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谁是三星堆文明的终结者?

文 | 朱大可(学者、文化批评家)     

2021年03月29日 20:23  

本文9552字,约14分钟

那些无畏的古蜀战士,挥动发辫,手捻朱砂,焚烧神像和“洋货”,驱赶或处死“西方传教士”,经过许多年的顽强斗争,终于推翻“殖民者”的统治,终结“西方文明”,实现了本土宝墩文化的“伟大复兴”。

01给三星堆王国画像

在探索三星堆之谜的进程中,东晋人常璩编撰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往往率先跃入人的视界,成为大多数巴蜀文化研究者的主要文献依据:

▲《华阳国志》(图/网络)

“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在这段文字中,恐怕只有关于“纵目”记忆可以落实,其它似乎都不甚可靠。问题的关键在于年份。“周失纲纪”,这应是平王东迁洛阳后的事情,此时蜀候率先独立称王,那最快也是公元前770年之后的事情。这个时间段,跟活跃于公元前1100年前后的三星堆王国,应该没有太多干系。

但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华阳国志》弄错了时间。这个原住民政权,也许就是活跃于前1250年至前650年的金沙王国,并按蚕丛、柏灌、鱼凫和开明的顺序形成传承序列,所存在的时间,比《华阳国志》的说法提前了300—400年。在望帝杜宇之后,《华阳国志》才逐渐走向信史,而此前的69个字,都是《山海经》式的“道听途说”。这显然是包括《史记》在内的所有“正史”在溯源上的共同困境。

鉴于文献记录无法作为主要研究依据,我们便只能倾听那些出土文物的沉默的自白了。它们试图告诉我们,尽管三星堆文明成分驳杂,却是典型的外来文明,向我们展示出高度开放的成都盆地的“全球化”特征。

顺便提一下,文字是公认的文明衡量标准之一,而“巴蜀图语”到底是图是字,有待仔细甄别,因而,三星堆究竟属于“文明”还是前文明的“文化”,暂且还没有定论。只是基于对这一壮丽的青铜文化的敬意,本文冒昧在此使用了“文明”一词。

根据现有文物推断,三星堆遗址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土著期(前2800-前1300年)主要为陶器和石器,属于新时期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

第二期为插入期(前1100年-前900年),又可称为“王国期”,大量青铜器突然闪现,毫无征兆,器型诡异,风格跟第一期截然不同,显示有外部先进文明强行插入。

第三期为后焚毁期,插入式文明遭到解体,但本地余韵犹存,而且在百里以外的金沙村一带,有被轻度沿袭、模仿和复制的迹象。

现有的研究报告,试图抹除三个时期、尤其是“土著期”和“插入期”的迥异之处,将其视为一种连续的自我继承关系。而在我看来,真正值得谈论的,恰恰是那个短暂的“插入期”,它跟原住民缔造的第一期文化有本质差异,而非基于华夏文明的“次生文明”。

我们已经发现,三星堆可能是政教合一的王国,其统治阶层来自异乡,其人类学表征为窄脸、大眼(平目或纵目)、高鼻(鹰钩鼻或蒜头鼻)、大耳(招风或贴颅)和阔嘴(延及耳根),脸部轮廓具有显著的凹凸风格。

那种认为此类造型属于“艺术夸张”的说法,似乎不足为信。任何浪漫主义的神话想象,无法超越本地居民的日常审美框架。在一个平脸、小眼和低鼻的世俗世界里,祭司们凭什么要去塑造一种跟本民族体征背道而驰的形象?他们为什么认定这样做是对的?在已知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印度河文明中,从未发生过如此不合逻辑的怪事。

▲青铜纵目人面具(图/网络)

三星堆博物馆网站对上述头像的细致描述,颇值得我们玩味——

这是二号坑C型人头像中的戴发簪头像,系采用浑铸法铸造。人像整体造型优美,神完气足。其头型为圆头顶,头上似戴头盔。脑后用补铸法铸有发饰,似戴蝴蝶形花笄,中间用宽带扎束,两端有套固定发饰。人像面部特征为蒜头鼻,阔口,其眉毛、眼眶绘黑彩,耳孔、鼻孔、口缝均涂朱砂,原应为彩像。一般认为,这种戴发簪人像应比一般平顶头像所代表的地位高。

