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合作能给中美关系带来气候变化吗?

文|《财经》记者 王晓枫    编辑|郝洲

2021年04月15日 19:13  

本文6384字,约9分钟

重新定义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如何减排,而是如何重组经济,使其充满活力、健康和清洁。这是一场既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美国的探讨,中美可以互相学习,世界也可以向我们学习。

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于4月14日-17日访华。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将同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

上海是1972年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发表《上海公报》的地点。过去四年来,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政策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这场会晤因此让外界充满期待,因为应对气候变化被广泛认为是帮助中美两国实现破冰、重回合作轨道的重要途径。

这是1月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首位高官访华,克里访华能否为改善中美关系找到突破口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3月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之际所寄语,希望气候变化合作为两国关系带来积极的“气候变化”。

马里兰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Center for Global Sustainability)、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内森·赫尔特曼(Nathan Hultman)对双方合作前景抱持积极态度。他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气候变化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潜在领域,不仅对国际社会也对各自国家有价值,既能实现国内目标,又能展示全球领导力,两国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一致。

内森·赫尔特曼,马里兰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赫尔特曼是美国气候变化领域资深专家,在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就职于白宫,担任奥巴马政府气候与能源团队助理副主任。在白宫期间帮助制定《巴黎气候协定》中的美国国家自主减排目标, 参与了 2014 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准备工作,并作为美方谈判代表团成员出席利马和巴黎会议谈判,还参与美国和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气候变化双边合作。赫尔特曼自京都议定书起便参与到联合国气候变化工作中,他主笔美国第二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信息通报和双年报工作,并多次撰写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双方在气候变化领域已经出现积极进展,在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中彼此已经就该领域合作交换意见。在中国提出2060年碳中和目标后,拜登总统也承诺在2050年前要让美国实现净零排放。

赫尔特曼高度评价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让全世界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存在于理论上的高谈阔论,也不只是发达国家专利,更不是为了迎合国际舆论,而是能为本国乃至世界带来实在利益的行动。

美国还将于地球日当天(4月22日-23日)主办线上气候变化相关峰会,拜登总统对美国媒体表示,已经邀请中俄两国领导人出席。预计会议将围绕《巴黎气候协定》要求的2030年前减排目标等进行磋商。

对于此次到访中国能否促成进一步合作,克里表示,“很期待,但尚无完全把握。”赫尔特曼也对中美恢复气候变化合作抱持谨慎乐观,在他看来,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所造成的伤害为两国恢复合作关系带来挑战,特别是如何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以及应对其他分歧之间寻求平衡。拜登政府尚在探索包括对华关系之内的多项政策的可能性,“这个过程是变化的,我们需要耐心期待。”

拜登政府目前宣布的一些政策为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提供契机,他在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特别重视对绿色经济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例如,大力发展绿色交通并建立50万个充电桩。赫尔特曼认为,在电动车、清洁发电和电池存储等领域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商机和合作利益。

除了在具体问题上合作,赫尔特曼还认为,气候变化是中美两国在减排方面为全世界作出的表率,让全世界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减排噱头”,而是正在推动一场顺应未来趋势的经济转型,使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更健康有活力,创造更有价值的就业机会。

《财经》: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会像王毅国务委员所说给两国关系带来积极气候变化吗?

赫尔特曼:当然,中美之间有很多要讨论议题,也有很多要做的工作,我们都认识到这一点。国家之间找到合作领域并进行积极讨论,进而找到共同领导方法,这总是有价值的。气候变化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潜在领域,不仅对国际社会也对各自国家有价值,既能实现国内目标,又能展示全球领导力,两国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一致。具体来说,新工业和电动汽车是两国都在快速建设的领域;清洁发电,电池存储和其他类型新领域,包括未来的清洁和绿色技术等,也都是中美有巨大利益的领域,我们可以进行技术讨论和合作。

《财经》:那么可能带动其他领域合作破冰吗?

赫尔特曼:我希望如此,但我首先要坦承,两国间有非常大的问题需要讨论和在各自国内背景下解决。中美在气候变化上有很好机会,特别是对大国间相互接触而言,总能找到积极合作点。如果这些合作成功,就有可能为双方提供基础。扩大相互理解是第一步,如果进展良好就可能为将这些积极沟通扩大到其他领域提供一个平台。但这不意味可以一蹴而就,也不意味一定会解决所有问题。但能有开放和积极的沟通渠道总是好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渠道来增进彼此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双边关系。

《财经》: 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即将访华,你认为“气候变化外交”将在今后两国关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赫尔特曼:对该议题外交官的选择表明两国领导人都有意增强该领域积极互动,对尽快、尽可能深入重建这一关系感兴趣。美方选择前国务卿克里作为气候变化特使有力地表明拜登总统承诺——不仅构建美国国家战略以实现减排和发展清洁能源经济,也要与国际社会广泛合作,特别是与中国合作,这具有核心重要性。克里一直是气候变化议题的坚定倡导者,他推动实现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他在此期间与中国进行积极互动。中方也同样选择在这方面值得信赖的外交官解振华,他和克里曾在许多方面进行积极合作,我认为这种积极讨论能够继续下去,他们能以一种非常开放和直接方式探讨可以真正合作的领域。

《财经》:但我注意到美方在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后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表态不同于中方,中方表示两国同意成立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但美方对此表示否认,这种差别是否反映出美国国内压力是阻挠两国重启气候变化合作最大的障碍?

