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完没了抓“中国间谍”,拜登还会继续捕风捉影吗?

文|《财经》记者 王晓枫    编辑|郝洲

2021年04月09日 19:24  

本文7687字,约11分钟

拜登政府如何调整“中国行动”不仅会影响部分科研领域的华裔学者,也可能阻碍部分科技方向的中国留学生继续赴美求学,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中美人文交流的正常进行。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将近三个月,中美两国高层官员也举行了其任内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虽然迈出对话协商第一步,但两国关系重回正轨仍任重道远。

迄今为止,拜登政府未大幅度修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惩罚性贸易关税、科技禁令等限制措施依然生效。4月8日,美国商务部再以协助军方为由将七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列入黑名单。

在学术交流层面,针对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华裔研究人员展开的“中国行动”(China Initiative)也尚未取消,属于诸多正在评估的政策之一。

“中国行动”是2018年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任司法部长时出台的专门针对美国高校与中国机构学术交流进行审查的政策,旨在遏制中国“不正当”获取美国尖端技术,主要集中在司法部所说的“非传统情报收集者”——学生、老师和其他研究人员。

2020年,中国仍然是美国国际学生的第一大生源国。美国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一份报告估算,超过27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就读于STEM专业。

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用“毒辣”形容该政策。他对《财经》记者解释说,特朗普自上台就将中国作为敌手,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和方式对抗中国,“中国行动”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毒辣的工具。司法部专门出台政策针对某个族裔挖间谍,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二战时针对日裔有过先例。

远不止如此,“中国行动”的规模也少有先例。从2018年开始实施后,美国司法部在科研领域展开大规模“抓间谍”行动,截至2020年6月,FBI共对2000多起案件进行了调查。用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的话说,那就是FBI几乎平均每10小时就开启一个涉华“反间谍”案件。

作为特朗普政府对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行动”几乎让中美人文交流滑向脱钩。曾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游天龙对《财经》记者指出,“中国行动”虽然看似只影响一小撮人,却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特别是用“抓间谍”这个标签为华裔科研人员人员和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制造负面叙事体(narrative),2020年疫情期间这类新闻屡屡见诸美国主流媒体就产生这样的效果。

负面叙事

围绕“中国行动”展开的抓间谍着实为特朗普政府“递上了刀子”。过去一年,关于华裔学者、中国在美学者、中国留学生的坏消息大都和这个行动有关,这其中就包括大规模取消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学生的签证。一些立法提议甚至更疯狂,以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为首的三名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提出《安全校园法》(Secure Campus Act),试图全面禁止中国大陆公民获得赴美攻读理工科类的研究生。

最危险的是特朗普政府甚至以“抓间谍”名义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理由是该机构是中国在美间谍活动核心节点,也是中国军方向美派遣留学生以提升战争优势的中心,一直进行大规模非法间谍和意识形态宣传行动。中国外交部已驳斥这种观点。

“中国行动”在破坏中美关系的同时,也折射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极度焦虑心态。正如赵穗生所言,这种现象体现了美国的一种不安全感,没有自我信心,这和他初到美国时这个国家所展现的自信和强大完全不同。

在美国决策者眼中,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这种焦虑在中美冲突加剧的情况下被无限扩大,他们甚至担忧,中国正在利用所谓的非传统情报收集者——学生、教师和其他研究人员——从美国实验室窃取机密,以获得竞争优势。这进一步促使他们将学术界作为中美对抗的战场之一,甚至尝试与中国脱钩。

这种观点借鉴了金融领域的“马赛克理论”(mosaic theory),即假设每位身在美国的中国旅客都可能收集知识板块中的一块,就像马赛克中的一块,这些知识一旦在中国重组,就会构成复杂的马赛克模式,其中蕴含深刻的科技见解和能力。这种观点还假设中国拥有大量的核心知识和强大的组织机构能力,让这些知识碎片得以重组并发挥作用。

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知,特朗普才在公开场合暗示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这种负面政策导向扭转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留学生的整体正面印象,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3月的民调显示,55%美国人认为应该限制在美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这是前所未有的负面比例。

然而,俄亥俄州立大学国际事务副教授卡罗琳·瓦格纳(Caroline Wagner)认为,将马赛克理论生搬硬套到科学技术领域并不合适,因为科学技术与公司金融安全截然不同。科学研究通过开放交流实现共享和倍增,当作秘方一样藏起来的知识很快就会过时,不分享的研究人员会被科学技术界回避,因为是交换和重组创造了价值。