这段文字绘形绘色地告诉我们,该造像所依据的,正是常见的写实主义原则,它借助面部结构特征、发型和头饰的尽悉刻画,再现了现实人物的原貌,甚至可以据此推断出原型人物的社会地位——三星堆王国的领导阶层,从而令“浪漫主义夸张想象”的说法变得有些尴尬。

我要在这里重申这样一种观点:从公元前4000年到前600年的轴心时代,从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存在着一个地域广阔的西亚/埃及文明共同体(以下简称“西亚文明共同体”),其特征就是“巴别神系”及其对应的神庙和祭拜体系、人口聚集的城市、青铜铸造技术、发达的海陆两栖贸易,还有基于象形文字的抽象字符(如楔形字),以及狂热的黄金崇拜(埃及尤甚)。

▲电脑复原的乌鲁克城(图/网络)

神鸟生命树、黄金面具和权杖、南亚象牙和印度洋贝币,所有这些三星堆出土物品,足以证明它跟“西亚文明共同体”的同质性(参阅拙著《华夏上古神系》下卷第七章)。亚述帝国对埃及、叙利亚和波斯的全面征服,强化了这种共同体的内部联系。

该共同体涵盖古埃及人、苏美尔人、闪族人和印欧人等,并拥有(或部分拥有)近似的人类学体征:长方脸、大目、高鼻、大耳和阔嘴,以及由此形成的凹凸分明的面部轮廓。

即便如此,这个盆地小国的民族结构仍然是多元的。它的王族、祭司和铜匠,正如青铜雕像和面具所塑造的那样,属于西亚人种,并以筓发为辨认标识,但人数有限;而它的民众则是以辫发为标识的原住民,他们是聪明的蚕农,为数众多,在国王和祭司指导下勤勉地劳作。蜀锦成了这种跨文明合作的伟大成果。我非常乐意向公众描述这样的乌托邦场景,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一体多元”的社会组织结构。

三星堆是青铜和丝绸的双料文明,由外来的青铜人和本地的蚕桑人所共同打造,软(丝)硬(铜)兼具,阴阳互补。三星堆也是杂交文明的一个历史范例,它以强行植入金属文明的方式,推动了本地丝绸文化的飞跃。 

与此同时,它的文化形态也展示出“一体多元”的特征:以“西亚文明共同体”为内核,以当地宝墩文化为基底,以长江下游文化(良渚文化)和黄河文明(殷商文明)为补充或环衬,形成耐人寻味的拼贴结构。

尽管三星堆王国跟西亚共同体有高度同质性,但人们始终无法确定它的具体来历。它的遗产跟其它文明考古遗存截然不同,没有文字和人类尸骨,似乎有人在蓄意隐瞒其真实身份。它显得如此神秘,突然涌现,却仅存活了两三百年,而后突然退场,犹如一颗灿烂的文明流星,只为我们留下有关纵目神的记忆。

02三星堆王国的丝绸贸易

目前正在清理的编织物若真的是丝绸“绮”(亦有发掘者从中识别出了蚕丝蛋白),便证实了我几年前的断言:三星堆王国是早期东亚丝绸业的主要组织者,而且是华夏丝绸文明的真正源头。

四川盆地的北方和东方强敌环伺,充满各种危机,而西部人口稀疏,不足为患。但正是险峻的山川地形壁垒,令其成为一个优良的生物庇护所。就在公元前1500年—前1200年前后,一群来自西亚某地的逃迁者,基于某种我们无法获知的原因,携带先进的青铜文明,从南方通道进入成都盆地,在那里定居,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无名氏”王国。

▲四川地形图(图/网络)

这个王国发现了蚕丝的秘密,进而将其培育成一个庞大的丝绸制造业,形成桑树种植、采桑、养蚕、缫丝、织造和运输等完整的生产序列,全面开放了南向的贸易口岸。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这条丝路,经云南、缅甸、泰国而跟印度次大陆(孟加拉)发生直接对接,并通过印度跟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高原、叙利亚和埃及保持间接贸易的关系。所谓间接贸易,今天叫做“转口贸易”,它具有一个类似田径接力赛的结构。

