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能扶贫吗？”听起来很奇怪，估计要是说产业扶贫很难，可能很少有人同意。只要打开网络涉及扶贫的议题，各种各样的产业扶贫成功案例会不断涌到眼前。发展产业当然是能够产生扶贫效果的，很多地方的脱贫都是靠产业。拼多多的副总裁井然先生建议我去广西看一看那里电商带动的产业发展模式。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向云南省的领导建议尽快推动云南的花卉产业。我记得时任云南省副省长刘京同志请我在昆明给全省的领导干部讲过一次花卉产业的课，当时我主要讲的是荷兰的花卉产业。现在，我们在昆明建了一个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实验区，昆明的很多乡村都发展花卉，花卉产业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成为昆明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在过去几十年中，各种产业的发展成为农村脱贫致富的最重要动力。
为了实现到2020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目标，在过去几年中，产业扶贫成了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在这样的政策支持下，发展起来了很多扶贫项目。这些扶贫项目就如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断发展起来的产业项目一样，都正在成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基础。同时我们也会发现，网上经常出现柑橘滞销、大蒜滞销、苹果滞销等。这些滞销的农产品大多都是这几年大力发展起来的产业，其中很多都是产业扶贫项目。最近，消费扶贫又成为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扶贫方式。消费扶贫就是通过政府直接的计划安排，来对接产业扶贫项目。许多地方政府领导，纷纷走向电商网络直播间直播销售当地的农产品。我们一方面惊叹于通过电商有效对接巨大市场需求的作用，特别是对一天就能销售上万元农产品的电商扶贫更是叹为观止，另一方面，我们不禁发问：“这样的对接需求可持续吗？现在的产业扶贫真的能做到可持续扶贫吗？”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与21世纪初相比，我们的经济结构和农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总体上讲，农产品的供给极大丰富，而且农产品供给本身又是在不断增加进口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各类农产品总体上是供大于求。在这样的格局下，盲目地发展产业并不一定能够真正产生扶贫效果。所以，我们说产业项目并不必然能够扶贫。几年前，我在某地一个乡里调研扶贫项目，乡里的书记说，他们这里养黄牛潜力大，上了黄牛产业项目。我当时觉得，黄牛养殖成本很高，而且其他地方都在搞，因此我对这个项目提出了疑义。几年以后再去看，发现农民把牛都卖了，牛棚都是空的。我在云南扶贫的村子几年前扶贫资金支持的养猪项目，很多小猪仔第一年就死了。网上呼吁的“快来消化猕猴桃、苹果”等现象，实际上背后恰恰是产业扶贫的尴尬。
产业扶贫最终能否真正帮助穷人增加收入，取决于很多条件。首先，如果产业扶贫项目开发的产业有市场需求，那么这个产业一定是有发展前景的。尤其是新的农产品在市场上还没有开始销售，最早开发这一产业的地区和农户是可以受益的，这就好比20世纪90年代纷纷开始种植的富士苹果、猕猴桃等。80年代中国人吃国光苹果，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同学在首都机场的海关做检疫工作，周末经常会偷偷拿一些被没收的富士苹果来和我们一起品尝。那时候觉得这苹果又大又甜真好吃，现在富士苹果到处都是，反倒觉得当初小的国光苹果很珍贵。经过20年的发展，苹果产业总体上是过剩的。如果现在再去发展富士苹果产业，估计市场竞争就会很大。其次，这个产业还需要具有可持续性。农业产业的投资相对较大，产生效益的周期较长，如果产业的可持续性差，即使开始产生收入，但收入不稳定，那么产业扶贫的效果也会很差。2015年我在云南南部的很多地方看到利用产业扶贫项目的支持，进行大规模坡改梯，种植澳洲坚果。澳洲坚果的挂果期是4~5年，这两年开始产生收益了。我问了一些种植农户，他们反映有收益了，但同时我也注意到，该地区种植澳洲坚果的面积非常大，这样大面积的种植会不会也步入卖不出去的猕猴桃和大枣的尴尬境地？我在与地方同志交流产业扶贫的时候，都会讲产业要有特色，不一定搞这么大规模，最好是发展不太容易被大规模复制的产业。因为一旦搞的产业有了特色，有了品牌，但是其他地方都很容易生产，这样的话地区创出的产业品牌很快就会被其他地区冒牌，数量多了，品牌乱了，最后这个产业就垮了。再次，产业扶贫的含义是，通过市场的开发来帮助贫困群体提高收入。但在很多情况下，产业扶贫基本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开展的。政府的支持越过了资金，越过了技术培训的范围，在大多数贫困地区的产业开发，甚至是几个领导听到了一些信息，看到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就在本地盲目推广。我们在电视和网络上看到的产业扶贫案例都是成功的，到贫困地区实际了解一下，不能说产业扶贫都失败了，但是产业扶贫出现问题的案例很多，主要原因是很多产业扶贫的项目脱离了市场机制。
