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毕业进入互联网大厂工作后，在与领导谈论起薪资待遇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句令我毕生难忘的话：你还没有议价能力。
大多的现实情况正是如此，如非你掌握着“难以被取代”的技能，否则在劳资双方的谈判中，作为劳动者的个体往往只能选择接受。
面对劳资双方地位天然不对等，劳动法在利益平衡中向劳动者利益倾斜，它设立了最低薪资、加班费、带薪休假、工作环境保障、职业伤害保险等制度来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但前提是你得与雇主存在实质上的劳动关系。
近日，在北京卫视播出的一档《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记录片中，北京人社局副处长在体验美团外卖的“众包骑手”时，一天挣到41块钱。副处长委屈地坐在夜里的北京街头感叹“钱不好挣”的镜头刷爆全网。
不少网友谴责外卖平台带有“资本原罪”，让外卖骑手冒着生命安全风险与时间赛跑，以换取基本生活所需的收入，并且强烈呼吁平台应当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
以美团外卖为例，平台骑手分为“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专送骑手”与美团的供应商存在实质性劳动关系，但仅有少部分的“专送骑手”与供应商签订劳动合同。而“众包骑手”则在法律上与美团外卖平台之间并无实质劳动关系，这意味着“众包骑手”无法享有法定的劳动者基本权益，包括缴纳社保。
有多少美团外卖骑手是“众包骑手”且处于“权利裸奔”状态呢？依据国际劳工组织在2020年11月发布的《中国数字劳工平台和工人权益保障》的工作报告数据，目前，美团外卖平台注册骑手中，“专送骑手”约占40%，“众包骑手”约占60%，众包模式已逐渐成为主流的用工方式。
再根据美团2020年度财报数据，截至2020年末，共计约有950万外卖骑手通过美团平台实现增收。以及根据《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记录片中，美团工作人员的介绍，现美团外卖平台中注册骑手将近有1000万人。可初步推算出，美团外卖平台应该约有600万左右的“众包骑手”。
“众包骑手”可以随时接单并配送，与劳动法所调整的“从属性劳动”存在显著区别。依据现行劳动法，这些“众包骑手”无法认定与外卖平台之间具有实质上的劳动关系，从而无法享有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社会保障。
当百万级的就业群体以“众包骑手”的身份谋生，他们骑着电动车日夜穿梭在城市街道，冒着交通事故风险与时间较量，与其他体力劳动者相比，同样付出了汗水与劳动，却没能享有劳动者基本权益和社会保障，这显然有失公平。
外卖平台将事故风险转移至商业保险，并从外卖骑手获取的佣金中扣除3元进行缴纳。这份商业保险是“众包骑手”在发生事故时的主要保障，甚至是唯一的保障。去年12月，一名43岁的饿了么“众包骑手”在送餐过程中猝死，他从商业保险中获赔3万元。美团工作人员在节目中称，在这起事件后，外卖平台不堪舆论指责，最终将保额提升至60万元。
简单一句“纳入劳动法”并不能让问题迎刃而解，如要求平台承担严格的雇主责任意味着用工成本的增加，在当成本转移至消费者时，这类商业模式的发展将面临挑战。
外卖平台的系统算法支配着骑手，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从A点到B点，并设置有严格的惩戒规则。如记录片中副处长的师傅——外卖骑手高先生提及的平台规则：超时20分钟将会扣60%超时费，每天超时3次将受到次日不能再接单的惩罚。
但系统算法没有考虑外卖骑手可能遇到的突发事件，例如：商家出餐慢、下单人填错电话、道路拥堵、电梯排队、保安刁难等等，以致于外卖骑手只能凭借试错经验，开发出“人工算法”来得出最优的接单、配送方案。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算法如何安排他们，他们只能照做，他们无力抵抗。但导致他们“受困于系统”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庞大的就业群体没有与平台企业议价的能力。
每天有大量新增的外卖骑手加入外卖平台，在2020年初疫情爆发期间，美团数据显示，2020年1月1日至5月25日，美团平台上新注册且有收入骑手的总数已超过107万。
这些外卖平台在对外公布数据时，总会强调自身平台创造多少就业岗位，拉动了餐饮行业多少经济增长，但他们不愿公布更多细节。例如：他们的供应商们与多少“专送骑手”签订了劳动合同、每月处罚了多少外卖骑手、又有多少外卖骑手遭遇交通事故等等信息。
那位去美团体验“众包骑手”的北京人社局王副处长在记录片末尾感叹道，“去晚了，应该再早点去，政策制定不该是坐在办公室里空想，应该走到基层，去了解群众真实的诉求。”
诚然，政府应当在劳动法无法规制“众包用工”模式时，有所作为地从中调节平台及从业人员的权利与义务，让外卖骑手免于系统宰制。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保障这些“没有劳动保障的劳动者”在面对平台企业时，帮扶这个庞大的就业群体建立起议价能力，恐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近期，美团表示，预计3年内落地万台无人配送车。但美团称，此举并非为取代外卖骑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