▲考古人员在“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图/央视新闻)

三星堆王国的势力范围,不仅扩展到印度次大陆,而且也跟临近的黄河文明(青铜尊和罍)、良渚文化(玉琮)以整个东亚文化(牙璋)保持着有限的贸易往来。这种沟通并非全面开放,不会因此瓦解三星堆文明的精神内核。封闭是王国得以续命的重要保障,一旦向中原开放,它就会被骁勇善战的黄帝族迅速吞灭。

对它而言,也许只有南方边境才是唯一安全的,那里居住着氐羌土著和来自北方的东夷族人,他们是矿工、商贩和脚夫,不仅提供丰富的东川铜矿石,还是三星堆王国的拱卫者。正是这条畅通的贸易通道,为三星堆带来短暂而辉煌的繁荣。

印度无疑三星堆丝绸的首个受益者,据吠陀教文献描述,大神湿婆酷爱黄色丝织品,而且在他的无数雕像上,都留下了穿戴丝绸织物的清晰印记。但全球丝绸贸易的最早实物证据,却来自一具埃及古城底比斯国王墓地的木乃伊,死者是一名30-50岁的妇女,在她的头发中意外发现了公元前1000年的丝束。而这个年份,跟三星堆王国的生命周期密切呼应。

此前曾有记载称,公元前一世纪,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的性感内衣,使用了质地紧密、手工精巧的丝绸面料。但这似乎只是一个孤例。埃及直到公元后四世纪才普遍使用丝绸,由于这个缘故,埃及学者对这一发现心存疑虑。但经过显微技术,红外光谱分析以及化学成分分析,维也纳大学的科学家确认,木乃伊上的纤维材料就是丝绸,而且“几乎肯定是中国制造”(参见John Noble Wilford:New Finds Suggest Even Earlier Trade on Fabled Silk Road,纽约时报,1993年3月16日)。 

大多数中国和西方研究者,受张骞“凿空西域”说(见于《史记·大宛列传》)的误导,认为早期丝绸之路,是一种由骆驼商队描绘的道路网络,从中国西安起始、经过中亚诸王国、绿洲贸易站,抵达西亚、欧洲和北非,涵盖了沙漠、戈壁和欧亚大草原等多种地貌。但历史事实却是,公元前1500—1000年前的丝绸贸易,是由三星堆王国独立推动的,并且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直到这个王国覆灭,东亚的丝绸的主要输出渠道,才转向较晚形成的北方网络。

在输出丝绸的同时,三星堆王国从南亚大量购入南亚象牙,这是目前唯一能够证实的舶来品。象牙饰品是“西亚文明共同体”的重要流通品,同时也在东亚的饰品中扮演重要角色。从河姆渡遗存到殷墟妇好墓,都有它们的高贵身影。它还因具驱魔作用而被用于祭祀仪式(见《周礼注疏》)。

但东亚本地大象在商周两朝被大量杀灭,需要由外部输入加以补充。三星堆王国囤积大量象牙,主要不是自身需要,而是作为“转口贸易”重要物料,通过长江和北部山区秘道输出,为黄河和长江文明“锦上添花”。正是这个缘故,应该把这条贸易通道的名称,由“南方丝绸之路”(一种单边贸易的错误提法)改为“丝牙之路”(silk-ivory road),尽管它听起来有些怪异,却更符合双向贸易的商业本性。

03三星堆文化中的异乡神

既然三星堆王国的领导阶层,来自“西亚文明共同体”,那么它一定会随身携带该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这方面的识别工作充满难度,但还是能从中辨认出某些有趣的埃及元素。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眼形器。除了那些直线菱形结构的青铜眼睛,还有一只半残的左眼,前端有鸟嘴式的眼眦结构,尾部残缺,可能是一个上翘的眼尾——

▲青铜眼形器(图/网络)

下图是埃及“荷鲁斯之眼”的流线型结构,它拥有一条跟上眼睑平行的眉线、一个垂直的泪滴,以及一条尾部卷曲的飘线,但我们还是一眼就能认出它跟“三星堆之眼”的“异质同构”。

