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流动性陷阱侵袭,新兴市场国家须为自己谋划

文|沈联涛   翻译|臧博 编辑|袁满

2021年04月18日 19:23  

本文2291字,约3分钟

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导致出口收入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债务缠身。当官方鼓吹以“平均水准”恢复经济的预测时,我们不应该抱有幻想。2021年各国复苏之路将各不相同,某些国家会进展顺利,另一些国家则需艰难前行——实际意义就是“灾难”.

诗人艾略特在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的诗歌《荒原》中曾说:“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全球疫情第三波汹涌而至,社交隔离只能延续,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原定4月召开的春季年会,也将转至线上。

如今世界陷入窘迫情状,疫苗虽面世,其分配却难称公正。如我们所见,几个富裕国家占尽先机,而更多国家的医疗和经济状况却每况愈下。最新版《经合组织经济展望》预测,2021年各国复苏之路将各不相同,也就是说某些国家会进展顺利,而另一些国家则需艰难前行——这是一种留面子的官样套话,实际意义就是“灾难”。

病毒全球大流行后,富裕国家推出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所动用资金相比2008/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所用资金,前者近乎后者的三倍。相对较为贫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承受不了同等规模的印钞,却眼睁睁看着大量资本外流。据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数据,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20年吸收了3130亿美元的证券投资,比上年缩水480亿美元。此外,根据贸发会议《投资趋势监测》所提供数据,上述国家去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下降了42%,估计仅为8590亿美元。

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导致出口收入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债务缠身。过去十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翻了一番——从2009年的4.5万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10万亿美元,达到GDP的29%。2020年和2021年,发展中国家面临7000亿美元公共外债的偿还压力,对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这一数字是1万亿美元。

有鉴于此,当官方鼓吹以“平均水准”恢复经济的预测时,我们不应该抱有幻想。从墨西哥到南非,去年的GDP下降幅度超过7%-9%,因此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中,较为落后的那一半,情况异常严峻。富人无惧通胀,但当食品和能源价格随大量发行货币而水涨船高,穷人将成为主要受害者。

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流动性陷阱假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总需求不振,落后于总供应。简言之,大量储蓄被锁定在短期流动资产中,能带来就业增长的长期投资项目则缺乏足够资金。全社会并不缺钱,但由于没人愿意将资金投向长期项目和提升生产力的领域,导致“长期停滞”的恶果,并由此滑入增长缓慢的经济萧条。

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一如上述。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量化宽松政策面世,这一做法使无须伤筋动骨的短期货币政策大行其道,而解决长期结构性缺陷的策略则被弃置一侧。华尔街通过货币手腕将“主街”玩弄于股掌,没人愿意向富人征税以应对日益加重的不平等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也成了面向世界各国的银行家,向急需美元以恢复经济的国家提供借贷,包括建立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开发银行,来供应长期发展资金。

今日形势已逆转。美国成了世界第一借款国,截至2020年9月,其净外债达到14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60%强。事实上,如今变成了世界其他地区为其“金主”美国提供资金,而美国却没打算在本土市场上进行长期投资,更不用说在世界其他地方了。

当前的全球资产负债表就是如此。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持有全球价值1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约10万亿,其中60%为美元。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大约背负着10万亿美元的外债,其中大部分也是美元。而且,由于这些国家为债务支付的代价为4%(借款成本增加2%,短期投资和存款的收益降低了2%),它们便为全球银行家和资产管理公司提供了4000亿美元的收入,而后者能如此获利,正是因为没有给这些国家提供长期投资资金。

其中的讽刺意味正在于此。由于全球评级机构将富国的信用风险定义为低,而将新兴经济体风险定义为偏高,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连本国货币都显不足。其实短期资金并不缺乏,因为仅在2020年,前四大储备货币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增加了9万亿美元。

多边开发银行的总资产为1.6万亿美元,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的年度资金缺口为2.5万亿美元。基本掌控着多边开发银行的富裕国家,拒绝增加资本以弥补这一缺口,转而要求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市场筹措资金。但金融市场的资金只会流向富国。实际上,股票市场的资金能支撑的只有4.1万家上市公司,而数百万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取资本。

当前的全球金融体系为少数人设计,而未考虑多数人的利益。如果全球的银行家们不愿为客户考虑,新兴市场经济体就只能为自己谋划。

美国和欧洲最近都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50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但无意处置结构性流动性陷阱,至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绿色和包容性基础设施投资,应由谁来领导呢?

首先要解决推进大规模建设的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困守于短期思维,让几乎所有国家(除了中国)在规划、建设和运作长期基础设施方面,能力捉襟见肘。事实证明,许多公私合伙项目变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或者就是项目设计存在缺憾。多边开发银行满腹怨言,但他们也缺乏有效的咨询,更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而这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原本都不是问题。彼时主导建设的是项目工程师,而不像如今这般是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和持有MBA学位的管理者在指引方向。后二者只会纸上谈兵,缺乏源于一线的项目执行技能。

所谓民主,乃是多数人为多数人的福祉而擘划。如今到了新兴经济体为自己谋划的时候了。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曾于20世纪90年代供职于世界银行金融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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