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终于在全国人民的期盼中公布了，有关我国人口会提前进入负增长的“焦虑”也随之释然。然而，我国总人口的变化趋势并不乐观，实际上负增长时代已经到来，且这种趋势已不可逆转。
从历次普查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人口总量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6.02亿增长至2020年的14.12亿，增长了134.5%。分阶段来看，虽然人口总量在持续增加，但人口年均增长率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如图1所示，1953年至1964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61%，1964年至1982年更是升至最高点2.09%，这一时期是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而在1982年至1990年间，人口增速大大放缓，人口年均增长率也降低至1.48%。在此后的二十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持续下跌，大概每十年降低0.5个百分点。2010年到2020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53%，较之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仅下降了0.04个百分点，我国人口近10年来持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变化源自于人口出生、死亡、迁移要素的变化。就我国而言，由于国际人口迁移较少，比如此次普查登记的国外人口仅84.6万人，因此，考察我国人口变化时可以不考虑迁移因素的影响，而只需关注出生与死亡要素。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主要是自然增长，即出生人口数减去死亡人口数。人口出生、死亡变化有其自身基本规律，这一规律人口学称之为“人口转变”。人口转变是农业社会的高出生高死亡转向工业社会的低出生低死亡过程，这个人口变化过程镶嵌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之中。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人口转变的影响因素一般大致分为三大类：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物质文化）；法律法规及政策因素（制度文化）；价值取向观念因素（观念文化）。就我国人口转变而言，人口转变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和平时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展开。其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卫生事业的发展直接降低了死亡水平。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女性就业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也极大地促进了生育水平的下降。其二，从法律法规及人口政策方面讲，我国人口死亡率的迅速下降还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和60年代的“赤脚医生”制度；而20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和80年代以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曾是影响我国生育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其三，在文化观念方面，我国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观念也曾影响了几代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和国门洞开，新一代年轻人的家庭观念与婚育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我国省区市人口变化趋势看，虽然与总人口趋势相同，但各地区变化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表1数据显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五个省区分别是西藏、广东、浙江、新疆与海南。这些地区人口增长的原因不尽相同，因为31个省区市的人口变化不仅与出生死亡水平有关，也与省际人口迁移有关。通过对比以往统计数据，我们发现西藏和新疆人口增长主要是自然增长，这两个地区还处在人口生育水平相对较高的阶段。而广东、浙江和海南的情况则不同，由于这些地区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自然增长率较低，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源自于人口迁移增长。也就是说，其人口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正增长主要是因为人口迁移的作用而不是自然增长所致。另外，人口增长率最低的五个省份分别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山西，这些省份已经出现负增长态势。究其原因，这些地区的人口转变速度较快，人口自然增长已进入或接近负增长，加之这些省份人口流动是人口净迁出，故在人口双重负增长效应影响下进入了人口负增长行列。随着各省区市人口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省际人口迁移也将失去“源头”和动力，当下我国省区市间的“抢人大战”实际上正是各省区市陆续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写照。
第七次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已远低于人口维持简单再生产的2.1更替水平，进入了人口内在负增长时期。笔者20世纪90年代曾预测如果我国低生育水平一直不能回升，我国人口将在2024年达到峰值14.27亿并迅速转入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普查数据质量很高，这也说明以往历次抽样调查数据质量存在问题如对以往生育水平的低估等，这些事实恰好证明当下的低生育水平是一种“断崖式”下跌的结果，当然不排除可能有疫情突发事件的影响。但我国人口形势会比此前的预测更为严峻，因为未来育龄妇女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新一代90、00后育龄女性婚育观念已发生根本变化；加之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以及不可预料的疫情后续影响，我国人口的负增长将会比预期来得更早。从局部负增长到总体已呈现缩减型人口再生产事实来看，我国已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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