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63岁的闻大妈被行政拘留了，原因是她在公共场所多次用歧视性语言辱骂他人。
这事儿在5月下旬就发生了，被人录下的视频这两天发表在网络上，于是大妈出名了，群情激愤，警方出手。视频中的闻大妈嫌一位年轻女子在公共汽车上对她让座不及时，立刻开骂，说对方一看就是外地人，然后强调自己是北京人，而且是二环以里的地道北京人。被骂的女子反唇相讥说大妈为什么不住到故宫里面。这大妈指着自己的额头说了句：“你呢，臭外地的。我还真是正黄旗人，有通天纹，你看看，你有吗？”这话引起了网上的群嘲，不少人对她被拘留拍手称快。
闻大妈那番歧视外地人的言论让人觉得气愤而可笑，但我以为没必要为平息舆论把她给拘了。两千多万人口的北京市，有那么些优越感爆棚、对外地人不友好的“遗老遗少”不是什么稀奇事。一般人碰上了，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不当回事，不与之争执。我已定居在北京28年了，其中有几年生活在东城区一个老北京聚集的大杂院里。我的总体感受是北京是一座颇具包容精神的都市，大多数老北京热情、豁达，对外地人友善。本来么，做过几朝古都的北京，1949年再一次成为国都时，常住人口420万，现如今增加了1800万人，哪有什么真正的土著？绝大多数是不同时代移民的后代。那位闻大妈若真是正黄旗的，她祖上也不过是三百多年前从关外进京。
对于闻大妈这样公然发表歧视外地人言论的个案，没必要太关注。我觉得对一座城市、一个地区所呈现的对外来人口的基本态度，倒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社会学课题。人们闲谈时，说到某地，往往会有该地“排外”或“不排外”的评论。这当然也没有什么量化的分析，更多是一种大多数外地人对该地的观感以及人云亦云的印象。但是，这类评价往往是靠谱的。
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各地特别是一些特大城市略加考察，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开放、包容的地区和城市，对外地人必定比较友善，而来此谋生、定居的外地人如潮水般涌入，该地区和城市在四十多年里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各项事业有快速的进步。珠江三角洲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今年公布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东常住人口1.26亿人，位列全国第一，比2010年增加 2170万人。增加的人口主要是外省的移民，而外省移民大多数定居在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中山等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广东省常住人口5230万（包括海南岛在内），比邻省湖南少50万人。现在的广东常住人口差不多是湖南的两倍。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劳动力如冬天的大雁一样纷纷南下，到珠江三角洲打拼的几代外地人有切身的感受——广东人不排外。许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后，很快就把岭南当故乡，在此生根发芽。深圳是一个平地而起的新城市，主要是外地人构成的，或许没有典型性，而广州作为一个古老的大城市，是粤文化的代表，与北方文化差别甚大，但广州的开放性不亚于深圳，说普通话的北方诸省份的人，走在说粤语的当地人中间，并不觉得被排斥、是异类。广东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领头羊，和其敞开怀抱欢迎外地人来工作、生活的气度大有关系。
再以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80年代，不少外省人对上海的感觉是当地市民歧视外地人，“乡下人”“小赤佬”是说外地人的口头禅。在本市亦有清晰的鄙视链，“上只角”的瞧不起“下只角”的。但如果对中国近现代史略有了解就应该知道，上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埠，她能在几十年内从一个县城成长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和这座城市的开放和包容息息相关。《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上海的开放性比广州强得多，广州因为士绅与市民不接受洋人进广州城而产生冲突，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那时候全国各省、府的人，不管是宁波人、无锡人、南通人，还是更遥远的山东人、湖北人、四川人，坐船到十六铺码头，一上岸如鱼入大海，成了上海人。不仅仅是中国人，洋人亦如此，所以才有哈同这样的犹太流浪汉在上海滩成为超级富豪的传奇。
