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印度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继续以指数级别增长，新增病例超过34万，连续创下全球单日新增病例数量最高纪录。与此同时，单日死亡人数也超过2000人，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8万。印度现有新冠病例总数为1590万例，仅次于美国的3190万例。
过去几周以来，疫情海啸式反弹已经导致印度公共医疗卫生系统不堪重负，医院的氧气、床位和医疗用品全部严重短缺。疫苗剂量也不足。尽管政府已经停止所有疫苗出口，但许多邦的库存只剩下几天供应量。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报告指出，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到6月第一周，印度每天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2300人。
失控的第二波疫情与印度官员此前的豪言壮语成为鲜明对比。今年3月初，印度卫生部长哈什·瓦尔丹（Harsh Vardhan）自豪地宣布，印度正处于新冠大流行最后阶段。他盛赞印度总理莫迪的“疫苗外交”，称其领导力是“国际合作的世界典范”，因为自1月起，印度开始向外国运送疫苗。
“与大多数国家不同，我们有稳定的新冠疫苗供应，这些疫苗是安全的，免疫有效性已得到证明，这些印度制造疫苗在世界各地接种后出现最低不良反应。”瓦尔丹说。
瓦尔丹溢于言表的乐观建立在印度新冠感染病例急剧下降的基础上。自去年9月中旬以来，印度新冠感染病例数量一直在稳步下降。截至今年2月中旬，平均每天有1.1万例病例，虽然每日感染人数开始增加，但7天平均死亡人数下降到100人以下。这种积极变化让印度从政府到媒体到民间都认为，印度已对疫情说再见。在这种狂喜中，莫迪被捧为“疫苗大师”（vaccine guru），印度自封“世界制药厂“（pharmacy of the world）。
这样的乐观只维持不到一个月就急转直下，印度彻底滑向毁灭性的第二波疫情。到4月中旬，印度平均每天新增超过10万例病例，直至创下单日新增33万多新冠病例的世界纪录，迄今仍看不到峰值。
自上而下的盲目自信
从全社会盲目自信到疫情近乎失控，印度只用了两个月时间，这两个月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如此不可思议的反转？
在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小雪博士看来，有偶然也有必然，多重原因共同助推第二波疫情。她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印度全国防疫心理放松，又加上节日连连，从为期六周的大壶节到3月末的洒红节，这都是印度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特别是前者，要求人们千里朝圣、河里泡澡，使得病毒更易四处传播。
4月14日，印度单日新增病例创下当时纪录：过去24小时内出现了18万多例新冠病例，单日死亡病例则为1027例。印度累计确诊病例突破1390万，死亡病例达172085例。同日，有65万印度教徒因大壶节聚集在恒河集体沐浴。
大壶节号称全球最大规模的宗教庆典，通过沐浴荡涤往日罪孽。尽管印度当局已强制所有进入该地区的信徒必须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制定严格的防疫规则，但仍有许多信徒不戴口罩聚集在一起，令人担忧疫情将进一步扩散。
除了宗教和文化节日，刘小雪认为，同一时期选举带来的人员聚集也助推疫情。几个重要邦级大选先后在3月至4月间进行，选前必不可少的政治动员，投票时又需选民聚集票箱前，政府一心为连任，只为迎合选民便利，早将防疫大任置于脑后。
