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上午，我在从上海到杭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旅途中，看到友人燕舞兄转发的何兆武先生去世的消息，内心里似乎突然震动了一下，一种哲人其萎的空无感猛然袭来。
何兆武先生按祖籍是湖南岳阳人，是我的同乡前辈，可惜我因个性上的疏懒，也未曾专程去拜访，导致如今天人相隔，缘悭一面。
2021年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9岁。
虽然我从未见过何先生，但我总觉得与他的心灵有某种契合之感。十多年前，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他的口述回忆录《上学记》（文婧整理），风靡一时，洛阳纸贵，我当时也应邀给《中华读书报》撰写过一篇小书评《知人论世话当年——读何兆武〈上学记〉》，表述了我读后的所思所念。
2009年我博士毕业留校，开设了一门面向全校同学选修的通识课《回忆录、口述史与20世纪中国》，每一轮上课都会专门用一次课程的时间让同学们提前阅读《上学记》，认知和体悟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与校园文化，从而明白那个天才成群结队地产生的时代，何以出现的内在原因。在课堂上我们会自由而热烈地讨论这本薄薄的却能长久滋养人心的小书，及其带给我们的思想和智慧启迪，这构成了我与我的学生共同的校园课堂记忆。在那之后，西南联大一直是文化界一个经久不息的热点，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和书籍不断出版，为今天的读者尤其是大学生再现了一个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可复制的传奇。最新的著作是湖南同乡杨潇所撰写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可以说，我们对于西南联大的诠释与理解寄托着我们的大学理想，也隐喻着我们对于当今大学过度学院化和体制化的某种不满，尤其是对于知识人何以自处的省思。
何先生是一个才华横溢、学殖深厚却又生性散淡的人，他用一辈子的言行举止给我们这些后学者树立了何为“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典范人格，何为不“曲学阿世，侮食自矜”的有所不为。这正如他嘱咐只能在身后出版的另一本与《上学记》交相辉映的回忆录《上班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即出）所言：“我不是一个建功立业的人，一生满足于做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不过是浮生中一个匆匆的过客。这就像演戏一样，何必人人都上台表演，做个观众不也很好？正如《浮士德》中灯塔守望者一边唱一边说的两句话：‘To see I was born,to look is my call.’(我的一生就是来观看的。)如果能够做一个纯粹的观者，能够在思想上里找到安慰，我以为，就足够了。”
谨以这则按语及当年小文的重刊，表达我对先生的哀念之情和致敬之心，愿何先生的灵魂早日安息，愿更多的年轻一代朋友去阅读何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上学记》。对一个学者最好的纪念就是严肃地阅读其作品，从中汲取生命的滋养。
以下为当年旧文，原题为：何兆武：知人论世话当年
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是：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何兆武先生在口述史《上学记》反复强调自己的一生碌碌无为，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而已，瞬间消逝得无踪无迹。
何先生淡泊名利、任意天性的性情浓缩在这句引用的诗句中，而正是这种超然与淡定，让何先生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20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时，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
西南联大七年
最吸引读者的自然是何先生对他亲身经历的七年西南联大读书生活的追忆。何先生详尽地讲述了那个时代的学生生活，也描述了他所见闻过的名师之人生细节。何先生的语调从容，可是却在从容里捍卫着一个知识分子不为尊者讳的立场与尊严。
比如，他在记述梅贻琦和吴晗时说道：“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50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风度。”
类似细节记忆与评论，在书中比比皆是，何先生娓娓道来，学者闻一多、张熙若、刘文典、冯友兰、沈从文等的性格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可谓深得司马迁追述历史、臧否人物之史家传统的精髓。有些话说得力透纸背，例如他对哲学史家冯友兰的评价：“我以为，冯先生的检讨是他平生著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可以算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状态的结晶。”
《上学记》主要是对学生生活的回忆。八年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非常粗陋，而且师生经常面临生命之虞，还经受着生存的物质压力。可是，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的西南联大，却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的奇迹，培养了大批世界级的学者和科学家。
何先生讲的几个事例给人印象深刻。一个是他对图书馆的体验。在西南联大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可以自由地进入图书馆书库，随便选取需要的书籍。后来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30年，当上了研究员，却必须填条给图书管理员去拿。50多岁的何先生有一次为查证一条史料好不容易进入了书库，却被管理员拿着手电筒“紧盯在屁股后面，似乎惟恐我在里面偷书，或搞破坏”。
这种不信任感、不把人当人的管理制度又怎能为学术的自由创造提供条件呢？何先生一针见血地批评（这种批评让我们这些备受图书馆折磨的学生感到多么感同身受和痛快淋漓）：“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惟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
而他所追忆的汪曾祺更是那个时代学生个性化的缩影，“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侯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杨振宁当时是物理系高一级的大才子。一次何兆武先生邂逅了他与另一才子学生黄昆。偶然听见黄昆问杨有没有读过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杨说看过了。黄昆问他感觉如何。没想到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其时学生之个性可见一斑。
窥知生命的奥秘
翻译过帕斯卡《思想录》的何先生一定是窥知到了生命的奥秘，可他却没有陷溺在类似宗教情绪的固执里，而是在中西会通之后的自由境况里为自我的意义寻找到恰切的坐标。这个坐标的横轴我们可以归纳为对自由意识的认同和追求。
推崇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何先生认可的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境界。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这样总结其读书心得：“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这个坐标体系的纵轴就是对真实的捍卫，尊重历史、尊重常识。他对现在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状况就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要么过分强调政治斗争，要么尽量淡化政治斗争的史观，都是违背历史真相的。
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曾发表于2006年《中华读书报》，经作者授权并增补内容后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