一个很具开放性的城市为什么曾在几十年内被贴上“排外”的标签呢？我以为是计划经济因素使然。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依然是全国工商业最强的城市，是全国各地人仰望的高地。但是，一百年来持续扩张的大上海突然收缩了，变得内敛而保守，城市建设几十年没有大的投入，市民生活必需品凭票供养，粮食、菜蔬按照计划由外地调运，而整个上海市的人口却在增加，这就导致人均占有资源比起以前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其中突出的例子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市民普遍性的逼仄居住条件。在这样的情形下，涌进的外地人不是来创造增量，而是和原来的居民争夺有限的存量。那么排外、歧视外地人是必然的。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一些年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上海市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资金趋之若鹜地投入到这片热土，外地劳动力涌入到上海。这时候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成为“新上海人”，他们在这座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为这座城市增光添彩，而不是仅仅来占上海的“便宜”。现在，上海人歧视外地人似乎不再是个公共话题了。
且以人们常用的“公共汽车理论”来做比喻。如果一辆公共汽车定额40人，可一下子涌进80人，车门外还有人不断往上挤，那么先上车的人肯定希望快点关车门，对后上车的有抵触情绪。如果因为某线路乘客明显增加了，巴士公司及时投入新的车辆，1辆公车变成2辆、3辆，车厢比起以前更宽松了，老乘客便不会讨厌新乘客。
外省人大规模涌入广东是和改革开放同时发生的，这些人在广东创造的财富是看得见的。当地居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前两年还在种香蕉、芒果的村民，其耕地被征用盖工厂，村民年底坐着分红，宅基地盖了几层楼出租给外地打工者，每月收入丰厚的房租，他们又怎么会排斥外地人呢？即使因为生活习惯、文化的差异有某些冲突，一个理性的房东为了利益，一般也会把内心的不快和厌恶深藏起来。
对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可以从经济的原因分析其开放的态度，对一个人亦可如此。再开放的城市依然会有土著居民歧视外地人，如那位正黄旗大妈。由于受教育程度、家庭环境、个人经历各不相同，会有一些人总是歧视外地人或者歧视某一特定地域居民。但总体而言，一个城市生活在底层、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土著居民更容易歧视外地人。原因很简单，这类人在外地人涌入城市时没有得到好处，或者相比较而言得到的好处很少，甚至和以前相比有强烈的失落感。再以珠江三角洲为例，有土地可供征用、有自建房可出租、一拆迁就成为亿万富翁的当地居民，自然欢迎外地人和外地资本，而手中没有这些资源、也没有能力在新的经济组织中担任管理职位的土著居民，他们在当地经济突飞猛进中得到的好处很有限，却要承担外地人涌入本地带来的一些代价，他们会滋生不满，把恨意发泄到外地人身上。这个道理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大概也适用，比如北京胡同的老居民，两间平房一家数口住了几十年，倒是也能忍受，甚至自得其乐。这些年城市建设大发展，房地产火爆。在北京房价较低的时候，有些大杂院里的居民也没能力买房。等到十几年过去了，房价飞涨，眼看着一些外地进京者早早住进大楼房，自己还在等着拆迁——拆迁的安置房却越来越偏僻。一坐地铁和公交，拥挤不堪，这类老居民心里肯定对外地人很不爽。我去过国内一些旅游城市，和当地居民交谈，也有此感。对外地游客蜂拥而入，得到好处的当地居民如开饭店的、做导游的或者在政府机关的，他们认为游客越多越好。而得不到好处或者不能明显感受到好处的当地居民，对外地人则是怨声载道，认为外地人涌入造成物价上涨、交通设施拥挤，还导致治安状况变差。
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的。大批移民涌入美国，给美国带来劳动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企业主和各大学自然很欢迎，可底层的蓝领工人则不然，华尔街的股票再怎么涨，他们得不到好处，反而认为移民在抢他们的饭碗，移民的孩子在抢他们孩子的学位。这也是处于底层的白人更排斥移民的原因，他们成了特朗普的拥趸。
一个城市或地区开放、包容，她欢迎且有能力容纳外地人，众多外来客参与创造更多的财富，那么其经济竞争力会增强。而创造的增量如何更公平地分配，不让众多的当地居民自认为被抛弃，这是促成土客和谐相处需要解决的更深层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