今年2月底，印度当局宣布在5个邦举行关键选举，1.86亿人有资格为824个席位投票。从3月27日起，投票持续一个多月。在人口密集的西孟加拉邦投票分八个阶段进行，竞选活动如火如荼展开，却没有必要的公共卫生安全措施，人们也没意识要保持社交距离。
相比节日和选举这种不可抗力外因，印度政府和社会对疫情的自满态度才是疫情失控更大的驱动内因。“印度对疫情严重误判，因为前段时间病例增长缓慢让印度政府和社会觉得疫情得到控制，再加上疫苗研发出来更让他们觉得疫情进入尾声，因此对疫情反转毫无准备。”印度金德尔大学法学院教授黄迎虹对《财经》记者表示。
倒推印度政府过去几个月的所作所为，他们对疫情的误判显得无比荒唐。去年12月，印度央行官员曾表示，印度“像贝克汉姆一样把新冠感染曲线掰弯”。他们还作诗自夸，“很快，我们不满的冬天将变成灿烂的夏天”。印度的乐观甚至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看走眼，因为该机构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印度经济2021-2022财年将增长12.5%，要知道IMF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新预测是8.4%。
更加魔幻现实主义的是就在病例暴涨同时，印度板球锦标赛每天晚上仍在闭门进行，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民仍在跟随他们的领导人参加选举集会，以及参加大壶节活动，因为公众在政府宣传下普遍认为印度已经战胜新冠。
正是这种全社会的放松警惕让疫情出现断崖式雪崩，如今印度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新冠病毒致死患者的葬礼和火葬场的视频。公共卫生系统也处于紧急状态，医生身心俱疲哭诉从未遇到如此场面，运送呼吸困难病人的救护车大排长龙、医院走廊无处插脚……
床位、药品、氧气和检测试剂在印度无比紧缺，药品甚至在黑市上出售，检测结果要好几天才能出来。为了抢夺氧气，印度多个邦政府还禁止氧气运输车辆离开本邦，印度最高法院已审理多起涉及氧气、病床和抗病毒药物供应危机的诉讼。例如，首都新德里市政府指控邻邦阻挠氧气运输到新德里，邻邦则指责新德里抢他们的氧气。最高法院为此怒怼中央政府为何迟迟未对各地医疗物资短缺情况提出适当对策。最高法院不得不召开听证会，要求中央政府就氧气供应、基本药物和疫苗接种等有关问题制定一套系统性政策。
饱受舆论抨击和法院压力的莫迪总理紧急取消前往西孟加拉邦的助选造势活动，在首都主持有关氧气供应的视频会议，指示尽快拿出把氧气运输到各地的对策。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和内政部也终于介入，禁止任何地方政府阻止氧气供应给外地。
群体免疫的漏洞
印度政府的不作为不仅造成医疗资源挤兑，还让他们错过遏制新冠变种病毒的窗口期。去年晚些时候，印度首次发现名为B.1.617的新变种病毒，它含有两种突变——增强的传播能力和突破免疫能力。从那之后，印度感染这种双重变种病毒的病例不断增加，其中一些来自内陆地区。但直到今年1月，印度政府才采取行动、协调各实验室加快速度检测，2月才开始运作。印度卫生部3月底才详细报告新冠病毒双重变种病毒株在该国传播情况。基因组监测数据显示，变种B.1.1.7已成为印度旁遮普邦病毒的主要种类。一些印度专家认为，印度目前感染人数快速上升可能与这种B.1.617变种有关。
“新冠病毒在印度已悄悄变种，变得传染性更强，不仅限于老人、慢性病患，年轻人甚至婴儿也染病不少。”刘小雪说。
目前，该变种病毒已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印度第二大城市孟买所在邦）成为主要传播病毒。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工作组成员、肺病学家扎里尔·乌德瓦迪亚（Zarir Udwadia）看来，第二波疫情让第一波看起来像澡盆里的涟漪。造成疫情海啸的原因是变种病毒带来家庭聚集性感染，一人得病全家感染，而不是像第一波疫情时是个体出现阳性。
