进行历史梳理和总体反思,史料丰富,也非常有现实意义。我们一起商量,借新书发布举行一次研讨会。我与网易财经的负责人齐栋梁先生沟通,他欣然答应作为主办方,承办这次活动。

2014年6月14日,“江春泽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首发式”,在清华大学附近的文津国际酒店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高尚全、钱颖一、周为民等20余位嘉宾与会,共同围绕“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展开研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性的话题,会议讨论的话题很自然地延伸到当前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转型、“中国模式”等问题上来。这是一次高水平的研讨会,大家畅所欲言,气氛热烈。我很荣幸地主持了讨论会,受益良多。

不过,说老实话,那时我对江老师致力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这个问题有些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改革前后的正反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还需要再做“求证”吗?就像有学者私下所说,从世界范围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提法已经非常激进,甚至有些“右”了,还有什么需要研究的呢?改革只要朝着市场化方向去做就是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新问题了。

后来我才认识到,自己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几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在市场问题上远远没有形成共识,反而有各种各样、明里暗里的理由否定市场作用。例如,个别企业家认为大数据让预判和计划都成为了可能,进而提出“我们需要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进行重新定义,市场经济不一定会比计划经济更好”。江老师在2014年的座谈会上就指出:“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没有停息,这个问题只有在理论上搞清楚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才能劈风斩浪,扬帆前进。”7年后的今天回头看,这番话堪称警世之言。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经常和江老师通电话,得知她和谢明干老师都在忙于写作,也常有新书面世。偶尔去家中看望,他们都很高兴地放下案头工作,和我这个晚辈聊天。聊着聊着,就会谈到他们的写作计划。虽然已过八十高龄,但他们似乎永远都在忙,忙着思考一些关系国家发展的宏大问题。他们是一对遨游于知识与思想世界的学术伉俪,无欲无求,就像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先生一样。从他们这里,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勤勉与忘我精神。春天里,我经常骑车去爬百望山,从他们居住的小区经过时就会想起他们,但是不忍去打扰他们。

2019年3月《艰难与辉煌:谢明干改革发展文选》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煌煌四卷,详实记录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这套书的封底上,印了一些著名人士的推荐语,我写的一段话也忝然在列。这是江老师和谢老师的提议,让我颇为惶恐不安。他们这种奖掖后学的精神让我感念至今。同年6月23日,“《艰难与辉煌——谢明干改革发展文选》首发式座谈会”在北京举行。由于当天早些时候我参加另一个座谈会,结果迟到了。我悄悄地走进会场,坐下后发现江老师正在笑着向我点头。

假如当时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我一定会准时参加,并好好地听会。可惜,我无先知之智,后来又有事早退。而今想来,后悔不及。记得当天晚上,我向江老师打电话道歉,江老师不以为意,还解释说没有机会让我发言,并且邀请我去家中做客。每日忙碌,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登门看望,然后就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江老师主动打电话来,嘱咐我和家人小心防疫,注意在变化的社会环境里保护自己。我答应在疫情结束后去看望她,她也爽快地表示欢迎。听到那中气充足的声音,我根本意识不到,她已经是85岁高龄的老人了,也不知道当时她正在为谢老师身体检查而奔波。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手边放着2018年江老师签名送我的一本书《亲历与见证:一个经济学者与改革开放40年》。这本书是她亲身参与中国改革过程的见证和追忆。通过这本书,我了解了她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思想历程。作为政府智库高级研究人员,她为中国改革的决策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材料和思想启发。作为经济学家,她为比较经济体制学科的创建做了大量工作。诚如吴敬琏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所指出的,江老师研究的有关计划\市场选择的理论问题,是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对‘帕累托猜想’的求证过程并未结束”。

从世界范围看也是如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市场的优点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甚至有人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已经按照有利于市场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然而人们发现,历史并未终结,政府与市场的冲突只是改变了形式。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冲突再次展开,历史的钟摆似乎在向回摆动。因此,对于经济学界来说,“猜想”没有完成,可能还需要几代经济学家的努力。

但是对于江老师来说,她已经尽力了,“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她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接受苏联经济学,到七十年代勇敢地告别旧经济思想,走过了艰难的反思历程。而后她学习现代经济学,为推动改革贡献思想与智慧。晚年又怀抱强烈的问题意识,聚焦“帕累托猜想”,上下求索,从学理上思考改革的核心问题。她以不断反思、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谱写了人生的华彩乐章。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女经济学家可谓凤毛麟角。在中国经济学史和中国改革史上,女经济学家也屈指可数,江春泽老师毫无疑问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作为一位勤奋严谨、敢于反思的知识分子,她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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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春泽(1935年3月-2021年2月3日),原名江泽春,生于安徽安庆, 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体改委工作。著有《比较经济体制学—经济体制的理论与方法》《亲历与见证:一个经济学者与改革开放40年》《国际比较中的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合著)等。荣获“2005中国经济女性年度突出成就人物”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