▲荷鲁斯之眼(图/网络)

荷鲁斯(Horus)是负有盛名的天空之神和法老守护神,人的身体,带有猎鹰或游隼的头部。后跟日神拉(Ra)发生合并,叫做拉-荷鲁斯。由于荷鲁斯被沙漠之神赛特挖出左眼,只剩下一只左眼(右眼为日神拉的眼睛,又称“拉之眼”),所以祂是“独眼神”,世称“荷鲁斯之眼”,代表太阳的崇高价值,并具有强大的巫术力量,象征牺牲、治愈、康复和庇护。直到今天,他都是全球时尚设计界的灵感源泉。

▲眼形青铜器(图/网络)

现在还无法断言的是,三星堆出土的纵目神,究竟是荷鲁斯的东亚变体,还是另有其神。但无论如何,由荷鲁斯崇拜引发的眼睛崇拜,由眼形器扩展到纵目神面具,成为三星堆神学的重要标志(参见拙作《三星堆文明的眼睛巫术——纵目神的崛起》)。

无独有偶的是,三星堆还出现了荷鲁斯母亲伊西丝(Isis)的象征物——五芒星盘,她是最受埃及人崇拜的金星女神。不幸的是,它被中国考古人员误认为太阳的标志——

▲太阳轮形青铜器(图/网络)

这种看起来很像车轮的五芒星盘,虽然具有“普遍价值”,出现于几乎所有文明的图像体系中,但其最早现身的地点,还是古代埃及——

▲古埃及墓葬浮雕图像(图/网络)

在第二幅墓葬浮雕图像中,代表伊西丝的五芒星盘高悬上方,她是亡灵和幼童的保护神。星盘下方为象征重生的圣甲虫,再下方的圆盘(带有向下的芒刺)是太阳,它的左右分立着两位狗头人身的阿努比斯(Anubis,冥界守护者),它们相向而立,手里分别托着日神“拉之眼”和“荷鲁斯之眼”,它们被一起召唤到墓穴,以庇佑死者早日获得重生。

金星女神伊西丝和儿子荷鲁斯的联袂现身,正是埃及神学渗入三星堆神学的图像证据。

跟荷鲁斯相伴的另一名神祇,是古埃及最活跃的侏儒神贝斯(Bes,Besu)。他长有一副丑脸,戴羽冠,大耳,蓄须,罗圈腿,还喜爱把两手放在膝盖上。他是战神和分娩神,特别擅长保护妇女儿童,并常与青年荷鲁斯出现于同一场合,以保佑他茁壮成长。荷鲁斯和贝斯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以后演化为一个复合神,叫做“霍贝斯” (Horbes),一望而知是荷鲁斯和贝斯两个名字的叠加——

▲贝斯神像护身符(图/网络)

正是鉴于贝斯跟荷鲁斯之不可分割,所以他也成了三星堆神话中的成员,混迹于祭祀坑的葬品里——

三星堆贝斯小雕像,跟埃及贝斯的造型几乎一模一样:怒目圆睁的狰狞丑脸,戴羽冠,大耳,罗圈腿,两手置于膝上。所不同之处是,羽冠发生折叠,而且省略了胡须(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造像普遍放弃了西亚的蓄须传统)。

我们就此面对着一个来自埃及的异乡神家族——荷鲁斯(荷鲁斯之眼)、伊西丝(五芒星盘)和贝斯(雕像),他们三位一体,构成三星堆神话的埃及板块。这种来自埃及的“文化渗透”,不仅发生在中国西南地区,还发生于东部沿海的良渚和齐鲁,为东夷族的少昊崇拜提供精神原型。而那是海上丝路和转口贸易的必然结果。

然而,由异乡神构成的埃及日神崇拜板块,只是三星堆神学的一小部分,这个驳杂的多神教体系,似乎还应包括苏美尔-亚述、叙利亚、安纳托利亚高原和印度河诸文明的各种疑似片段,但对它们的确认,有待于新一轮考古提供更多的实物证据。