这种感染激增也出现在黄迎虹教授任课的班级，他的一些学生就在第二波疫情中感染新冠。黄迎虹明显感到第二波疫情来势更加凶猛，因为第一波疫情时他班级学生几乎未感染，但如今班里不到70名学生中就有十多人感染，这些学生的家人也感染了。
病毒变种还打破印度在第一波疫情中形成的群体免疫，去年12月和今年1月，有研究估计，印度大城市例如新德里某些地区超过50%人口已经感染新冠病毒，这应该赋予他们一定的免疫力。研究还表明，印度全国约有2.71亿人曾感染过新冠病毒，约占印度14亿人口的五分之一。
这些数字曾让一些印度研究人员认为，新冠大流行下一阶段不会那么严重，但第二波疫情让他们重新审视这些数据。住在新德里的普林斯顿大学流行病研究学者拉玛南·拉克斯米纳拉扬（Ramanan Laxminarayan）指出，一种可能性是第一波疫情主要打击的是城市贫民，抗体研究因此不代表整体人群，可能高估了除贫民之外其他群体的感染率。
印度南部城市韦洛尔基督教医学院病毒学家加甘蒂普·康（Gagandeep Kang）也认为，抗体数据没有反映出新冠病毒传播的不均匀性，因为这种病毒可能已经侵入此前能自保的群体，例如较富裕的城市社区。在第一波浪潮中，这里的人们与外界隔绝，但在第二波浪潮出现前，他们已经开始融入开放的社会活动，与病毒接触。
失算的疫苗外交
如果说抗体数据麻痹了印度人，那么疫苗的出现则将印度的盲目自信推向了高潮。即使新毒株在去年年底开始出现，官员们也没有推广疫苗的紧迫感。去年12月，监管机构才批准首批印度疫苗，两周后才打了第一针。
“疫苗问世让每个人都有一种轻松的心情。” 拉克斯米纳拉扬认为，今年1月开始的疫苗接种运动让人们放松公共卫生措施，助推病例增加。
印度人确实低估了病毒变种并高估了疫苗，黄迎虹透露，他的朋友虽然接种印度疫苗，但不久后就感染新冠，这可能是疫苗对双重变种病毒缺乏抵抗力，也可能是在接种前就已经感染新冠病毒。
目前，印度此前推广的接种疫苗主要是两种，一个是位于海得拉巴的印度生物制药公司开发的Covaxin，这款疫苗在还没有完成三期临床试验之前就获得政府批准，相反那些已经在海外其他国家批准并且有完整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迟迟得不到批准，直到疫情失控，印度政府才紧急批准俄罗斯“卫星五号”疫苗，并建立快速通道审核包括辉瑞、莫德纳和强生等其他新冠疫苗，但这其中不包括中国疫苗。
Covishield是印度普遍接种的第二种疫苗，这是阿斯利康与牛津大学研发并由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的疫苗。目前印度已投放超过1.2亿剂疫苗，其中大部分是Covishield，但这还不到印度人口10%，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从5月开始所有18岁以上印度国民都将能接种新冠疫苗，但印度卫生专家坦言，印度近期没有能力为符合接种条件的6亿国民提供足够疫苗。由于疫苗库存不足，每日注射量已经大幅下降。
一名在孟买从事投资的金融界人士是最早接种印度疫苗的中国人之一，他告诉《财经》记者，因为印度不同意中国的春苗计划（帮助海外中国人接种计划），他接种了Covishield。“目前印度基本没疫苗供应，即便放开了接种年龄段，但根本没有疫苗可以注射。印度疫苗一般都副作用都大，像感染新冠一样，但一两天就好了 。”
印度主要疫苗生产机构血清研究所产量是每月5000万至7000万疫苗，这不仅要供应国内还要履行海外供货合同，因此必须提升产量，但增加产能需要庞大资金支持，目前印度政府尚未给予这样的支持，只是限制疫苗出口，优先供应国内。
与如今限制疫苗出口不同，此前莫迪政府对外忙着搞“疫苗外交”，对内却忽视投资建设提升国内疫苗产能的基础设施，与制造商签订采购合同也进展缓慢。据悉，今年1月，血清研究所储存大约5000万剂疫苗，但印度政府几周都没有签署采购订单，最初只购买1100万支疫苗。因为印度政府已经打好小算盘，那就是等着印度制造商把疫苗低价卖给政府，难怪辉瑞在印度的子公司悄悄地撤回在印度紧急使用其疫苗的申请。
不打算求助中国