虽然对中美关系造成深刻伤害,但“中国行动”却并没有像其渲染的那样抓住大量间谍。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在FBI正在调查的2000多起案子中,只有40多起采取逮捕行动,而且这些案件绝大多数的起因是欺诈(fraud),而不是间谍活动。

“美国政府这几年对华裔学者起诉明显存在瑕疵,这些起诉绝大多数是欺诈,欺诈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很容易定罪,就是个口袋罪,什么都可以装进去。”游天龙说。

纵观历史,美国政府对华裔学者的起诉很多经不起推敲,例如郗小星、陈霞芬、曹国庆,乃至年代更久远的李文和,他们均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但最终不是无罪就是通过辩诉交易认轻罪后被释放,他们的生活和名誉却因此遭到严重破坏。1997年至2015年之间根据《经济间谍法》起诉的案件数量也显示,大约五分之一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亚裔被告最终被无罪释放,而西方裔被告中只有十分之一被无罪释放。

造成这类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司法人员对学术界操作和科技知识了解有限,但却急于下结论。例如,时任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郗小星在2015年5月被逮捕,但9月就撤诉了,因为司法部错把一般科技交流当成分享受限技术。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官僚体系或个人动机的推动下过度司法,对一些常规操作或一般性不规范行为小题大做,即使是日常工作,如推荐学生就业和评奖。

很多华裔研究人员因未适当披露与中国机构的联系而受到调查,这在大学中是惯常操作,美国大学甚至还在某些情况下鼓励这种关系,麻省理工学院(MIT)陈刚教授案件就是如此。MIT校长L.拉斐尔·莱夫(L. Rafael Reif)发公开信表示,陈刚与中国大学合作项目是在MIT的支持下进行。不仅给予舆论支持,MIT还为陈刚担负律师费。

与美国政府耗不起

并不是每个被起诉的华裔学者都能得到学校支持,堪萨斯大学副教授陶峰就没这么幸运。联邦检察官指控他未说明为一所中国大学工作,因此涉嫌欺诈堪萨斯大学、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起诉包括电汇欺诈(wire fraud)和项目欺诈罪(program fraud)等重罪,累计刑期可达150年。

陶峰没有选择认罪妥协,而是试图通过应诉洗清罪名,他因此成为“中国行动”下第一个与美国政府对簿公堂的华裔学者。陶峰的代表律师认为,无任何证据表明陶峰为一所中国大学工作,检方却试图把简单的劳资纠纷升级为最高刑期50年的联邦诈骗罪。

对于美国政府的矫枉过正,赵穗生认为,美国税法繁杂,再加上学术资金规则存在一定漏洞和人的天性总要钻漏洞,司法机关想查你总能找到问题,FBI调查中的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冤假错案,没实质证据证明间谍罪,只能用小过失收场。陶峰案件就不涉及间谍行为,应该也是一些鸡毛蒜皮,存在洗脱罪名的可能性。

洗清罪名谈何容易,特别是面对美国司法机器。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约翰·德默斯(John Demers)曾在采访中坦承,司法部希望美国94个司法管辖区每年都提出一到两起涉华诉讼。起诉陈刚的马萨诸塞州检察官安德鲁·莱林(Andrew Lelling)是特朗普支持者,他现在已卸任并加入曾为特朗普打官司的律所。他毫不掩饰如何敦促司法部89个外地办事处优先处理这类案件,并强调要与特朗普政府其他政策保持一致,例如与中国的贸易谈判。

德默斯和莱林所透露的信息表明,“中国行动”是一个配额制度推动的政治化行为,即展开调查不是因为问题严重性,而是因为自上而下的官僚压力,特别是当推进此类案件还能为检察官带来良好的职业发展前途。

“这些检控官未必以胜诉为目的,只要能够把你的生活工作搞糟就行,这些人用公权力和国家财政力量起诉你,个人无力抵御,根本无法负担律师费用,即便最后起诉不成功,但在媒体造成的负面效应却难以抹去,会给美国读者加深中国与学术间谍行为有关联这个负面和错误的印象。”游天龙说。

涉案华裔学者的生活无不支离破碎,一些人丢了工作,耗尽家资才洗清罪名,一些人则放弃抵抗,选择承认轻罪,因为无法与坐拥庞大权力和资源的美国司法机构对耗。陶峰自去年起就被迫赋闲在家,打官司已耗尽其积蓄,甚至负债累累,只能在网上募捐,所得逾25万美元大部分已用于支付律师费。身兼三职的陶峰妻子透露,打官司还需要另外50万美元。《财经》记者尝试多种方式联系陶峰妻子,她并未回应,这足见此事的敏感性。

