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众多仍是国情,未来应重点改善人口素质和结构

作者 | 李铁   编辑 | 朱弢

2021年05月12日 20:48  

本文4069字,约6分钟

应该先把中长期内的重点放在人口结构的改善上,包括如何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如何增加容纳就业的能力,如何提高人均的公共服务能力包括健康和医疗保障能力,如何提升人口质量和素质的竞争力,而不是去鼓励生育

第七次人口普查(下称“七人普”)数据公布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澄清了之前的一些质疑,同时引发了关于中国人口问题新的讨论。

其中一个讨论的焦点依旧是,中国的人口到底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我一直以来的看法是,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这是各种原因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短时期内无法更改的事实。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巨大的人口规模下,持续地保持经济增长,使得人均收入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以及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内通过不懈努力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去年,我和梁建章先生就人口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各自写了十篇文章,已经基本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借着这次七人普结果公布,我再次系统性地阐明一下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首要问题是,现有的人口规模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根据七人普数据,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

借由这个数据我所想到的是,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但因为人口基数的原因,人均差距仍然巨大。

有学者预计,到2035年中国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但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人口基数超过14亿,而美国人口仅3亿多。

由于人口规模造成的人均指标差距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可能需要花费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如果与人均收入水平更高的少数国家相比,可能我们永远达不到它们的水平。

同时需要看到,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水平仍然处于低位。虽然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中等以上收入国家水平,但是收入分配十分不平衡,且差距悬殊。

按照统计上的人均收入群体划分标准,中等收入是指月收入在2000元-5000元,中等偏上收入是指月收入在5000元-10000元,而高收入是指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按照统计,中国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人口只有4亿多,如果把月均收入1万元以上的人口归入中等收入群体,而不是中等偏上收入群体,可能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也就2亿多。那么,剩下的大约12亿则是中等及以下收入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因此,解决这一庞大人群的收入增长和稳定就业问题,应该是制定与人口相关的经济政策重点。

人口问题涉及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人口素质亟需改善。从七人普数据看,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9年,也就相当于初中毕业的水平。如果从人口结构看,农村常住人口平均的受教育年限更低。而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5.5 %,而且分布极不平衡。北京约42%的常住人口受过高等教育,而对于一些中西部地区来说,平均受教育年限基本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当前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弥补地区差距,增加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而提高人口素质、增强国际竞争力”才是根本的问题。

七人普的数据显示,按照人口的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

具体来看,从2010年-2020年,中国出现人口萎缩省份扩大到6个——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其中最少的甘肃10年间减少了55万人,最多的黑龙江减少了646万人。

在我看来,人口分布不均衡,流动性增强是好事。但有很多人认为,人口的减少是影响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观点。按照市场规律,要素的空间流动是正常现象,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其主要的动力来源就是放开了要素区域流动限制。从打破城乡间劳动力要素流动开始,之后是城镇间人口的流动,才使得充分利用不同区域的优势,推动了经济的全面增长。反过来看,一些曾经拥有国家优质资源注入优势的地区,最典型莫过于东北三省,为什么现在却成了主要的人口流出地,以至遭遇了经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出于更深层次的体制原因和区位条件动态变化。从这个意义来说,人口的变化只是结果,而非原因。

如果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在这些人口大量流出的地方鼓励生育,而不是去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么问题就来了:

一是是否能够生出那么多人口;二是即使生出更多人口,未来仍然会继续外流。因此,如果真正尊重市场规律,考虑问题的重点不是这些地区人口多或少,而是导致增长困境的各种体制原因。

七人普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

相关的数据,也引发了很多人关于“人口危机”的焦虑。

但在我看到,长寿时代和老龄化是看待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不同视角,很多人只看到了“危”,而没有看到“机”。

显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是当下的现实。但从乐观的角度看,中国在中等收入时期就已经步入了长寿时代,恰恰说明了国家在进步,医学和健康水平都得到大幅提高。这里既有体制优势也有发展的成果,应该为此感到庆幸。这也是中国国际竞争力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新冠抗疫成功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对于发达国家,老龄化问题是财政供给不足,过去的高福利机制下形成的优厚的养老金体制,给国家的财政支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难以解决。可能这是我们要及早警示和避免的结果。