04这是一场残酷的神学战争

三星堆遗址从未发现实用兵器,一、二号坑的61把铜戈过于单薄和柔软,无法投入实战,只能是用于祭祀的象征性礼器。这种零兵器状况似乎在向世人暗示,王国既无外部入侵之虞,也无内部造反的危险。它看起来如此富庶,国泰民安,没有暴力维稳的政治需要,呈现出和平安详的容貌。但这只是考古场景所营造的错觉。

三星堆王国的覆灭原因,始终是史学界难以索解的悬谜。鉴于险峻的地理优势,可以排除盆地外“敌对势力”的因素。它的敌人只能来自两个方向,第一是王国内部的下层原住民;其次是分布四周的酋邦(例如宝墩文化区发现的六个城市聚合体);其三是上述两种力量的内外夹击。

这种假设促使我们对其结局做进一步推论。也许是因为财富引发的权力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均,它在晚期出现了政治危机,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没有实战兵器的王国卫队,无力镇压叛乱。而更大的可能是,毗邻的酋邦诸国日益强大,由绵羊变成虎豹,觊觎邻国的财富,里应外合地把它灭了。

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我们还不知道实施大规模“燔祭”的主体究竟是谁,是那些成功的入侵/造反者,还是落败逃亡的王国领导人?而后者显然是主流研究者所希望的,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在三星堆和金沙之间建立承继关系,描绘巴蜀文化自我延续和线性演进的完美图式。

但令人生疑的是,三星堆王国领导人为什么要进行如此激烈的“燔祭”,将本国的治国重器全部砸坏和焚烧?而且逃亡本应是仓猝之举,但“祭祀坑”的方位和朝向却有悉心规划的迹象,实在令人费解。仅仅为了准备大量焦炭,就须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此种逃迁前的祭祀行为极不寻常。

有一种解释称,这是因为逃亡无法随身携带重器,只能就地毁灭。假如这是真的,那么逃亡者为什么还要抛弃便于携带的丝绸织物和小型玉器?不仅如此,黄金是逃亡中进行临时交易的重要资本,居然也被主人轻率地焚毁埋葬,其行事方式显得殊为可笑。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中K3(3号坑)出土的部分文物(图/新华社)

一个繁荣的王国无端烧掉自己的全部神器,搬迁到一百华里以外的新居(如此短近的距离,令搬迁的意义变得非常可疑),同时患有严重的健忘症,在保存黄金制作技术的同时,丢失了自己的纵目神信仰及其发达的青铜技术。这种快速自我退化的行径,不符合国家生存的基本逻辑。

几乎可以断言,“燔祭”只能是造反/入侵者的手笔。由于惧怕前政权的神灵,必须举行一个精心策划的仪式,用木炭点燃上千度高温的火焰,砸烂和焚毁它的全部神器,包括属于神学体系的黄金面具。那些带圆孔的黄金饰片和丝绸织物,可能源于国王和祭司的袍服,所以也同样难逃厄运。最后,开挖跟王国宫殿朝向完全一致的矩形土坑(这是同构巫术的一种,可以强化巫术的感应力量),将那些令人生畏的事物彻底销毁。

毫无疑问,只有极度强烈的宗教恐惧,才能迫使胜利者放弃物质贪欲,拒绝黄金的诱惑,而将敌人的宝器尽悉毁灭和掩埋。

耐人寻味的是,燔祭运用了中原常见的朱砂巫术。这种朱砂往往被涂抹在尸骨/人像/面具的五官孔窍、还有箱体/棺椁的内侧等。它的语义无疑是双向和自我悖反的,它既能庇护死者得以重生(红色犹如鲜血,是生命力的重要象征),又能阻止心怀怨恨的亡灵从冥界溜出来,侵扰在世亲属的日常生活。这种巫术起始于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延续至青铜和铁器时代,并泛见于整个东亚/泛太平洋地区(包括美洲的玛雅文化和印加帝国)。