“美国司法虽然在程序上是公正的,但在针对华裔学者的具体实践中没有彰显,力量对比太明显,美国政府掌握如此多资源,学者根本无法对抗。”赵穗生感叹道,“这种指控让我对美国司法制度越来越失望,没钱有理很难给自己洗白,无法对抗美国司法系统,即便无罪,也要脱层皮。”

虽然没抓出真正的间谍,但“中国行动”已经成功通过大规模调查和起诉在学术界造成“麦卡锡恐怖”,不仅是华裔学者,甚至有些人人自危。莱林很满意这种成效,在他看来,起诉的威胁会让学者们产生一点恐惧,让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恐难完全取消

对于美国司法机构的大规模审查,学术界人士呈现两种态度,一些学者反对该行动,MIT教授菲利普·夏普(Philip Sharp)就明确对《财经》记者表示,该行动不公正,必须停止。夏普与另两名MIT教授联名在《科学》杂志发表社论呼吁建立更加公平机制以区分不法行为与正常学术交流。另外一些美国学者则认为,这些指控和逮捕不是因为种族,而是依据违法证据,例如,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

饶玫(Madelyn Ross)长期从事与中国机构的学术合作,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中国研究副主任兼SAIS中国项目执行主任。她对《财经》记者指出,“中国行动”让许多华裔和华裔研究人员在美国大学的工作带来寒蝉效应(cast a chill),一些中国学者决定回国,他们认为在美国普遍存在不公平待遇。另一方面,许多美国大学站出来支持中国人和美籍华裔社区,并采取措施保护他们。

鉴于“中国行动”的非正义性,科学机构和亚裔民权团体已于今年2月联名上书要求拜登总统终止该行动,他们还要求负责国会民权和公民自由小组委员会的民主党籍众议员杰米·拉斯金(Jamie Raskin)就该议题召开听证会。

拜登就任总统后,美国政府开始逐步扭转阻止外国学生和高技术人才进入美国的相关政策。不仅重新评估“中国行动”,司法部还在考虑一项特赦计划,即允许个人现在通报与外国机构关系,而免于被调查。

这种转变也为中美人文交流回暖创造契机,一些交流项目开始恢复。例如,福特基金会和哈佛燕京学院等美国五家私立基金会联合出资310万美元支持中美学者计划(CUSP),48位中美两国师生将在2021-2022学年期间获得资助,在美国或在中国学习研究,这种司空见惯的交流项目,在中美关系的当下显得弥足珍贵。

“特朗普政府时期政治导向负面,美国司法机构需要针对中国学者来迎合这种导向。拜登上台后出现一些好迹象,发布反对歧视亚裔行政令,没像特朗普那样天天制裁,没加码打压科技企业,没用对手形容中国,而是强调激烈竞争,和平竞争比互相制裁好,他寻求与盟友合作会一定程度上避免极端政策。” 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在这种路线下,虽然没公开取消“中国行动”,人文交流也会逐步回到相对正常状态,但彼此戒心仍然存在,需要一个恢复过程。

这个过程可能会无比漫长和艰难,因为即使拜登政府在学术交流问题上抱持开放态度,但如今的民间情绪、舆论和华府政治生态已经让彻底取消这项政策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很多保守派学者甚至认为,取消这样的审查对美国国家安全来说是愚蠢的。

更不利的是,美国政府中支持“中国行动”的一些主管官员依然在位,例如FBI现任局长雷,他曾公开表示中国给美国社会造成全面威胁。“特朗普政府FBI局长的留任给‘中国行动’能否真正取消保留疑问,此人助推该行动实施,即使拜登可能取消,他也一定会抵触,并做一些坚持。”赵穗生认为。

作为中美学术合作项目负责人,饶玫一直密切关注美国政府动向。对于该政策走向,她推测拜登政府一方面可能会重命名和重组“中国行动”,因为该行动被指已超越其使命范围,并且经济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不只来自中国,而是全世界,FBI应改变焦点,把目标对准问题来源,而不是特定国家。另一方面,“中国行动”不会完全被取消,因为美国政府对保持竞争力和保护敏感学术研究不受外国窃取有极大关注,因此对保护知识产权和起诉经济间谍案的普遍重视不会消失。

