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长洪:世界新格局下,中国的战略机遇寓于何处?

来源 | 中信基金会     

2021年04月30日 15:39  

本文2610字,约4分钟

“今年以来,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力图改变上一届政府的单边主义立场,力图与西方伙伴协调关系,但美国实行霸权主义的一贯作风不会变,遏制中国的基本战略不会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即要丢掉幻想,准备持久斗争,也要善于捕捉美国新一届政府某些政策的微妙变化,顺势而为,努力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回归正常轨道。”4月27日,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裴长洪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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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裴长洪看来,尽管影响中美关系的变数增加,世界范围内的动荡与变革加剧,但中国仍处于可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不过,这一“战略机遇期”在更大程度上是中国“自己创造的”,而非依赖于外界环境的给予的。因此,只有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才能抓住机遇。“对于任何独立成熟的大经济体,国内经济循环都是其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经济体系建立的基础。”裴长洪强调。同时他指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中国故事的经验总结,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循环和相互促进的变化,不仅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逻辑,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世界面临美元泛滥的挑战

中国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

3月6日,经过长达近12小时的通宵投票后,美国国会参议院最终以50票赞成、49票反对,通过了拜登政府提出的1.9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3万亿元)疫情经济刺激计划。“这让世界面临美元泛滥的挑战,金融市场、货币市场面临新的动荡,后果要全世界去买单。去年一年中国人民币已经升值了20%,从原来的中间价6.9元升到了去年的6.5,这对我们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坚挺,说明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资产,币值升值对我们的对外投资和进口都有好处;但同时它又会削弱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让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面临新的变数和阻力。”裴长洪指出。

除了美元超发可能带来的风险,中美关系也始终是影响世界经济前景的重要因素。裴长洪认为,今年以来,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力图改变上一届政府的单边主义立场,力图与西方伙伴协调关系,但美国实行霸权主义的一贯作风不会变,遏制中国的基本战略也不会变。

究其根本,他认为可归因于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的碰撞与矛盾。如今,人类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已从单一的美国模式变为包括中国道路在内的多种模式。“你不跟着它走,你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你就挑战了它。这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的一个最深层的原因。”裴长洪提醒,“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即要丢掉幻想,准备持久斗争,也要善于捕捉美国新一届政府某些政策的微妙变化,顺势而为,努力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回归正常轨道,实现对美关系斗而不破。”

裴长洪表示,虽然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要把处理好国内问题、做好自我建设和发展置于首位,“如果先去解决周边问题,把国内的建设放在一边,那可能就是舍大求小、舍本逐末,战略机遇期在更大程度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创造的,发展自己是更主要的。”

构建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是中国故事的经验总结

继中国经济“一季报”发布后,近日多省份密集发布一季度经济“成绩单”。总体来看,居民消费支出大幅反弹,投资稳定恢复,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持续显现。但也应看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裴长洪指出。

据《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到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裴长洪看来,从实际情况出发,“2035年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万美元以上是困难的,但如果我们未来15年保持经济平均增长速度5%--5.5%,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维持6--6.5元左右,人口规模继续维持14亿左右,那么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是比较有把握的。”

他进一步指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不去纠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究竟定多少,不去纠缠未来15年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能有多高,而是把设计思路更多放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上,只要求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酌定,但要求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是兼顾质量和效益的一个综合性指标。

为实现以上指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任重道远,需加快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裴长洪在分析中指出,“双循环”是中国故事的经验总结,对于任何独立成熟的大经济体,国内经济循环都是其经济发展和经济体系建立的基础。从1982-2019年间三大需求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变化情况来看,国内最终消费支出在绝大部分年份是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其次是资本形成,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最高不超过35%。

“直接以外贸(出口或进出口价值量)依存度衡量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因为进出口或者出口额均是存量维度的统计(C+V+M),而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增加值(V+M)维度的统计,两者并非同一个口径,它可以用来衡量不同经济体对外依赖度,但难以衡量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内外循环比例。表面看进出口额占GDP比重很高,但是进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特别是当年的国内增加值很低,使用不当就会造成这一指标的误导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双循环”模式中,中国与美国经济的互动循环是重要一环。“我们毫不隐讳地坦率承认,扩大中美两大经济体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对中国是有利的,我们希望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向前向好发展,这种合作对美方也是有利的。”裴长洪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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