朱砂巫术属于一个全然不同的神学体系,而跟三星堆王国的“三观”严重不合。西亚文化共同体的神学,只支持黄金美学,并不支持朱砂巫术(例如在巴比伦,朱砂仅用于绘画颜料,参见《旧约·以西结书》)。这种分化景象也支持我的推论,即烧死“诸神”的主凶,并非三星堆王国的祭司们,而是那些原住民群体,只有他们才擅长使用朱砂这样的“辟邪”毒物,对前朝神器进行焚毁前的涂抹和抛撒(其中有的可能仅用于人像着色,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甄别)。显然,这不是在为已经溃败的移民政权祈福,而是要封杀那些神灵的法力,以免它们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击碎胜利者的政治梦想。

这是一场典型的神学战争,而且还呈现出古怪的拉锯战形态。考古人员发现,各“祭祀坑”的年代其实并不一致。只有一种原因能解释这种现象,那就是在第一次战败后,那些异乡移民东山再起,击溃本地土著权力,实现了文明的复苏。又过了若干年,土著权力再次发起攻击,并进行新一轮的圣器焚毁。没有任何文明能够经受住这种绞肉机式的反复摧残。三星堆王国几经起伏和挣扎,终于消失于历史记忆的缝隙之中。

从金沙遗址提供的文物证据看,新政权只接管了三星堆王国的小部分事务,如黄金美学(如黄金面具与神鸟箔片)和象牙贸易(如大量象牙原料及其半成品),并拥有来自良渚的罕有宝器——十节玉琮等等,此外,它保留了作为地缘经济基石的蚕桑技术,此后好像还开发出筇竹杖和甘蒟酱之类的农副产品,如此等等。但三星堆王国的神学重器,以及支撑该体系的青铜铸造/焊接的先进技术,都已荡然无存。

▲金沙青铜“小立人”(图/网络)

目前仅有的金沙青铜“小立人”(高度仅为6.2厘米),面部扁平,眉弓突起,颧骨高耸,蒜鼻,戴冠,脑后为仔细梳理的发辫,其容貌、装束和气质,都完全融入当地原住民社群,而跟三星堆造像出现了质的区别。成都平原的造型美学,终于排除异端,接驳本土的浓郁“地气”,重归纯正的蜀人文化血统。

迷你“小立人”显然是一位祭司,他手握活蛇的姿势,是对“大立人”的刻意模仿,显示其拥有祭祀的最高权力。他试图告诉我们,在金沙王国,蚕农出身的辫发族,已经翻身做主,过上了坐拥权势、财富和名望的理想生活。

受到高调张扬的“太阳神鸟”金饰,外缘直径12.5厘米,厚度0.02厘米,还不到一只巴掌大小,充其量只是一件小型饰物,连普通祭器都谈不上,更遑论核心神器,跟三星堆重器——通高396厘米的生命树、通高260.8厘米的“大立人”、高66厘米、宽138厘米的铜纵目面具、以及新发现的预计重500克的大黄金面具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虽然制作精美,但仅凭这种细小而轻薄的体量,似乎难以承担日神崇拜的符号学重任,更不能成为新王国的信仰核心。它不过是三星堆神学残留的碎片而已。

▲“太阳神鸟”金饰(图/网络)

为营造祭祀现场的视觉冲击力,神器应当具备宏大尺度,这是构筑神圣宗教仪轨的第一要素。正是基于这个原理,小箔片被博物馆放大30倍,做成了大型圆雕,最终升级为成都市的形象标识。但这是时隔三千年后放大体量的结果,它制造了“重器”的错觉,却跟“太阳神鸟”的原型相距遥远。

我要在此重申,由于成都地区缺乏日照,居民渴慕阳光,金沙王国有限吸纳了三星堆的太阳信仰,甚至部分祭祀仪轨的形式,却彻底抛弃它的崇拜核心——纵目神,摧毁了原有的神学框架,由此制造了“买椟还珠”的逆向效应。无论在文化的性质、体量和等级上,金沙都不是三星堆的真正继承者。

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历史场景:那些无畏的古蜀战士,挥动发辫,手捻朱砂,焚烧神像和“洋货”,驱赶或处死“西方传教士”,经过许多年的顽强斗争,终于推翻“殖民者”的统治,终结“西方文明”,实现了本土宝墩文化的“伟大复兴”。

三星堆王国覆灭的原因,至此已经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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