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印度有几家大型合伙组织正致力于让民众享受政府服务。
如此一来，印度公民就可以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银行账户服务。
与此同时，还刺激了印度的经济发展，也减少了经常被称为“捞油水”的贪污腐败。
其中，众所周知的就是“数字印度”项目。
“数字印度”旨在通过一系列计划为印度的13亿人每人提供一张安全身份卡，通过该卡人们可以接入全国公共服务和私营服务网络。
例如，通过生物特征识别安全技术，公民可以进行银行业务操作，获取重要的个人信息记录，如身份信息、选民登记、契据和许可证、驾照及车辆登记信息等。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相对便宜的智能手机查询，为不同收入水平的（甚至是最偏远的农村地区的）公民提供服务。
通过跨部门合作伙伴关系，政府正在使用互联网和先进医疗技术，来为印度各地的居民提供诊所、当地低成本医疗服务及当地客服中心服务。
01 印度的崛起
印度在经历了与大英帝国几个世纪的动荡关系之后，于1974年独立，建立了相对年轻的民主国家。
英国曾在1600～1857年间通过独立的东印度公司统治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
在1858～1947年间，印度甚至直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那段时期它通常被人称作“英属印度”。
21世纪，帝国主义以及殖民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名誉扫地，但是印度的民主制度、深受推崇（但也饱受争议）的行政服务，甚至是印度近代的两位领袖—甘地（Gandhi）和尼赫鲁（Nehru），都可以说是“英属印度”时期造就的。
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人口13亿有余，也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印度的极度贫困人口数量正在下降，在基尼系数（相对不平等的排名）方面也正在改善，但仍是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
印度的基尼系数（系数较低的表示“更好”或“更平等”，系数较高的表示“更差”或“更不平等”）为35.2，相比之下，挪威为26.8，美国为45，巴西为49.7。
印度目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美国和巴西。
然而，其超过21%的人口仍然靠每天1.90美元（人民币约12元）甚至更少的钱来维持生计。
数以亿计的印度人仍然极度贫困，该国贫困人口约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3。
然而，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对印度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在过去的30年间，印度改造了其农业部门，从以往的农产品净进口国摇身一变成了许多农产品的净出口国。
印度如今是全球第六大净出口国，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水稻、棉花、蔗糖和牛肉（水牛肉）。
近几年来，印度的出口额是欧盟28国的两倍，棉花的出口额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其出口增长率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印度凭借其在医疗保健、药物研发、数据处理、空间技术领域的成绩进入了国际视野。
与此同时，印度在呼叫中心、信用卡处理、法律工作、放射学等各领域中，充当世界级的“后台”。
另外，印度将很快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年轻劳动力的国家之一。
2014年，印度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国家层面上构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助力经济发展、摆脱贫困，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莫迪总理承诺，将在国家政府层面运用成功的国家级技术，如通过“数字印度”等项目整合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02 数字印度
建立在前任（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的基础之上，莫迪开发了基于阿达哈尔（Aadhaar）数字身份卡的“数字印度”项目。
这些组织构成了一个个网络，为其中的每个人提供来自私营公司如来自阿波罗医疗公司的世界级医疗服务；同时，这些组织也通过它们的移动客户端直接为其员工或民众提供包括薪水、保险、养老金等种类繁多的工作福利以及政府服务。
莫迪的愿景是通过宽带“高速公路”、普及化的移动终端连接、公共服务电子化、深入农村及偏远地区的亲民高质量医疗、银行服务以及与IT行业（包括电子制造业）相关的就业机会，将印度转变为一个联系紧密、知识主导、高度信息化的社会。
