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以后，引发各方解读，其中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引人关注。这其中，庞大的农民工老龄化的问题似乎没有被人们给予更多的重视，而此问题的妥善应对，对于下一步中国城镇化的走向、县域经济的提升和区域及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农民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居功至伟，也在这一进程中提升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现代化红利。不过，由于城乡户籍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他们长期过着候鸟式的生活，和家人两地分居，无法充分享受打工地所提供的与户籍挂钩的公共福利。
此外，由于土地的二元属性和宅基地入市交易范围的限制，导致绝大部分农民工无法像城市居民那样分享房地产升值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不仅如此，农民工还将相当一部分打工得来的钱，用于在农村盖楼。而由于居住地和打工地相隔遥远，这些农村住宅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不仅造成农民工个人财产的浪费，也造成整体国民财富的损失。
从某种意义上讲，由广大农民工长期提供的大规模低成本劳动力，和国家以较低成本将农村集体土地转换为低成本工业和房地产用地，为中国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巨大的双轮驱动效应。关于“中国奇迹”背后的诸多原动力，人们有着各种探讨，此一双轮驱动效应是国内外学界达成的诸多共识之一。
如今，一代农民工正在老去，中国也挥别了靠低成本优势驱动粗放增长模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妥善应对农民工老龄化，善待老去的农民工，让他们能够安享晚年，并为他们参与创造银发经济提供便利化条件，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建立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的应有之义。
针对农民工养老问题，当务之急是实现一定程度的集中居住和积极稳妥推进城乡社保的统筹工作，便利公共福利的集中供给，使老龄农民工和农村老人能尽快享受到城镇化和现代化的红利。
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居民的集中居住是大方向。农村人居环境的恶化，美丽乡村建设落不到实处，恰恰是因为农村居住形态的面大点散，使得与污水处理、垃圾处置、供暖供热等相关的基础设施投入性价比不高，让地方政府产生畏难情绪，或者即使建成也难以发挥正常的功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同虚设。而分散居住也令养老医疗老年文娱乃至消费等社会保障和福利难以实现集中供给，使得相关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覆盖半径都不理想。
当前一些地方在推进集中居住的过程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政策一刀切、相关补偿不到位和推进过急过快简单粗暴造成的，没有充分尊重农民个体意愿和代际预期差异。对确有劳动能力，愿意发挥余热，依然眷恋农村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老龄农民工和农村老人，应该充分尊重其个人意愿。
除了农村范围的集中居住，在城镇实现老龄农民工的集中安置也有不少文章可做。除了急吼吼“倒逼”农民洗脚上田以期拉动地方房地产市场，利用存量资源大力发展针对农民工的廉租房大有可为。当前不少三四线城市和小县城有不少闲置房地产，而随着房产税的稳步推进，那些此前投资这些地方房地产的投资客大概率会进行减持，将这些资源投放回房地产市场。相关地方政府可以和市场上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进行合作，盘活这些资源，为老龄农民工的集中居住提供便利。
将老龄农民工和农村老人转移出来，让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依附土地所捆绑的低水平福利保障，然后就可以进一步积极稳妥推进社会资本有序下乡，配合那些有更好市场视野和经营理念的返乡青年农民工和大学生，更好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和观光旅游农业，就地提供就业岗位，更好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
一个人民生活富裕、公共福利供给相对均等、区域发展相对均衡的强大现代化国家，是不可能建立在城乡户籍和产权属性二元体制的基础上的，通过妥善应对农民工老龄化问题，积极稳妥推进城乡二元体制的废止，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