再换一个角度分析,服务业占比的提高,机器对于人工的替代,人口年龄的提高和健康水平的增长导致工作期限的延长等,都是利好,而不是压力。

因此,未来解决长寿时代关系到的体制问题,就是如何吸取成功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避免过早地造成财政巨大的压力,形成符合中国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养老保障机制。同时,针对老龄人口的市场开发、银发经济、延长退休年限等,还有更多值得挖掘的市场潜力。

另一个重要的数据是关于劳动年龄人口,七人普数据显示,15岁-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与2010年相比,下降了6.79个百分点。

劳动年龄下降的背后,是增长的动能依靠人口优势的时代已经过去的现实。我们曾经经历过世界工厂时代。那个时候也是劳动力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高峰。但是从低工资低福利和廉价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转化为依靠更多的技术优势,依靠劳动力质量的优势,应该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未来。由此而发生的变化,从产出一头继续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应该已经过去。但是从市场一头,如何发挥人口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则是我们在制定政策应该考虑的问题。

而这种市场需求则包含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也包括了受过不同教育年限的人口,还包括正在处于人口变动期的城乡人口和区域间人口。

只有正确地理解中国人口处于转型时代的特征,才能正确提出适应人口变动的发展战略。而不是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上,仍然将所谓的人口大国优势不再视作危机。

另外,提升人口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仍是未来发展中的大事。提出所谓“中国危机”,是一些发达国家处于自身利益的偏狭,担忧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未来发展。毕竟中国的人均排放标准和粗放性发展模式,可能被巨大的人口规模所放大,因此而产生的后果难以预测。

但是从事关国计民生的能源进口结构和农产品进口结构看,在国际上也是优势与劣势并存。所谓优势是中国拥有巨大市场,所谓劣势是资源的有限供给和国家安全保障。但是如果从中国增长和制度性的自动调节机制看,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显然已经列入了宏观政策决策。如果相关政策可以得到持续落实,例如碳中和方案的提出以及政策的制定等,在未来一定的时间内,中国可以实现低碳化的发展模式,体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充分利用提高资源和能源配置效率可以产生的市场机会,对全球化进程做出应有的贡献。就此而言,中国现有的人口结构和数量,对于世界将会是巨大的利好。

过去10年,中国的每年出生人口出现过几次波动。

2011年到2014年,每年出生人口均缓慢上升,到了2015年开始出现下降,从2014年的1687万降低为1655万,2016年和2017年因”全面二孩“政策每年出生人口均高于1700万。但2018年开始进入下降通道,每年的出生人口不到1600万人,2018年和2019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523万、1465万,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下降明显。

从数据来判断,人口生育政策将会逐步放开,但我认为,并不需要转化为鼓励生育政策。从中国人口持续处于低增长的状态看,当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已经明显显现。可以肯定,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还有各种社会观念的转化,未来的生育率还会下降,因此稳步有序地逐步放开人口生育限制是大势所趋。

有些人提出,通过鼓励生育,可以解决中国增长动力问题,这可能还是对于经济发展的规律并不是十分了解。因为世界上高生育率的国家都是中低收入国家,这也是客观的现实。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现有的资源究竟是支持人口结构改善,还是继续增加人口数量,放大中国总人口来计算人均水平的分母?

我认为,应该先把中长期内的重点放在人口结构的改善上,包括如何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如何增加容纳就业的能力,如何提高人均的公共服务能力包括健康和医疗保障能力,如何提升人口质量和素质的竞争力,而不是鼓励生育。

另外,有学者认为,增加人口才可以提高房地产的需求,其实也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观点。如果没有收入和就业质量的提高,何谈购买住房的能力?而且在人口空间迁徙的大格局下,未来城乡人口的变化,区域人口的变化,以及未来各项改革政策的落实,都会带来各种市场需求的变化,包括房地产需求的变化。这些都不是靠增加出生人口就可以解决的。

作者为独立经济学家,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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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 Tony
    2个月前
    支持作者的观点!政策的制定应着眼于未来可持续的发展及人民的幸福,而不应从“做生意”的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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