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各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地学区房之热，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家长们卷入了买学区房、支付高价课外培训费的“军备竞赛”中，基础教育内卷化日趋严重。
对这种状态，家长、学生苦不堪言，今年三月上旬的全国“两会”上，诸多代表、委员对此提出批评和建议。
学区房产生的根源是，小学就近入学、小升初电脑派位的制度安排下，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人人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要给学区房降温，则必须从解决这一问题入手。
3月16日，上海市教委发布《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改革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适用于2022年起参加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的考生。
这个《实施办法》让人眼前一亮。《实施办法》细化了重点高校的名额分配方式，从2022年起，上海市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和市特色普通高中将有65%的名额分配到各区，其中20%分配到校；区属市重点50%-65%分配到各区，其中70%分配到校。
此办法简而言之就是好高中的招生部分实行“配额制”，根据初中的人数分别分配到区和初中，一个薄弱的初中学校里的“凤头”，亦可考上全市最好的高中，因为在获得分配到该初中的名额，他只需要与本校同届学生竞争。
这种办法并不新鲜，中国古代科举即如此，生员（俗称秀才）的名额分配到县，乡试举人的名额分配到省。因各地文化教育水平的差距，竞争激烈程度差别甚大，江南乡试（江苏、安徽两省）、浙江乡试是中举难度最大的地区，故这两地时有“冒籍”学生，去其他偏僻省份考试。
一省内的各县考秀才也难易程度不同，齐如山先生曾撰文说他的家乡直隶高阳，文风盛时，30余名童生才取一名生员，而同一省的涞源，常常考生还不够应录取的名额，基本上能把前两行八股文写顺溜就可以中秀才。
古代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情复杂，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千差万别。如果以同一标准来录取秀才和举人，那几乎会让几个发达省份的学子包揽了；而让落后省份经济、文化发展到和发达省份差不多的地步，上千年都未能实现。
这种按地域分配名额的办法是消极的，也是不得已为之，它能最低限度地保证穷省也有秀才，穷省也有举人，从而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如此对落后地区的“照顾”，是另一层面的“公平”。
上海是中国最为发达的都市，即便如此，其内部依然存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区和区之间，校和校之间有差别，且“牛校”和“菜校”的差别甚大。
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杨振峰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解释了这一制度设计的考量和目的。他说：“核心就是生源问题。我做过校长，我清楚地知道，如果生源不优化，老百姓对学校的信心不足，生源不好，你再努力效果也是不明显的。这次改革以后，弱一点的初中看到希望，就会卖力。”
“我们先改变同质化的人群，调节为异质化的人群，对孩子来说才能看到多元的社会。过度内卷的环境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自由宽松的环境，才能造就自由的灵魂。”上海此举打破由好高中全市掐尖的游戏规则，从而使薄弱的初中、高中也能有好的生源。
上海这次中考改革的办法目标明确，操作办法精细，逻辑上也是自洽的，人们有理由对其抱有良好的期望。但是，也不是没人对该办法提出忧虑，不少评论者担心会不会通过此种削峰填谷，优质名校的教学质量下降了，而薄弱校并没有多少提高。
尽管有部分市优质高中名额分配到薄弱的初中，但这样的初中所能得到名额很少，全校名列前茅者才可能考取。大多数学生依然要到全区的公共池子里去竞争，在这个池子里，薄弱初中的学生显然考不过好初中的学生。
而且如果薄弱初中的教学质量没有大的提升，好的生源进来了，三年后，知识的获得与学习能力的提高很有可能落后于以相近水平进入好初中的学生，即使因为“配额制”他考入了好高中，三年的高中生活会更吃力，高考时成绩不理想。——这些学生选择什么样的初中、高中，最终的目标是高考。也因为进入薄弱初中的学生依然有机会考入市重点高中和区重点高中，又对薄弱初中教学质量的不满意，那么家长可能会花更多的钱让孩子去校外培训机构补习，以弥补和优质初中的落差。
杨振峰处长介绍了帮助薄弱初中提高教学质量的一系列办法，而且他认为：“担心（薄弱校）老师教不了好学生，我认为是多虑的，尤其在十三五期间，我们制定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五项标准，包括师资的待遇、信息化的水平、建设的标准、装备的水平，生均经费，都是按照统一标准来做的。”
我以为这种看法有些理想化了，作为校长出身的基教处处长，他对优质校多年来形成的优势应该心知肚明，如果通过硬件配置统一标准、教师录入统一水准和优秀生源均衡分配就能解决学校之间的巨大差距，那么前些年干什么去了？
在我看来，教育公平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起点公平，机会均等。在义务教育阶段每个学生享有的教育资源不应该有较大差别。另一方面则是竞争的游戏规则公平，在享受比较均衡的教育资源基础上，就应该鼓励和尊重公平的竞争，让优秀的学生脱颖而出，接受更好的教育。
我国现在实现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而升入高中和大学是靠考试这种竞争方式来选拔，那么考试的分数是最刚性的标准。
如果说，全国因为太大了，省份之间的教育水平很难达到均衡的水平，高考录取以省份为单元统一标准考虑的是这种不均衡的现实，而经济发达的直辖市，还要采取“配额制”的方式以照顾薄弱校。
那么公众不禁要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义务教育实施三十五年了，为什么小学、初中阶段的教学水平，区和区之间、校和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加大呢？这样的“马太效应”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在此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对不同学校的资源配置厚此薄彼是否应负较大的责任？怎么能反过来指责家长过于焦虑呢？
在薄弱校和优质校的差距还未有明显缩小的当下，以弱化优质校拔尖录取、校际之间实行生源均衡分配的方式来达到某种平衡，这种平衡可能要牺牲一些优秀学生的利益，未必公平。但愿，这只是我的多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