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撤销TikTok及微信禁令,还有“后手”

作者 | 《财经》E法 刘畅   编辑 | 朱弢

2021年06月10日 20:12  

本文3116字,约4分钟

拜登政府的此次举措“只是用更系统的法律手段取代个别化行政命令,千万不要误认为是改弦易辙”。

拜登又推翻了一项特朗普时代的行政令。这次与TikTok和微信有关。

据白宫网站消息,美国当地时间6月9日,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撤销特朗普在任期间对社交软件TikTok和微信的禁令。

白宫同时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书显示,拜登的新命令将指示商务部审查与外国对手相关的应用程序,并列出它应该考虑的“不可接受的风险”。新命令还指示商务部与其他机构合作,提出保护美国消费者数据免受外国对手攻击的建议。

截至发稿,微信和TikTok方面均未对这项行政令予以置评。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提醒,美国政府的此次举措“只是用更系统的法律制度取代个别化行政命令,千万不要误认为是改弦易辙”。

那么,拜登此次“解禁”有何用意,又会对中国企业产生何种影响?

01

换汤不换药

根据白宫发布的新闻稿,拜登发布了《关于保护美国人的敏感数据不受外国敌对势力侵害的行政令》(下称“行政令”)撤销并取代了特朗普签署的三项行政命令(编号分别为EO 13942、EO 13943、EO 13971)。白宫称,上述行政令的主要内容为“出于国家安全原因,禁止美国人与TikTok、WeChat和其它中国手机应用进行交易”。

白宫表示,新的行政令指示美商务部“对与外国对手有关联的软件应用进行安全评估,并酌情采取行动。评估的对象涉及中国等外国对手设计、研发、制造或供应并可能对美国和美国人构成‘不应有或不可接受’风险的软件应用”。

2020年8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签署了“13942号”和“13943号”行政令,称从同年9月20日起,禁止通过美国的在线移动应用程序商店发布或维护微信或TikTok移动应用程序、组成代码或应用程序更新的任何服务;禁止通过微信提供的任何用于在美国境内转账或处理付款的服务。

2020年9月及11月,微信海外版(WeChat)美国用户和TikTok用户分别在旧金山和华盛顿就禁令提起诉讼。之后,旧金山和华盛顿联邦法院分别叫停了特朗普政府对微信和TikTok的禁令。

面对法院裁决,特朗普政府曾分别提起上诉。但在2021年2月10日、11日,美国政府分别要求联邦上诉法院暂停针对TikTok及微信海外版禁令的诉讼。因此,特朗普政府的禁令从未正式实施。

此外,拜登还撤销了特朗普对其他八款通信和金融技术软件应用的禁令。

2021年1月5日,临近卸任的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与包括支付宝在内的8款中国应用软件进行交易。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拜登政府并未撤销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5月15日签发的第13873号《保障信息和通讯的技术和服务供应链安全》行政令。

这份行政命令旨在“解决美国对某些电信公司滥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能力的担忧,这些能力可以储存和传输大量敏感信息,促进数字经济,支持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紧急服务,以便对美国网络基础采取恶意行动,如进行经济和工业间谍活动”。

此外,拜登的新行政令指示美国商务部对外国“对手”相关的应用程序继续进行评估,并“酌情采取行动”。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应用程序可能对该国数据隐私及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表示,他对此次拜登解除禁令“并不是太乐观,因为显然留有后手”。这位律师称,行政令要求美国商务部继续审查敏感数据,“这事显然没完”。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高艳东表示,特朗普封禁TikTok的底气并不足,拜登选择撤回禁令的同时以保护美国国民敏感信息为由,指令商务部“调查”竞争对手(特别是中国)的应用程序,显然是更为精明的手段,以形成合法化、常态化审查机制。

在6月10日的例行发布会上,针对美方撤销对 TikTok、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的有关行政令一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已注意到美方撤销了上届政府针对 TikTok、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的有关行政令,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但我们也注意到,美方同时要求对外国应用程序的安全风险进行审查,而且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仍在对 TikTok 进行审查。我们希望美方公平公正地对待中国企业,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02

中国企业如何应对?

针对拜登政府此时颁布该行政令的用意,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吴沈括认为,一是由于美国政府此前的行政打压遇阻,二是意在运用新的法律工具。

“拜登的这项行政令依然可以覆盖美方的需求,且更具‘法治’的外衣。”吴沈括指出。

按照吴沈括的分析,拜登政府的政策以中国为“最具竞争性国家”定位,有着更为强硬、更为全面的特点,同时以网络空间规则建构和网络空间战略同盟打造为两大抓手,远比前任更具系统性和攻击性,其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基本目的并无根本性改变。

高艳东有相同看法。他指出,拜登在行政令中提出了“网络安全现代化”“增强软件供应链安全”等概念。可归纳为三个特点:加强政府信息安全建设。推行联邦政府标准采购合同,扩大政府信息收集量;扩大对外部信息技术的审查。如对航空航天领域设定“关键软件” 合格评定程序,以对IT技术领域提出网络安全要求;提升政府网络安全事件处理能力。尤其要增强政府处理网络安全漏洞能力,此外,着重发掘联邦信息系统日志的价值,加强对以往数据的分析和利用。

“拜登此时提出撤回禁令,开启调查的政策,我们应更为关注后者。尤其是他所签署的行政令,更是将矛头直指中国,这可能是为今后采取更为强硬措施进行铺垫。”高艳东强调。

面对拜登政府网络安全政策执行方式的变化,中国企业自身应如何应对?

高艳东提醒,一方面,虽然目前是在调查“TikTok”“Wechat”, 但今后可能会将矛头对准其他互联网公司,特别是涉及身份信息、生物信息、数据存储的社交购物平台、生物技术、大数据等公司。另一方面,这也促使国内企业进一步加强经营合规,特别是信息和数据处理合规,减少敏感信息泄漏风险,建立可靠的数据评估机制,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由之路。

吴沈括提出四点具体的建议:

一是要积极营造共生型社群生态。在企业出海过程中清晰确立和广泛宣示利益共享的市场拓展理念和行动规划,开放建构从合作研发到运营增值等各环节全覆盖的利益分享规则,进而吸引和激励当地主体主动融入自身商业生态。

二是要引入沉浸式举措增进社群融合。需要准确分类识别用户与毗邻受众的文化和价值观特性,在产品服务研发中强化包容性、参与性,避免异质文化禁忌,最大限度实现文化种群融合、儿童等特殊群体关怀,包括投入必要的公司资源建设透明中心等常态化信息交流平台。

三是提高业务全流程的安全性。其涵盖内容生产、制作、流通、审核、营销等全部环节,主动对接国际标准组织与相关认证组织等,运用通用国际标准全面优化各项业务要素、提升数据隐私与内容安全水平,利用主流国际认证机制建立与国际市场和海外用户的长期信任。

四是结合企业自身业务范围与阶段性市场策略,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以及相关主流国际行业协会的各类数字治理倡议和议程,通过具体的公私合作最佳实践案例,塑造企业在全球生态链中的持久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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