赫尔特曼:2021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我们想现在就取得进展,这是一段我们想要小心翼翼对待的关系,在未来几年里,我们想要培养并尊重双方关系,确保我们正在根据国内形势和领导层看法采取坚实步骤。拜登团队正在这样做,我们应该把这看作是一种演变。中美之间存在分歧,这种分歧根植于国内政治以及两国领导人对国内行动和在全球事务中领导角色的看法。就美国而言,拜登总统对美国在全球对话中应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将其转化至与中国的关系中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要把这看作是一个过程,会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拜登团队上任才两个多月,他们仍在就全球安全、贸易等一系列问题探索方法。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耐心等待,因为拜登和团队在理解进展。应该用进化的方式来理解气候变化议题,将这看作是演变,在接下来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来审视这种演变。

《财经》:那么在当今美国国内政治背景下,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相比奥巴马政府时期会有哪些变化?

赫尔特曼:在某种程度上,既有更大挑战,也可能有更大机遇。2021年就像2014年和2015年差不多,当世界各国都在思考本国气候战略时,中美提供一个新目标,中国已经这么做,美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这将促使《巴黎气候协定》那种健康循环再次发生,迫使所有人去思考这些问题。巨大的挑战则是特朗普过去四年在对华贸易等议题上采取攻击性政策,这让中美其他领域的正常对话消失,他还特别利用反亚裔、反华裔情绪作为政治武器和工具使其支持者拥护其对华政策议程。这对美国国内政治非常有害,将美国带入歧途,拜登总统反对特朗普策略。所以相比上次合作,我们要面对过去几年的负面经历,这意味着拜登总统在国内政治和与对华关系上都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时也很难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拜登要面临如何在推进气候变化合作与应对其他战略问题之间平衡,事情仍在发展中,我认为这需要几个月时间,他要弄清楚美国想如何处理与中国的一些难题。

《财经》:虽然面临挑战,但积极进展是中美两国都提出各自的国内净零排放目标实现时间,这会如何影响全球对抗气候变化行动?

赫尔特曼:中国提出的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令人振奋,这不是为了取悦国际社会,而是针对国情而来。这向全世界发出信号,表明中国领导人想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包括技术变革以及21世纪所需基础设施和工业。不是批评,虽然欧洲国家一直很支持气候变化且做得很好,但对于那些需要平衡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国家来说可能不太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则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使很多人摆脱贫困,同时也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站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中国做出的决定符合其经济发展利益,并确保中国人民从他们的政策中受益。不仅如此,气候变化一直让人感觉只具有模糊的重要意义,但没有具体感和现实感。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释放重要信号,表明应对气候变化不再只是所谓的科学家的“纸上谈兵”,也不再只是所谓的环保发达国家的“高谈阔论”,而是世界真正的发展方向。

对于美国来说,拜登政府所承诺的2050年零排放目标尚未成为美国官方政策,我们要拭目以待。2021年是我们将净零排放概念扩展到许多国家的一年,非国家行为者,比如企业,国家行为者,如地区、城市和州政府,都对零排放非常感兴趣,一些国家甚至直接宣布目标时间。这是非常积极进展,中国已经走在其他国家前面。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宣布净零排放目标,我们要思考如何实现这条正确道路,这是一场既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美国的探讨,中美可以互相学习,世界也可以向我们学习。

《财经》:若要提高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支持,必须让他们理解到这不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现实。

赫尔特曼:你说得很对,以往我们总是说,我们的行动是为了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恶果,包括疾病、死亡和经济痛苦。我们现在可以更直接看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转型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就像我们放弃了一些不好的,得到一些好的。绿色经济会为我们带来更好的工作,比原来从事化石燃料行业好很多,为我们增加更加健康的高附加值工作,获得更高报酬。在广义层面上会为我们带来经济增长,经济转型总是带来新产业增长,这些新产业是未来,不同于那些可以追溯至19世纪但如今时日不多的旧产业。我们一方面要保障从事旧产业群体可以有机会过渡至新产业,另一方面要培训年轻人,让他们进入正在发展且有新技术的行业。

《财经》:虽然这是未来发展方向,但特朗普在过去四年不但没有推进反而开倒车,他给美国造成怎样的“气候赤字”,这种赤字如何影响拜登政府积极应对该议题?