实现这一愿景的关键要素便是Aadhaar—一张由印度政府唯一身份认证机构颁发的12位随机数字编号的身份卡，也可以说是公民的身份证。
基于自愿和免费的原则，印度的任何一位居民都可以获得一个独一无二的Aadhaar号码。
人口统计信息—姓名、出生日期或申报的年龄、性别、地址、备用移动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和生物特征信息—包括全部10个指纹、2个虹膜扫描图和1张面部照片，保证了其安全性和准确性。
在网上，Aadhaar可以为居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和福利，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安全使用，大大降低了相关部门“捞油水”和欺诈风险。
对印度，尤其是对其贫困人口来说，身份证明一直是一项重要和存在已久的挑战。
印度有13亿人口，大多数是印度教教徒（80%）和穆斯林（14%），也有众多的基督教教徒、锡克教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教徒。
而在他们之间，印度人使用22种官方政府支持的语言，人口遍布29个州和7个地区。
许多人没有足够的相关证明文件来开展业务、创建银行账户或参与政府项目。
为办理各种不同的业务，人们曾使用许多不同的身份认证号码。
护照和税号（PAN卡）已得到广泛认可，但直到目前印度却鲜有人拥有这两项身份认证。
印度政府推出唯一身份认证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解决“福利外流”问题。
这种腐败或“捞油水”的行为，损害了部分政府社会福利项目为公众带来的利益，将这些本应造福公众的资源派发给了不符合条件的人（如收取“行政费用”的地方政府官员、部落领袖或家庭成员），还有些人重复索取福利。
据政府官员估计，这些可疑的受益人获取的社会福利占到了总额的10%至15%，每年总计高达5亿美元或更多。
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一份报告，在Aadhaar引入之前，一个政府现金转移项目每年可能会有10亿美元的储蓄流失。而在引入Aadhaar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尽管Aadhaar系统的创立意义深远，但由于许多原因以及来自多方的限制，Aadhaar仍面临着强烈反对。
03 数字高速之路并不平坦
截至2015年秋，印度12亿居民中超过11亿人已在Aadhaar登记注册，但其目前对于如何为那些最难触及的人（包括数百万无家可归的人）服务仍然一筹莫展。
反对者表示，出于对隐私问题的担忧，担心它会成为政府拒绝给予福利的借口，而导致不会扩大福利，他们还担心这会让非法居民或移民受益。
截至2018年，Aadhaar数字身份卡发行量已超过12亿，印度手机用户订阅数量超过10亿，其中智能手机用户3.5亿。
据官方统计，莫迪政府和国会都意图利用Aadhaar数字身份卡使人们从公共福利中受益。
然而，在以往有关政府、国会的几个特殊案件中，最高法院的几项裁决规定：政府、国会不能强制要求使用Aadhaar身份卡。
生物特征数据能否使Aadhaar成为一个唯一可识别的可靠身份验证？
根据在英国、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和肯尼亚的相关实践发现，某些疾病患者、老年人（虹膜可能随年龄增大而变化）和体力劳动者，可能会遭遇生物特征验证失败的问题。
UIDAI主任拉姆·赛瓦克·沙曼（Ram Sewak Sharma）2015年透露：“专家们称我们的身份验证准确率高达99.99%。不幸的是，我们国家有12亿人口，12亿中的0.01%就是12万。”
他接着说：“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即使在目前加入Aadhaar属于自愿行为，且在很大一部分人拥有Aadhaar身份卡的情况下，我仍然需要去监管一个剩下的小得多的人口子集。”
UIDAI的领导层专注于利用Aadhaar改善印度低收入工人及其家庭和极贫困人口的生活。
与此同时，UIDAI也同隐私权益的支持者一样，抵制其他政府机构（尤其是执法机构）向个人索取信息。
2014年，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支持了UIDAI的立场，即未经本人同意，不得强迫它共享Aadhaar数据。
该项决议还重申了法院之前的裁决，即加入和使用Aadhaar必须坚持本人自愿的原则。
尽管如此，在2015年，德里一家法院仍裁定，相关部门可以使用Aadhaar平台上的记录来寻找肇事逃逸者和确认受害者。
拥有10多亿人口身份信息的数据储存库，引发了公众对于严重安全问题的忧虑。
尤其是在重大黑客攻击频发、世界各大公有和私有数据库都深受其害的当代，甚至包括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办公室、美国国税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内的数据库，一直以来都受到黑客攻击的威胁。
数据泄露也曾同样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以及像美国塔吉特（Target）、雅虎（Yahoo!）、家得宝（Home Depot）等这样的私营企业带来损失。
UIDAI有着严格的政策和多重协议来保护Aadhaar，其到目前为止保持着良好的记录。
然而，在2013年，UIDAI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办公室丢失了30万名申请者的数据。
