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通一家电子公司的芯片封装生产线。图/IC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供给视角来理解国内大循环，产业链升级优化、产业链安全是两个重点。总体上，产业链升级主要对应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更高要求，而数字技术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同时，产业链安全主要对应于中美博弈和疫情冲击。当然，两方面的逻辑也有一定的交集。例如，中美冲突不但使得中国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而且也使得推进产业链升级优化更为紧迫了。出于这种外部压力的驱动，我们也强调产业链升级，但是其根本的出发点仍然是产业链安全。
如果没有中美冲突的背景，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这三个因素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将更具有中性意义。例如，在没有中美冲突的背景下，数字化、绿色化这两个技术范式变化带来的影响，将更多体现为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更新迭代。但是有了中美冲突的背景，数字化以及伴随的信息全球化，对中美缺乏互信的状态提出了挑战，甚至进一步激化了中美互信赤字方面的矛盾。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在分析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将中美冲突作为一条主线，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作为三条辅线。基于此，我们得到了以下七个方面主要结论：
数字时代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冲突具有特殊复杂性
现有研究普遍注意到了中美冲突面临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同时也可能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挑战。同时，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军民两用技术界限达到前所未有的模糊状态，这使得中美冲突也比历史上的相似案例更具有其特殊的复杂性。
当前，全球化已经从传统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演进到了数字化时代。相应的，全球化的跨境流动载体也从跨境商品销售、跨境资本流动，演进到了跨境信息流动。在数字化时代，海量信息的跨境流动关系到国家安全，因此军民两用技术界限、国家安全边界日益模糊。中美在数字化领域的遭遇和冲突，这在美苏、美日等冲突当中是未曾有过的。
这种数字技术带来的融合与两国信任度下降之间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修昔底德陷阱等命题纠缠在一起，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脆弱。这甚至决定了传统的贸易规则、投资环境等领域的冲突都退而居于次要矛盾的地位，而信息领域这样直接事关国家间顶层科技力量角逐、直接事关国家安全的冲突变得越来越为突出和难以驾驭，甚至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传统的贸易、投资领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也要尝试以更大的智慧和耐心来面对这一领域的冲突。
全球产业链重塑将呈现出多元化、数字化、绿色化
“疫情终将过去，但世界从此不同”。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将呈现出三个特征：首先，跨国公司将通过多元化产业集聚以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多元化的过程可能会导致中国面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移，但这与纯粹的产业外移不同。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如何确保中国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给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信心和保证，这将关系到中国未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这对于评估中国对外国（尤其是对美国之外国家）的经贸关系稳定性，权衡经贸制裁措施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其次，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出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相关基础设施面临瓶颈。发达国家在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之间的权衡也面临障碍。相较而言，中国在研发、尤其是应用环节具有显著优势，但是也面临一定隐忧。尤其是美国一些机构将中国扣上所谓“数字威权主义”的帽子，并试图在网络世界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中孤立中国，从而限制中国在数字化时代的竞争优势，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这将主要影响到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低碳化、绿色化的背景下，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可能面临额外的约束。2021年3月，欧盟议会通过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以及美国早在2008年对碳关税的立法进行的失败尝试《沃纳-利伯曼法案》，都列出了免于征税的国家清单。这些享受豁免待遇的国家体量不大，影响较小。但是另一些仍处于工业化扩张阶段的国家（例如越南、印度），以及依赖于高碳资源的国家（石油出口国），其发展空间将可能面临约束。相较而言，中国受到的影响较小。中国工业化已经从粗放型扩张进入到创新驱动阶段，出口贸易内涵的碳也已经开始下降。同时，中国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较快，这使得中国能够缓释低碳化带来的冲击。