赫尔特曼:美国是联邦制多元国家,有奉行不同政策的权力当局,从联邦到州到县市,不同层级通过不同方式决策实施,有时甚至与国家政府不同。我们不应该仅通过总统在镜头前说什么做什么来评判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还应该了解基层怎么做。与通常认识相反,美国的重大变化往往首先发生在较低级别政府部门。地方级政府通常会做一些更有创新精神的事情,他们更有抱负、更有实验精神,会尝试不同方法解决问题。当然,地方也有落后和抗拒改变的一面。那些具有实验性或创新性的州先试水并展示成功经验,然后其他州和城市效仿,这就是美国政治发生变化的方式。回顾美国历史,很多巨大变化都始于基层行动,然后联邦政府、国会和总统有更多能力跟进,做更大的事情。虽然美国最高领导层曾从奥巴马变为特朗普,但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没有止于特朗普。虽然特朗普言论强有力且具有蛊惑性,但别把美国想象成只有他一个人,地方层面过去四年一直在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如今拜登政府已经就位,但不要把这个想成政策翻转,而一直是一个由自下而上行动驱动的渐进和加速的发展过程。

《财经》:拜登总统已经开始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纠正特朗普错误,他提出2050年美国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这个目标雄心勃勃,但具体设施涉及很多利益相关方,你在奥巴马政府时曾参与设立美国2025减排目标,如何协调各方利益以让减排目标更加可持续,特别是关注那些受到减排影响的民众?

赫尔特曼: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减排问题,要涵盖更广泛经济增长战略。这是一个低碳技术驱动的未来重点战略,推动这样的经济转型政策不仅要至针对某个部门,例如电力部门,这只是国家总体气候战略一个组成部分。该战略应该全面且涵盖所有经济部门,因为重新定义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如何减排,而是如何重组经济,使其充满活力、健康和清洁。这将是一种更广泛的政策方法,拜登总统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他在考虑对整体经济的投资,这些投资有多种好处,其中一些带来就业机会,一些则是发展新技术,建设更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拜登政府所做的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在这些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为减排提供好处,而不是说,我们要做这个政策只是为了减排。

如果孤立看问题,人们往往看到消极一面,例如一些产业减少工作机会,但如果放眼整体经济形势,就会看到净就业和净经济增长都是上升的。所有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一些不可避免的演变,一般来说,这些变化是有益的。当我们展望未来清洁能源转型时,这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深远而有益的影响。就像农民曾经因为农业机械化而失业,但我们不能因为减少体力劳动工作,就阻止这一领域机械化。我们应该以看待过去几个世纪历次产业转型的角度审视当下变化,虽然造成那些在某些产业工作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人失业,但不能仅仅因此就否决这个需要进行的积极转变,因为这个转型对整体经济和人口有益。

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讨论更好地进行经济过渡的同时必须意识到有些人直接受到这个转型冲击并当下就失业了。对此,我们要首先确保年轻人正在接受培训,进入新行业,这是一个积极轨道。然后确保一个有活力的经济,让这些受影响群体能找到其他领域工作。还有一些更具体问题,例如,某些特定城市或地区特别依赖化石燃料行业,这会使经济困难集中在某个特定区域,而不是分散在全美各地,后一种情况比较容易找新工作。如果出现这样的焦点区域,我们必须提供就业再培训,或推进新的工业发展规划,提供其他领域工作机会,人们还可以选择迁移到其他地区寻找新工作……总之,我们需要确保人们可以找到过渡计划,而不是在需要谋生时过早被赶出工作岗位。

《财经》:过程可能会比你说的更艰难,美国石油产业游说集团已经准备起诉拜登政府取消对本产业补贴,其他传统能源行业也在利用资源对抗这一趋势。

赫尔特曼:产业对一个国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提供就业推动经济,并且成为能源安全引擎,这是国家考量,对于产业本身来说,他们总会为自己利益而战。有时他们的利益不代表更广泛利益,更不是每个人的利益,而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在美国体系中,我们不批评企业捍卫自己利益,但我们也没必要对每个公司的所有要求都言必称是,一个政策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以燃煤发电比例下降为例,这主要由于可再生能源变得便宜以及人们因为空气污染而积极去煤化。煤电公司不会高兴,他们将对抗这种发展趋势。美国要在2030年实现零煤目标,我们正处于政治和技术变革的轨道上,这最终对美国经济有利,但对4万名煤电产业工人来说不是好消息。我们虽然需要关注他们的情况,但他们的情况不能完全影响整个国家政策。我们更需要考虑什么对地球、对国家来说更重要。煤电产业不是未来经济,但必须探索如何支持煤电行业工人进行过渡并成为经济转型一部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为那些受转型伤害的人提供足够支持,确保他们安然无恙。总之,尽管一些传统工作岗位将会减少,但新兴工作岗位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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