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生三孩,会缓解“鸡娃”困境吗?

作者 | 《财经》新媒体主笔 十年砍柴    编辑 | 王小贝

2021年06月01日 13:38  

本文3453字,约5分钟

昨天,一条消息引起了普遍关注。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通俗地说是“放开生三娃”。立刻有段子手打趣道,原来“六一儿童节”前给小朋友送的大礼物是弟弟妹妹呀。

这当然是个玩笑,是否愿意给孩子再生弟弟妹妹,决定权在爹妈那儿,别人无法送顺水人情。从2015年开放二胎的情况来看,育龄期的夫妇响应并不积极,甚至一些年轻人选择不婚或婚后连一胎都不生。这好比盖楼,首先要盖第一层,才可能再盖二层、三层。

人口老龄化、年轻人生育欲望低和“鸡娃”现象交织在一起,彼此之间有着关联性。有人说,如果生“二胎”或“三娃”的夫妻多了,是不是“鸡娃”的现象就会不那么突出?父母不必那么焦虑,也就不会对孩子的教育大搞“军备竞赛”,造成严重“内卷”。

假设(仅仅是假设)真的有相当比例的夫妇生育了二娃、三娃,“鸡娃”教育的现象有可能减弱。但我认为这不是做父母的突然明白过来了,不想“鸡娃”了,而是要养育更多的孩子,没有时间、精力和财力来实施“鸡娃”教育。

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鸡娃,网络流行词,就是给孩子打鸡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虎妈”“狼爸”们为了孩子能读好书,不断地给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不停地让孩子去拼搏。这种行为就叫做“鸡娃”。

对照此定义,我们可以发现,“鸡娃”教育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也可说乃“国粹”一种。古代中国人对孩子的教育,推崇的就是要吃苦,要发奋,然后出人头地。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梅花香自苦寒来”。唐代大忠臣、书法家颜真卿的两句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传颂至今,仍被许多家长奉为圭臬。有些鸡汤故事到了罔顾教育规律和生活常识的地步,如“锥刺股头悬梁”,一个人精神疲惫到这样的程度,再强行学习下去会有什么收获?不如先睡一觉,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简直就是自虐。再如“囊萤夜读”的故事,家里穷得没有灯油,车胤用白绢做成袋子,装几十只萤火虫照着书本学习。有那去捉萤火虫的时间,还不如白天多用功呀。这个故事至今还在小学课本里,大约成年人并不细究故事的真实性,看重的是这类故事的“鸡汤味”,所强调的是“苦读”二字。

那么,在古代为什么“鸡娃”并未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原因很简单,因为生产力落后决定着文化教育的普及性不强,大多数家庭没条件供养子弟读书,能给孩子提供起码的食物,已经费尽了洪荒之力,多数父母连“鸡娃”的门槛都够不到。“鸡娃”教育,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能跨过“鸡娃”门槛的,只能是少数官宦人家、书香门第和地主富商。一旦具备供子弟读书的条件,中国古人“鸡娃”起来,那程度不比现代人差。《红楼梦》中的贾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贾政出身军功世家,天下太平,朝廷必定通过科举选拔文官来治理国家,靠军功起家的家族,子弟如果不通过科举转型,很难延续家族的势力。到了贾政这一代,他本人蒙恩荫出仕,做到员外郎。这种不是科班出身的官员,别人瞧不起,若无特殊的功劳,很早就会遇到仕途天花板,因此他把科举出仕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可很不幸,听话而好学的贾珠,年年轻轻就夭亡了,全部的希望就压在另一个儿子贾宝玉身上。

对贾宝玉,贾政采取的是完完全全的“鸡娃”教育。可令他气愤的是,贾宝玉天资很高,完全是块读书的料,却选择了“躺平”,喜欢和姐姐妹妹们厮混,吟诗作对,不愿意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父子的冲突由此而起,贾政动辄暴打宝玉,逼着宝玉读“正经的书”——即应科举的经典。

别的穷苦人家,想对孩子“鸡娃”教育,没有贾政老爷那样的条件呀。比如刘姥姥带着进贾府打秋风的外孙板儿,聪明伶俐而父亲早逝的贾府族人贾芸,能吃饱饭就谢天谢地了,被“鸡娃”那是一个奢侈的梦。

陈独秀出生于安庆一个大户人家,父亲死得早,他被过继给在外地做官的叔父。儿时由做过盐提举衔候选知县的祖父教导,因为陈独秀自幼聪颖,天分很高,于是他祖父把应科举的希望寄托他身上。祖父对他要求极为严格,一旦背不出书来,便用板子打他,有时甚至怒目切齿,几近毒打。陈独秀后来走上反抗旧礼教、旧秩序的革命道路,或应与他少年时的经历有关。

中国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鸡娃”教育只属于少数家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家和居民财力皆大幅度增长,带来一个重大的社会变化是城市化程度加速,一大批青年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从农村或小城镇涌进大中城市。中国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都市中层阶层,这批人以70后、80后为主,他们既深知自己能在大中城市生活之不易,又担心子女在剧烈的竞争中被甩下,不但不能实现阶层的持续上升反而可能下降。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这类焦虑尤甚。能够在一线城市扎下根的人,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且不少出自名校,多数“985”高校毕业的父亲或母亲,大约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考个“二本”,“鸡娃”教育便成了这类家长趋同的选择。

因为这一有意愿、有能力实行“鸡娃”教育的群体极其庞大,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庞大,“鸡娃”必然会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其实,中国仍然有一部分家长,他们没有跨过“鸡娃”的门槛,譬如广大农村还有数量不少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想“鸡娃”而不可得呀。可以说,“鸡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富贵病”,不独中国,日本和韩国也是这样。同处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社会也普遍重视教育,但在都市化、现代化转型之前,多数家庭在为温饱而打拼,想给孩子更多的教育投入却有心无力。这两个国家先后成为发达国家,有了庞大的中层阶层。尽管政府大力推行过教育公平政策,采取实施教育均衡发展,取消初中入学考试,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等诸多措施,但课外补习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鸡娃”现象更为严重。中国现在的“鸡娃”现象成因和日韩相似,而且有一个比日韩更为强化的因素,即在2015年前,城镇居民实施一对夫妇只能生一胎的计生政策,只有一个娃的家长没得选,无论孩子是不是读书的料,也不得不“鸡娃”。

放开生三娃,“鸡娃”现象恐怕也难以缓解。一是究竟有多少夫妇会生养二娃、三娃,不容乐观;二是即便生了二娃、三娃,只要条件允许,仍然会“鸡娃”,为孩子的教育舍得投入。无非从容一些,在几个娃中选择一个会读书的“鸡娃”。如果其他配套制度没有大的改革,养育成本未能降低,即使不少夫妇生了二娃、三娃,全家生活水准因之大幅降低,没有财力和精力实施“鸡娃”教育,那会带来更值得忧虑的社会问题。

我不反对适当的“鸡娃”教育。小孩子心智不成熟,能够管理好自己、自觉学习的孩子少之又少,对孩子的学习当然有必要规训,要给一定的压力,培养孩子吃苦、拼搏的精神很必要,学习对多数人来说是艰辛的,时下流行的各种“快乐教育”的说法大可商榷。需要注意的是,一是如何把握“鸡娃”教育的度,二是“鸡娃”教育的效率要提高,方式要改良,而不是陷入无用的、重复的内卷泥坑。这些问题,显然靠家长乃至学校,是解决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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