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避税方面，“懂王”特朗普可能真的很懂。
他不仅大肆吹嘘逃税让他变得聪明，还展示了超凡会计能力。“把资产的金额记为费用或损失, 可以有效减少该资产的价值和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折旧”，特朗普在第二次总统辩论中曾说。同时，他还声称巴菲特获得了巨额税收扣减。
第二天，巴菲特就发表了一份声明,详细说明他的税务事宜:“我2015年的纳税申报表显示,经调整后的总收入为11563931美元，我当年的联邦所得税是1845557美元。往年的纳税申报表也是类似的性质。我从1944年13岁开始,每年都会缴纳联邦所得税”。
与特朗普在电视上宣称的相反, 根本没有巨额扣减。但这份声明可以证明巴菲特是一位负责任的公民,他没有逃避承担社会责任吗？
事实上,恰恰相反。
顶级富豪正享受着比中产阶层更低的有效税率
据《福布斯》报道,巴菲特在2015年拥有653亿美元的财富。对于他拥有财富的回报率,我们可以保守地假设为5%，这意味着巴菲特2015年的税前收入至少达到32亿美元。
巴菲特自豪地披露,从这些收入中,他支付了约180万美元的联邦所得税。也就是说，他的有效所得税税率约为0.055%！
巴菲特是如何避税的呢？
巴菲特的财富主要来自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这家公司不分配股息，当它投资于其他公司时,也会迫使其他公司停止派息。几十年来,巴菲特的财富一直在他的公司里积累, 免于缴纳个人所得税。长期再投资的利润逐年推高了股价。如今,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的每股价格约为30万美元, 是1992年的30倍。
为了满足任何消费需求, 巴菲特只需卖些股票即可。例如, 他以每股3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40股股票, 就可以将1200万美元转到个人银行账户。然后, 他只对刚刚实现的少量资本利得纳税, 这是一笔微不足道的税收。仅此而已。
巴菲特的缴税情况只是全球众多顶级富豪的一个缩影。就连巴菲特自己也曾经感叹：他纳税太少了。
曾几何时，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为累进税制的民主国家。这一累进的税收制度，为美国自二战以来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同时也遏制了大量财阀财富的快速积累。
但这一些已于2018年彻底颠覆。在特朗普税收制度改革之后，亿万富翁缴纳的税收在过去100年中首次低于钢铁工人、教师和退休人员。这种累退的税收制度将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加剧不平等和寡头政治，最终严重威胁全球化乃至经济发展。
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混乱和荒诞的局面呢?在新书《不公正的胜利》中，两位在不平等领域的领军人物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阻止富人逃税：建立公共保护局
在有效地对富人征缴更多税收之前, 必须限制避税。需要创建一个机构, 使强大的税收制度即便是在极端不平等的时代也能够长期持续。
在美国,如同联邦机构监管各个行业一样,如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监管金融部门、联邦航空局监管航空部门，公共保护局也应该监控提供税务相关服务的企业,并确保它们的做法不会损害公众利益。
需要认识到，推动逃税避税行为的是逃税计划的提供者,而不是纳税人本身。在每一次避税风波背后,都是逃税市场创造力的爆发。当然,在现行法律中,有一长串的漏洞应该被堵住,否则后来会有更多漏洞出现，但堵住这些漏洞并不能触及问题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所得税避税激增,这并不是对新推出的减税政策的回应,而是逃税行业“创新”的直接结果。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当公司税避税爆发时,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情况: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促进新的税收滥用行为的资产转让定价制度已经有了。为了遏制税收不公正,我们必须消除税收欺诈的供给。
公共保护局应该有两个宽泛的任务。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应该执行实质课税原则,这一原则将以逃税为唯一目的的所有交易都认定为非法。税收执法从收集必要的信息开始。根据法律,公共保护局应自动了解税务规划行业的任何商业化新产品:集团内知识产权的销售、对虚假合伙企业的投资、隔代信托等。通过这种方式,公共保护局可以发现为帮助富人和企业逃税而创造的新产品。那些不披露其行为的企业应该受到严厉的处罚。而且,所有违反实质课税原则的税收筹划产品都应立即被取缔。