由此可见，印度官方的官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共同造成一场危机，印度政府现在只能焦头烂额地应对第二波疫情，他们面临种种难题。首先是无法再次实施全面封锁政策，因为印度是一个非正式工作岗位雇用90%劳动力人口的国家，也就是大量劳动力依靠零工经济。
“去年印度用封锁政策压制疫情，但今年不能这么做，因为印度很多底层人靠打零工和日工资维生，封锁会造成这些人毫无收入。我让学生去做小范围调研，结果显示受访的印度穷人在封锁期间彻底失去收入来源，只能靠微薄存款度日。印度只能采取宵禁和保持社交距离这样的软性措施，但我学生做的调研也显示，印度社会中下层民众根本无法实行社交距离，因为居住空间狭小，印度人只能将感染新冠病毒当作大感冒。”黄迎虹解释说。
《财经》记者熟悉的一位知名印度财经媒体研究部主管也表示，这种封锁对于靠打零工为生的下层民众太不公平，特别是政府只实施封锁，却没像其他国家那样给予这些人经济补贴和其他帮扶措施。更不公平的是，一些地方政府还在封锁措施之外对违反者追加处罚，这样会让下层民众生计雪上加霜。
去年疫情期间，绝望的印度农民工，特别是日薪工人，因为失业步行逃离城市回到家乡，这些情况比比见诸媒体。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数据曾显示， 4月份有1.22亿印度人失业，其中9130万是小商人和劳工。鉴于此，CMIE首席执行官马赫什·维亚斯（Mahesh Vyas）提醒，印度必须权衡疫情封锁的经济成本。
这就权衡注定印度必须走一条艰难的抗疫路线。刘小雪认为，第二波疫情在印度多点暴发，但政府还想兼顾经济，如果没有雷霆手段，只能硬挺过高峰期，可能要两三个月。但从外部环境来看，印度目前面临情况要好些，主要是国际社会防疫已有经验，医疗物资相对充足，只要印度开口，会得到相应援助。
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已经注意到最近几日印度确诊病例数增加及防疫必要物资短缺情况，中方愿为印度控制疫情提供必要支持和帮助。但印度方面似乎没有意向接过中国的橄榄枝，《印度时报》题为“中国愿意帮助，但印度却到别处寻找氧气”的文章就透露，印度官方消息来源称，中国目前不在印度寻求氧气进口来源国之列，印度现在确定的潜在进口国主要为海湾国家和新加坡。
印度目前尚未大规模向国际社会求援，除了向美国呼吁放开对疫苗原材料出口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公开发出求援的是印度最大疫苗生产商印度血清研究所首席执行官阿达尔·普纳瓦拉（Adar Poonawalla），他在推特上写道：“尊敬的@POTUS（美国总统推特账号），如果我们团结一致抗击（新冠）病毒，我仅代表美国以外疫苗生产商恳请你解除美国出口原材料禁令，这样（新冠）疫苗生产能够提速。”据悉，普纳瓦拉直接喊话拜登总统前，印度政府的官方外交努力没有成功，只能诉诸于公共外交途径。
远水解不了近渴，相比求助外援，刘小雪认为，印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整合内部资源。以氧气为例，印度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罐装氧气这种简单生产工艺，一两星期产量就能上来，关键是调配和运输。目前只是暂时性崩溃。
“这种规模的暴发，任哪国都会出现医疗资源挤兑，所以问题不在于短缺本身，而在于前期的预防、现在的整合。所以还是治理效率的问题。”刘小雪补充说。
不仅是政府资源，印度还有广大的民间资源可以动员应对疫情。黄迎虹指出，印度政府有一定经济实力应对疫情，而非像外界所认为的毫无招架之力。另外，印度公共服务是双系统，一个是政府系统，一个是NGO系统，NGO系统在印度应对疫情中发挥很大作用，去年第一波疫情时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大量住所和食物，和政府提供资源不相上下。此次医疗资源紧缺，NGO会利用自己强大动员能力进行介入，缓解这一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