总体上，全球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暂时从中受益。但是在资金成本长期保持低位背景下，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逻辑，绿色低碳也将成为后发国家赶超的额外约束条件。可见，对于全球经济格局而言，数字鸿沟、绿色鸿沟可能使得国与国之间的阶层更趋向于固化，后进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可能将更加艰难——对于中国而言，其影响有利有弊，需要综合评估。
中国产业链的全球影响力和脆弱性同时并存
在全球高出口中心度的产品当中，中国在其中八成产品的出口上具有优势，供应链呈现出较强韧性。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分类标准，中国是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
2017年至2018年，HS6位码下全球贸易共包括3556种中间产品，中国在其中2247种上出口规模位列全球前三；并且出口858种高中心度产品（该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中国在其中的693种中间品的出口规模位列全球前三（其中444种在2017年和2018年均排名第一）。这意味着中国在高出口中心度的中间品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出口优势。这也印证了在2020年2月前后，中国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冲击，引发了全球社会的高度关注。
同时，也要客观理性地认识到中国供应链所面临的脆弱性。中国在两成高出口中心度的产品中并不具有优势，而且中国外贸呈现“大进大出”特点，中国出口的一些高中心度产品本身的生产过程，也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根据我们设计的产品层面复合脆弱性指标，电机-电气-音像设备、机械设备、光学-医疗等仪器是中国供应链脆弱性最高的三个行业。我们还构建了指标体系，根据产业链的脆弱性将2017年中国进口的所有3285种中间品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62种中间品。其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国的进口集中度双高，这类中间品面临贸易摩擦和疫情等外部冲击时脆弱性最高，进行供应链备份的难度也最大。对于这类中间产品应重点关注和评估。
第二类，812种产品。这类中间品，中国的进口集中度较低，从现实来看，这类产品的供应链脆弱性小。当前，这类产品可能进口规模较小、容易降低进口集中度，但在中长期如果进口规模明显上升，则其市场集中度也将向全球较高的出口中心度收敛。在这种情况下，这类产品可能会转变成为第一类脆弱度最高的情况。对这类产品，要着眼于长远，加强产业链安全规划。
第三类，759种产品。这类产品的进口集中度较高，但是其对应的全球出口中心度较低。对这类产品，可以考虑进一步分散进口来源。具体地，中国约39.8%的高脆弱性产品进口市场集中度指数较高，但出口中心度指数较低，其中不乏电机-电气-音像、机械设备和光学-医疗等仪器产品。中国在这些产品上存在一定的产业链多元化空间，产业链安全性可提升的空间较高。
第四类，1652种中间产品，其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国进口的集中度双双较低。这类产品的供应链脆弱性较小、而且地位较为稳定。这类产品超过全部中间品进口种类的50%，以及进口金额的48.2%，是中国进口供应链的稳定因素。
国家产业链的二元悖论及其权衡
我们的研究从行业层面、国别案例等角度揭示了产业链的二元悖论：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以及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于对外国的进口，两个方面难以同时兼得。
首先，主要经济体的国别案例分析验证了该产业链悖论。即使包括美、日、欧在内的发达经济体、老牌工业强国和全球科技领域顶端的国家，实际上也同样强烈依赖于全球生产网络。我们发现，各国越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对外国的进口中间品贸易就越是依赖、脆弱性越强。例如，日本、韩国、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都很强，但其脆弱度排在第一名的却都是电子-电气产业。同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机械制造业比较强，但其脆弱度排名第一的行业是机械设备。
其次，对中国制造业的分行业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我们验证了在中国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存在产业链悖论。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随着中国某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该行业对外依赖程度也将呈现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悖论只存在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并不存在这种悖论。这可能是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链较短，比较容易实现在一国范围内的循环。
再次，所有国家当中，美国对产业链悖论的处理值得中国学习。美国通过政治关系、国家间的同盟实现了产业链安全的保障。如果仅考虑经济因素，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低于美国。但是在考虑政治关系、断供能力后，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显著提升，但美国面临的风险则变化不大。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从美国的案例来看，在一定条件下产业链安全与竞争力可以兼得，从而也可以对“产业链悖论”约束实现突破。
