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现在无论我做什么，他都没有救治希望了，是吗？”
“是的，他瞳孔已经没有反射。”
湖南省儿童医院ICU病房的谈话室里，一位父亲正在反复确认自己的孩子是否还有生存可能。
他的一岁零八个月的孩子患有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感冒后突然发病，辗转几家医院后来到长沙，病情危重，已进入脑死亡状态。
和这位父亲谈话的郭勇，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器官获取中心（OPO）的负责人。他是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负责在病人进入脑死亡状态后，与家属沟通器官捐献意愿。
2010年开始，移植器官需要公众自愿捐献，器官捐献协调员也应运而生。协调员需要在家属悲痛情绪还未缓和之时，与他们沟通，希望能通过无偿捐献器官救助更多患者。
不是每一次协调都能成功。
协调员郭勇平日里会定期走访医院，找寻潜在捐献者。
十年来，他们接触了4000余例潜在捐献者，最后成功的只有20%。
器官捐献协调员“摆渡”在生死之间，为死者悲痛惋惜的同时，也为生者带去最后的希望。
破局
从业头三年，郭勇面对的不仅是病人家属的抗拒，扑面而来的，还有行业内对器官捐献的误解。
他形容：要将“器官捐献”这个思想植入到对方脑袋里，这个过程太艰难。这不符合中国人对死亡的概念要求。
2010年，国内开始鼓励公众自愿捐献器官。2011年，还在读研究生的郭勇进入移植科，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
一开始团队只有三人。他们需要去全省医院寻找潜在捐献者，这些人通常为脑死亡但心跳还未停止的重病患者。
在病人心跳停止前，团队成员要与直系家属谈成捐献意愿，达成自愿捐献的效果。接触家属需医生同意，但医生们害怕医患纠纷，会有所顾虑。
大多数情况下，器官捐献需要在当地医院获取器官，刚开始很多医院不愿意提供手术室。
手术室是治病救人的地方，而捐献者要在手术台上被停掉呼吸机，心跳停止，医生觉得不吉利。
“其实器官捐献也是治病救人，但最开始的时候并不能被接受。”
2011年，郭勇和团队一共只做成了1例捐献。行业内的阻力可以靠专业知识和制度支撑解决，让病人家属同意捐献才是最难的一步。
“有的捐献你提都不要提，提了以后马上有人反应激烈，甚至要和你动手。”
想到刚从业时，家属听到“器官捐献”的激烈反应，郭勇现在还觉得尴尬和后怕。
“早期，大多数家属都没有听过‘器官捐献’，几乎没有人同意，这种态度还算是温和的。言辞比较激烈的，会直接说‘这种事绝对不可以，简直太奇葩了’。”
郭勇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湘雅附二的急诊科里，他和家属提起病人已经脑死亡，没有救治希望。对方指着他骂：
“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们家没有一个人会同意，你赶紧给我滚！”
这几乎是一种协调常态。
最艰难的三年过去后，随着国内对器官捐献宣传力度的加大，后来的病人家属即使不同意，也学会了礼貌地拒绝。这是观念进步的表现。
郭勇发现，大多数家属不同意是因为仍然受传统观念影响。
首先，大多数家属不愿意公开这件事，他们觉得自己会遭到身边人的误解，认为他们把器官卖了，没有尽到救治的义务。器官捐献是无偿的，但很难让每个人都相信。
其次，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大多数人认为遗体要完整，入土为安。
遇到不愿意公开的家属，郭勇会告诉他们，除了直系亲属，对其他人会进行保密。对传统观念的影响难以抵抗，郭勇会一遍遍告诉家属：
“器官捐献是做好事，是行大善积大德。”
如果最终家属还是不同意，郭勇会尊重他们的意愿。
（医护人员在向器官捐献者的遗体鞠躬）
郭勇曾经遇到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家属。他本人献过血，捐过造血干细胞，也受过高等教育，明白器官移植是件好事。
但当他妈妈已经在弥留之际时，他仍然无法对郭勇说出“同意捐献”。
他说，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兄弟姐妹身上都可以，但他与母亲的感情太深，实在不能接受。最终，这例捐献没能完成。
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十年，郭勇听到家属不同意捐献的心情逐渐变化。
最开始，每一例潜在捐献案例的失败都会让他深深惋惜，到后来，他开始理解了这些病人家属的心境，也学会尊重每一位家属的选择。
从业多年，郭勇总结了一些协调过程中的技巧。在与家属谈话前，郭勇会了解其家庭构成，选择更容易接受器官捐献的亲属进行第一轮捐献宣传，成败通常都在于这位亲属是否愿意传达给其他直系亲属。
很少有家属可以当场作出决定，器官协调员经常在等待中。几小时到一天是常态，郭勇等待过一周甚至半个月。
等得最久的是一个在邵阳偏远县城的案例。当时长沙至潜在捐献者所在医院没有通高速，团队驾车四百多公里到达后，家属说需要考虑一下，让他们再等一天。
等待无果后，当他们返回长沙，家属表示考虑好了，郭勇又驾车过去，但到了当地家属又犹豫了。
反反复复往返四回，最终，家属还是没同意。