第二,美国公共保护局将监督外国的税收行为,并指示财政部对那些抽走美国税基的避税天堂实施经济制裁。当英属维尔京群岛允许洗钱者以1便士的价格创建匿名公司,或者当卢森堡向跨国公司提供甜蜜的秘密交易时,它们窃取了外国的财政收入。在自由交换的逻辑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这种盗窃行为是正当的。主权贸易需要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例如对与搭便车的避税天堂从事金融交易征税。
堵塞漏洞：相同收入、相同税率
另一个遏制避税的关键步骤就是对常识的简单应用:收入相同的人应该缴纳相同的税款。这看起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美国，21世纪头20年的大多数改革都是相反的。从2003年对股息的优惠税率到2018年更低的企业所得税,美国立法者的主要关注点一直是对资本利得的征税低于对劳动收入的征税。
对相同收入的人征收相同的税是“堵塞漏洞”的具体应用。这有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这意味着每个收入来源都应适用累进个人所得税:不仅包括工资、股息、利息、租金和企业利润,还要包括资本利得,目前在许多国家,资本利得是按较低的单一税率征税的。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证明,对资本利得征税要低于对其他来源的收入征税。这种做法只会鼓励富人将其劳动收入和商业利润重新分类为资本利得。历史上许多国家之所以采取这一次优政策,是因为税务机关没有跟踪资产(股票、债券、房屋等)的购买价格,以至于难以对资本利得征税。
此外,鉴于如今政府已经知晓了资产购买日期,所以它们可以通过从资本利得中去除价格通胀的机械影响来改进税法。在我们当前的税制中,对于2012年以100美元购买、2020年以150美元出售的资产而言,产生的应纳税资本利得为50美元。这没什么意义:在50美元的增值中,20美元对应的是一般的价格通胀,而不是收入;只有30美元对应的是真正的资本利得。对20美元征收的税相当于财富税,一种模糊且随机的财富税,因为它是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这种隐性财富税应该被抛弃,而且只有30美元纯粹的资本利得才应该被征收累进所得税。这是我们都能同意的减税措施。
向亿万富翁征税的恰当方法：征收财富税
在21世纪向富人征税,恰当的方法包括三个基本补充要素:累进所得税、公司税和累进财富税。公司税确保不论利润是否被分配,所有利润都要纳税,这实际上是对富人征收的最低税收。累进所得税确保高收入者缴纳更多税收。而累进财富税则使超级富豪缴纳的税收与其真实能力相匹配。
为什么光有所得税不够呢？很简单,因为在社会上最具优势的群体中,许多人拥有大量财富,但应纳税收入很低。也许他们拥有一个没有多少利润但很有价值的生意,但是每个人都会预料到,这门生意在未来会有丰厚的利润(看看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或者,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可能会对已经盈利的生意进行结构调整,使其几乎不产生应纳税收入(看看沃伦·巴菲特)。在这两种情况下,如今这些亿万富翁几乎可以过着免税的生活。
即使从经济效率的严格角度看,在不对社会需求做任何贡献的情况下,允许超级富豪的财富增长数十亿美元也是毫无理由的。提升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不会显著影响沃伦·巴菲特的税单,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有多少应纳税收入。
提高其他税收,如遗产税,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亚马逊创始人在2019年才年满55岁,更别提1984年出生的马克·扎克伯格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向财富本身征税,是在今天,而不是在遥远的未来。
财富税永远不会取代所得税;它的目标更为有限,即确保超级富豪缴纳的税收不会低于其他人。那些收入丰厚的公司高管、运动员或电影明星可以被适当地征收综合所得税(comprehensiveincometax)。对于拥有大量财富,但几乎没有应纳税收入的大多数超级富豪来说,征收财富税至关重要。
征收累进财富税是可能的,因为与可以人为减少的应纳税收入相比, 最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可以被很明确地定义。财富是一个人拥有资产的市场价值减去其所有债务。
与真实的经济收入相比，沃伦·巴菲特向美国国税局申报的应纳税收入简直微不足道。但是，他无法掩盖自己身价超过500亿美元的事实。如果对5000万美元以上的财富征收2%的财富税, 对10亿美元以上的财富征收3%的财富税（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2019年提出的财富税税率）, 巴菲特每年将交纳约18亿美元的税收, 相当于他2015年180万美元所得税税单的1000倍。
《不公正的胜利》
伊曼纽尔·赛斯/加布里埃尔·祖克曼著；薛贵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6月
首次从税收角度讨论不平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