我在很多地方讲的一个观点，扶贫不是致富。今天我们讲的扶贫和20世纪80年代讲的扶贫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那个阶段的扶贫，主要还是区域性经济发展问题。讲到20世纪80年代的贫困，一般都会联想到“三西地区”。我出生在这个地区，虽然生活在一个县城里，但是我在11岁搬到另外一个省生活之前从来没洗过澡。我暑假到乡村的亲戚家去度假，的的确确看到了全家人只穿一条裤子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一家人就一条裤子，但肯定是一年就那么一件衣服。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即便在城里，也没有比乡村富裕多少。这样普遍性贫困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贫困，而是欠发展的问题。除非发展起来，否则没办法去扶持这样数量庞大的穷人。
我母亲退休了，很多在陕北的亲戚会打电话问候她，也会专门到北京来看望她。我特别喜欢了解我出生的那个县城的变化，我问亲戚我去过的那个山村，那个时候大家都住在沟里的窑洞里，现在怎么样了。亲戚说，沟里早没人住了，村子里早就没人了。村里的人大多都住在县城里。从这方面看，他们都脱贫了。这不是我们专门帮助他们脱贫的，而是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所以我讲到了中国减贫的几个重要动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从经典的经济学角度讲，工业和城市是高收入的部门和空间。一旦人口进入这个空间，福利状态就会发生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进入城市以后就会必然脱贫，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进入城市后反而进入了贫民窟。我们现在说的扶贫，则主要是在富裕的对比下出现的贫困问题，这和20世纪80年代的普遍性贫困不一样。今天我们说的贫困很大程度是不平等的问题。靠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转型不可能解决这样基于不平等的贫困问题，所以我们要扶贫。这个意义上的扶贫本质上不是帮助穷人致富，当然我们不排除扶贫会让很多人致富。扶贫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基本行动，而不是促进社会成员致富的社会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是特别赞同和支持将大量的资金用于产业扶贫。我觉得产业扶贫最好叫产业开发，让这样的产业开发通过市场竞争的机制，尤其是通过竞争性的获得机制来支持有能力的群体致富。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支持的群体需要致富成本，同时需要承担市场风险，不能用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来支持个别群体致富，因为这会加大贫富差距，产生悬崖效应。
当经济发展水平很低、贫困人口数量很多时，我们不可能确定谁是穷人，因为大家都是穷人。这个穷人中间有的是有文化的，有的是有劳动力的，有的则是没有文化、没有劳动力的，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提供产业扶贫政策，那肯定是有能力、有文化的会优先受益，这也是扶贫。这就是我们讲的在发展中扶贫的含义。我在非洲工作的时候就体会到了这个问题。非洲国家如果能有这样的产业扶贫项目，那非洲农民的收入会有很大提升。但是当穷人数量变得很少的时候，尤其是贫困人口多数都是老弱病残、家庭没有劳动、没有文化的群体时，希望用产业开发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不是说不行，比如，我们现在创新出了扶贫车间，鼓励残疾人就业，这些产业扶贫措施当然可以帮助贫困群体脱贫。但总体上讲，现在大多数的贫困群体都很难通过产业开发摆脱贫困。
（本文选编自《贫困的终结》中信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