我们注意到，2021年6月8日美国白宫发布了关键领域供应链百日评估报告。该报告中再次提及美国需要强化政治关系，从而维护供应链安全。这表明美国也意识到了政治关系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关于政治关系恶化对美国供应链可能造成潜在破坏作用的担忧。中国在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的过程中，也需要营造与主要国家良好的政治关系，同时加强与断供能力弱的国家的供应链联系。
关税领域：提高中美双边关税排除率，推动双边关税下降
当前条件下拜登政府短期内难以取消对华关税。其一，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强化了联邦政府的“买美国货”规定，审查四类关键产品供应链以减少美国对外国物资的依赖，以保持技术代差和保证供应链安全。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的发言，也明确表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取消对华关税。其二，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保护主义政治需求。在美国两党已经形成一致观点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的政治环境下，任何对华政策的软弱都被视为绝对有害。其三，在战术层面，拜登政府要为中美经贸谈判保留筹码。即便是美国内部的自由贸易倡导者，其也认为消减关税应该作为谈判的一部分，以换取中国在其他方面的让步。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戴琪也暗示支持上述对华经贸策略。
在此背景下，中美双方共同提高关税排除率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首先，拜登政府奉行“小院高墙”精准打击政策，而关税措施打击面广、福利损失大，虽然短期内不会也无法取消，但显然并非首选。拜登本人在竞选时曾明确反对以关税手段解决中美经贸摩擦，但迫于政治压力收回了这一说法。拜登上台以来的各种政策取向均显示，拜登政府的政策着力点并非关税措施。
其次，拜登政府已多次强调无意对华搞全面“脱钩”或者“新冷战”，而是在对华竞争中保持特定领域的合作、竞争和对抗。但迫于国内政治压力，拜登政府也束手束脚，找不到合作的突破口。而关税排除措施是美国USTR已经实施的措施，进一步提升排除措施的力度难度相对较小。
再次，美国提高对华关税排除率政策空间很大。目前美国仍然保留着对37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其中对清单1（340亿美元）、清单2（160亿美元）和清单3（2000亿美元）保持加征25%关税，对清单4A（1200亿美元）保持加征7.5%关税。其中，清单3和清单4A的排除率大幅偏低。根据我们团队2020年在《国际经济评论》发表的论文测算：四个清单的排除申请当中，被批准的申请占比分别为33.8%、37.4%、4.9%和6.5%。美国扩大清单3、清单4A的排除范围难度相对较低。
最后，美国近期通胀压力显著上升，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两难。2021年4月和5月，美国CPI通胀率分别达到了4.2%和5%。而目前美国劳动参与率显著偏低，真实失业率仍面临压力。同时，过高的政府债务也使得宽松政策退出难度上升。这些使得美联储陷入了两难境地。而显著降低关税能够对压制通胀率产生积极影响。事实上，美国与欧盟已经就2021年底前取消与钢铝贸易冲突相关的关税达成一致。但是其涉及贸易金额仅为180亿美元，远远低于中美贸易冲突的涉案金额，这对于缓解美国通胀压力的作用将极为有限。
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消费电子展上，参观者在华为展台体验5G产品。图/ 新华
科技竞争：准确认识中美科技竞争新趋势及中国所处地位
我们的研究从专利技术层面，对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所处的地位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定量评估。基于过去20年全球专利技术数据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国际专利呈现出四方面特征：一是数量巨大，二是核心专利占比低，三是近五年来进步神速，四是但“偏科”严重，专利技术大量集中在数字通信领域。此外，尽管中国在2020年已经成为全球PCT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是就PCT核心专利而言，中国与美国、日本仍有很大差距。我们应客观认识这种差距，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国际科技合作的关系，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与合作。
对于当前中美科技竞争的态度，不论执政者是谁，美国毫无疑问已经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这场战略性的竞争将会在未来数十年中持续。在这一点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共同之处。但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遏制中国的思路与前任又有显著不同：
2021年2月4日，拜登总统在其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提到，只要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就准备与中国进行合作。具体而言，拜登政府更加关注科技遏制政策的负面影响。拜登政府在竞选中获得了科技公司的广泛支持，其候选委员会的前10位捐款人中，科技巨头企业占据5席（而特朗普的前25位捐款者中没有大型科技公司）。拜登政府必然会对特朗普时期两败俱伤的对华科技政策做出调整，充分考虑科技遏制措施的负面影响。
回顾特朗普时期的对华科技遏制政策，其在以下三方面已经显现出了负面影响：其一，美国对华过宽的出口管制损害了美高科技公司商业利益，从而影响其研发投入。其二，美国对华人员交流过于严格限制也损害了美国特定高科技领域的研发人力资本。其三，美国的国际科技合作中心位置相对弱化。“十二五”期间，中国与德、英、法、日的联合专利申请占比之和是23.7%，仅为中美合作占比的一半，而在2018年这一占比已达38.3%，与中美合作专利占比相当。
基于上述背景，拜登政府更加关注对华科技竞争政策的负面影响，因此其政策框架的以下三方面特征预计将更为明显：第一，加大美国自身的科研投入。第二，以“小院高墙”为特征的精准遏制政策。第三，借助盟友圈和多边平台的杠杆，在关键技术领域形成针对中国的“盟友圈”，缩小中国的外交回旋空间。