条件
器官捐献协调之路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除了少数主动提出捐献的家属，几乎每位家属都会有所顾虑、疑惑和抗拒。
协调中，家属会提出各种条件，解决这些问题是郭勇的工作重心之一。
图片
（签字同意后，家属与捐献者做最后一次告别）
郭勇印象深刻的，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鑫鑫，脑瘤患者。
当时他正在外地出差，接到鑫鑫父亲的电话，表示想要器官捐献，他和助手立刻驱车赶往。
他们赶到时，鑫鑫躺在床上，气息微弱，还能讲话。她在病房里当着父母的面和郭勇说，自己愿意捐献器官。
郭勇感到揪心，但职业素养让他立马开始协调，邀其父亲在走廊上谈话，了解其家庭情况。
“快来呀，快来呀！”
谈话中，郭勇听见鑫鑫妈妈撕心裂肺的叫喊。鑫鑫疑似脑瘤破裂，医生正在进行胸外按压，一番抢救后，鑫鑫心跳恢复了，但瞳孔却失去了反射。
父亲后悔莫及，觉得自己害了女儿，因为女儿提出想捐献器官联系了郭勇，却在走开一时后没能见到女儿最后一面。父亲不再同意捐献。
郭勇无奈，也不能强迫他，器官捐献需遵循自愿原则。他提出，抢救费用由他来负担，毕竟是为了保住她的器官才产生高昂的抢救费用。
父亲思虑再三，最后同意捐献，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要有省级电视媒体的报道，最好是湖南卫视。
郭勇尝试联系媒体，但得知要第二天一早才能赶到，时间来不及，鑫鑫病情无法支撑到天亮。
他问这位父亲，为什么一定坚持要媒体报道。那个男人表示：
“湖南卫视收视率最高，我女儿这么漂亮，这么听话，这么懂事，不值得全省的小孩学习吗？”
郭勇一时语滞。鑫鑫确实值得小孩们学习，但这个超出了郭勇的能力范围，并且在时间上来不及。
那一次，郭勇和鑫鑫父亲在病房外等到天亮，直到这个女孩生命体征越来越弱，眼看着就要送往殡仪馆了，郭勇无奈说：“那就算了吧，你的要求合情合理，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走了。”
鑫鑫父亲拉住他：“我其实就想让我女儿最后还留个名，证明她曾经来过这个世界。既然留不了，就算了吧。”最后，鑫鑫父亲同意了捐献。
郭勇还记得一位在足浴店工作的患者，来长沙打工是为了赚钱做试管婴儿。
深夜大雨，她被一辆汽车撞飞，车主肇事逃逸。
死者妈妈只提出一个条件：希望可以找到肇事者。郭勇一边联系交警部门积极寻找，一边协调器官捐献。
事情进展顺利，肇事者在第二天下午就找到了。没想到家属却向郭勇嚎啕大哭。她说她后悔了，没想到能这么快找到，希望郭勇把女儿的器官还回来，随遗体火化。
可器官已经在当天上午移植到了受体身体中。
这些经历让郭勇感到无奈。他深感器官捐献的观念还没有完全普及，一些患者家属会将器官捐献当作交换条件。
曾经也有患者家属以同意捐献为由，让他帮忙解决工作、申请安置房或是让自己的儿子享受烈士待遇。
“器官捐献原本是一件公益的事情，最后却变了味道。”
很多家属希望可以知道亲人的器官继续活在何处。但根据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供体和受体不能知道对方身份。
“如果他要求，只要能看看捐献给了谁就同意这个事，我们通常只能放弃。”
也有些条件让郭勇感到温暖。
一位捐献者的女儿说，妈妈生前爱美，希望可以在器官取出后，用酒精擦拭全身，穿上妈妈最漂亮的衣服，为她化妆，涂上红色指甲油。
她说，知道妈妈不喜欢邋邋遢遢离开这个世界，希望妈妈走得体面。
新生
从业多年，郭勇不仅见证了病人离世时的悲痛，也见证了患者新生。
一位女医生在自己孩子两岁时，发现孩子不对劲，尿液味道重，检查发现是尿毒症。
女医生又检查了另一个孩子，也得出尿毒症结果。一个家庭同时出现两个尿毒症的孩子，经济压力陡然增加，治疗希望渺茫。
孩子一直到小学五年级才等到合适的肾源，做了肾移植。
郭勇记得，那个孩子移植前很瘦小，1米2左右，比同龄孩子矮一截，也因此很自卑。移植做完后，孩子一年内长了十公分，成绩也进步明显。
省红十字会和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建了一座爱心陵园，用来存放捐献者的骨灰，并为他们立碑。
每年清明节，一些移植病人会到陵园给前来扫墓的捐献者家属送水和食物，这是他们能表达感激的少数途径之一。
协调团队成立时的三人如今只剩郭勇一人。关于坚持下来的理由，郭勇觉得是“工作需要”。
“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要想救人，必须要有人来做。”
昔日战友岗位调整了，新人在源源不断加入。目前，协调中心共有八位协调员，一位专职司机和一位联络员。
2011年至今，中心一共完成了792例器官捐献的案例，每一例捐献平均捐献三个器官，一个肝脏两个肾脏，40%的案例捐献角膜，使2500人重获新生，近1000人重见光明。
目前，中心等待肝脏的病人仍有三四十个，而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等到合适的肝源，大多数人只能在等待中离世。
每年，中心等待肾脏的病人超过3000人，但全年只能完成200人的肾脏移植，其他人仍在苦苦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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