一些美国研究机构的学者已经开始撰写相关报告为改变“中国行动”提出政策建议,即在保持开放文化和保护美国科研成果之间取得平衡。在他们看来,“中国行动”判断标准模糊且打击面宽泛,这直接威胁美国的科研创新。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助理教授洛里·特鲁艾克斯(Rory Truex)就在《应对中国对美国大学挑战》国家安全报告中明确反对把大学变成反间谍机构,因为没证据证明大学间谍活动猖獗,要求大学甄别并报告可疑人等只会在大学形成监视文化和歧视特定国籍、族裔的氛围,即便能获得些许情报也不足以抵消弊端。他建议美国政府应重视机制建设,与大学合作,为大学教职人员专业活动和利益冲突建立标准化、集中化的公开制度,包括一个由国家科学基金会主持的审计部门,但不针对特定国籍和族群。

饶玫也认为,对某个国家、族群研究人员的广泛审查不会阻止广泛意义上的外国在美国经济间谍活动。谨慎而有针对性起诉外国间谍案,将恢复人们的信心,既要保护国家安全,也要防止不公平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和华裔研究人员身上,过度起诉他们的小错误。联邦政府指导方针必须明确哪些研究需要国家安全保护,哪些不需要。大学也需要理解和实施联邦政府指导方针,并确保供职的外国研究人员理解和遵守规则。

虽说设立统一的联邦政府政策有利于规范学术合作,但也难免在有些情况会一刀切。鉴于此,赵穗生认为,无法设置联邦层级指导方针专门区分哪些与中国的学术合作是否合规,只需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办理,而不是单独放大一个国家,盯着中国人。

脱钩有利留住人才?

拜登政府将以何种方式调整“中国行动”不仅会影响华裔学者,也会决定中国留学生是否能够顺利赴美求学,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中美人文交流是否脱钩,因为只要有这样针对中国的抓间谍行动存在,中美学术界就不可能正常合作,走向脱钩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行动”已经为中美人文交流带来一些难以逆转的破坏,其中之一就是留学生。CCG撰写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0~2021)》蓝皮书指出,虽然美国仍然是中国学生留学第一大目的地国,但增长率持续下降,从2009-2010学年的29.9%下跌至2019-2020学年的0.8%。中国赴美留学人数或出现拐点,在留学目的地选择上可能更多元化,因为更倾向留学环境及签证政策友好的国家和地区。

“中国行动”还制造出的负面叙事体让“学术脱钩”这种观点在两国得到更多支持,正如美国共和党议员试图立法禁止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理工科。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中美人文交流半脱钩能给中国带来红利,因为不仅可以防止高校人才外流,还可以吸引在美国遭遇不公平待遇的华裔学者回国发展。

赵穗生不赞成脱钩有利说,一方面,学术脱钩为中国带来人才红利的观点太短视,忽略大局,美国打压华裔人才并不会让人才回流中国,特别是最优秀人才,相反只有在宽松学术环境下才有利于两国人才交流,如果脱钩造成华裔学者来中国交流无法再回美国,这只会适得其反。另一方面,脱钩对美国来说也是不具备常识的做法,美国想影响中国,学术脱钩后怎么影响,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在自然科学领域,美国也并非在所有方面都领先中国,中国发展很快,学术交流是双赢。

饶玫也认为,这种假设一个国家的得是另一个国家的失的观点不正确,因为如果运转良好,每个人都能从国际学术交流中受益。总和大于部分,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对于这种脱钩防收割人才的说法,王辉耀教授也认为应该秉持更开放心态,因为邓小平说的对,留学生要成千上万的派,即使一部分没有回来也没有关系。我们如今有7000万海外华人华侨,在海外也和祖国联系密切,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达,回国比例逐渐增加,我们还应该吸引西方国家人才来中国,而不是关起门来。

与此同时,王辉耀还建议,避免人文交流走向脱钩是一个双向过程,中美双方都需要释放更多善意。美国恢复中美学者交流计划,我们是否也可恢复相关交流项目;可以建议恢复特朗普政府以打压间谍为名导致关闭的休斯顿和成都总领馆;可以邀请美国人来看冬奥会;我们要有自信,还可以考虑向一些美国科技网络企业开放,美国也可以开放中国的华为等高科技网络企业;还可以发挥中国民间外交,有利于学者与外界交流,否则国际话语平台上都是西方精英政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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