在拜登政府时代，我们对中美科技竞争的新趋势也做出了三方面展望：第一，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技术竞争和对抗加剧，平行体系出现的可能性上升。但是由于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互相嵌入程度极深，两个平行体系出现的过程可能很大程度上被推迟或面临阻滞。
我们的定量研究显示：美国制裁华为不仅会直接影响美国供应商，同时还会形成行业扩散效应。在华为供应商所在的九个行业中，至少有三个行业存在显著的行业扩散效应。行业扩散效应可能促使行业协会对政策进行干预，加强供应商对制裁政策的反作用。具体包括：在政策实际生效前加快对华为的出口、将相关生产线转移至海外、向政府施压等。
第二，未来的中美科技竞争将进入全政府-全社会模式的融合国力竞争时代。信息革命正在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安全的方方面面，哪个国家能够更有效地融合各领域的国力并将其投射在网络空间，哪个国家就能够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竞争中获胜。
第三，中美博弈围绕新技术的国际规则、国际话语权争夺将更为激烈。过去两年来，欧美国家以及联合国的多个不同机制就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法律框架进行磋商。随着网络空间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由规范兴起向规范普及过渡，大国围绕规范制定话语权的博弈将更加激烈。
中国产业链：外移、内迁，还是区域重组？
在前有堵截（美国）、后有追兵（越南等国）、中间摇摆（欧洲和日本），以及内有产业升级之困的背景下，中国产业链巩固、优化升级都面临着一定压力。从空间上来看中国产业链面临着三个调整方向：外移、内迁、区域重组。
以越南为例，我们对中国产业链外移进行观察，并对其性质进行了研究。2020年，越南超过韩国成为了中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国。以此为切入点，我们就中国对越南快速增长的出口进行了定量拆解，尝试回答中国向越南产业转移的性质。结果表明，中国对越南出口有两大特点：第一，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是中间品，而不是为了满足越南的最终需求。第二，中国企业对越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是带来对越南中间品出口上升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中国向越南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使得中越在国际分工上的关系更为紧密，部分中国对欧美国家的顺差转变成了中国对越南以及越南对欧美的顺差，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过于集中的压力得以减轻。可见，现在的中越经贸关系较类似于此前中日经贸关系。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重要节点，越南则有潜力成为次级节点。不过从长远来看，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将对越南的发展形成挑战。
对于巩固国内产业链、做好中西部地区产业链承接，我们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执行梯度税收优惠。中西部地区可以试点对标东南亚国家，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以税收政策工具引导和支持产业有序转移，加强省际协调，减少横向税收竞争。二是改善中西部地区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市场化水平和政府效率，改善政企关系。三是推动内资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使其逐步摆脱服务外资的“代工”地位，塑造稳就业、增利润、育品牌三赢局面。四是在中西部边境省份与越南、缅甸开展劳务合作。可在广西、云南等边境省份布局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尝试“中国产业链+越南劳动力”的经济一体化模式，通过提供语言培训、学历教育等方式吸引越南年轻劳动力入境学习、工作，这样既可以缓解中国年轻劳动力短缺，又可以通过引入境外劳动力要素把产业链留在国内。
在区域产业链重组方面，疫情冲击下欧洲汽车产业链的暂停对东亚国家造成的冲击，给我们带来了启示：汽车产业可能适合作为东亚区域产业合作的抓手。高度集成的汽车产业链是全球化生产的典型代表。
受疫情冲击，2020年3月至4月欧洲汽车行业生产停顿，一方面导致中国汽车零部件面临进口断供冲击，另一方面则减少了欧洲从日、韩进口汽车部件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日、韩供给与中国进口需求具备对接的可能性。尤其是从二级、三级等次级供应商来看，日本、韩国的汽车供应链可能与中国的汽车供应链形成有效匹配。
汽车产业适合作为东亚产业链合作的抓手。在新技术、新能源革命的背景下，传统汽车产业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紧密相联，而且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新兴汽车产业中各自都具有一定优势。中国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领域较为领先，产业配套网络齐全、市场规模巨大，中国有望成为东亚区域汽车产业链合作的枢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合作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制于地区内的政治关系，东亚地区的产业合作在该领域也面临一定挑战。
（本文是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报告《全球产业链重塑与中国选择》的总揽报告。执笔人为徐奇渊。课题联合主持人：徐奇渊、东艳。课题组主要成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团队：赵海、苏庆义、崔晓敏、姚曦、杨盼盼、马盈盈、熊婉婷、董维佳、陈思翀、郎平、潘圆圆、侯蕾；编辑：王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