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数据丢失酿成了何种不良后果，但因此事受影响的30万申请人不得不再次申请一次—公众对这个体系的信心也动摇了。
正如UIDAI副主任阿贾伊·布尚·潘迪（Ajay Bhushan Pandey）在2015年向我们团队所解释的：“人们总是会找到利用Aadhaar进行欺诈的手段。没有什么系统会是万无一失的，只要是系统就总会有一些漏洞，一不小心就给某些狡猾的家伙钻了空子。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黑客能顺利攻破我们这个系统，而我们已经为8.5亿多人提供了Aadhaar认证。”
2015年，政府要求印度航空公司（Air India）和国家钢铁石油公司（State Steel and Oil Company）等公共部门企业的员工注册Aadhaar ID，以录入公司考勤、工资、保险和福利系统的相关信息。
正如我们在许多例子中所发现的那样，刑事调查、政治网络攻击及政府越权对公共和私人数据库来说都是不安全因素，这对个人的隐私权构成了切实的威胁。
就Aadhaar而言，印度法院一直在该方面积极保护全民的权利和安全，印度政府也同企业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最大限度地提高Aadhaar数据库的安全性。
04 阿波罗远程医疗：携手合作，让优质的医疗服务走出城市中心
印度公共卫生部门也兴起了的跨部门合作伙伴关系，让印度的大量年轻劳动力变得更健康，进而提高了生产力，以此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例如，为了发展本国的医疗保健服务，政府（通过公共服务中心）于2013年与阿波罗公司合作。
这项合作旨在通过远程医疗为生活在大城市以外的印度民众提供最先进的医疗保健服务。
阿波罗公司运营着一家营利性的医疗连锁组织，是世界上同类型中最大的医疗组织之一，其接待过来自121个国家的4500万名患者，拥有64家连锁机构和9215个床位。
公共服务中心（CSC）是印度中央政府信息技术部的一个部门。
CSC成立于2006年，它将基于网络的电子治理服务扩展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农村地区。
服务范围包括农业信息，电费、水费和电话费的支付，银行业务，政府表格和相关资质证书，印刷服务，互联网接入业务。
莫迪政府将CSC视为“数字印度”的基石，因为其提供的接入点分布在印度的每一个角落，且与越来越多的服务和援助息息相关，这些都有助于政府创造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为印度大量的贫困家庭及个人提高生活质量。
另外，政府希望通过展示“数字印度”如何帮助最贫困和最偏远公民的生活发挥真正的价值，以期服务于公众利益。
合作伙伴双方都意识到这种潜力是巨大的，但这一倡议同样也相当复杂和昂贵，失败的风险也相对较高。
阿波罗公司通过向本国中产阶级、本国富裕阶层以及国际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建立了自己的业务，其价格远低于美国和欧洲的医疗服务供应商。
早在2000年，阿波罗公司就作为公益性服务企业开始试验远程医疗技术，利用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提供的卫星技术，为印度农村地区提供服务。
借助于后来出现的互联网、Skype视频聊天、电子病历、蓝牙听诊器和无线传感器等技术，阿波罗公司通过遥控放射技术和远程诊所，扩大了其在印度、中东和非洲大型住宅开发项目中的占有率—在12个国家共有100多个中心。
阿波罗公司希望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积极社会影响的营利性企业。
政府的CSC相关领导人设想了一项免费的公共服务。
经过多次讨论，合作企业双方都同意向患者收取100卢比（人民币约10元）的初步诊疗费用，若涉及神经和心脏病问题，则多收取900卢比（人民币约900元）的额外费用。
这些费用分摊为阿波罗40%，当地村级企业家40%（以便当地诊所做医疗诊断检查），剩下的20%由CSC承担。
即使是如此低的费用水平，阿波罗公司的领导层也仍然相信：因为病人数量庞大，公司在初步发展阶段的收支平衡不会出现问题。
从长远来看，他们还希望一旦其医疗服务有了保障，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使用国家补贴保险覆盖的服务将使远程医疗在印度成为一项可行的业务。
印度在远程医疗技术方面，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挑战需要解决：电力供应不稳定、网络带宽不足、视频失真和软件故障。
尽管如此，阿波罗公司的报告显示，远程医疗检查为80%的病人提供了可靠的医疗诊断，包括在神经和颅科病例上都有良好的表现。
远程医疗检查的视频一般都会被录下来（经过病人的许可），这样一来，医生就可以通过回放对病人情况再做了解，以确保初诊的结果是正确的，也避免遗漏任何重要的信息。
印度国家远程医疗网络（NTN）项目由通信和信息技术部与阿波罗公司于2015年8月25日正式启动。
该服务项目最初在印度全国范围内的6万个公共服务中心（CSC）进行推广，重点是到达服务水平低下的偏远地区。
政府也宣布，CSC将与印度医药卫生局（BPPI）合作，使参与远程医疗的病人可以通过CSC网络在线订购非专利药品。
最初的模式始于2015年，那时CSC已经就位，但印度政府之后改良了这一模式—去支持一个新项目，涉及安得拉邦的164个数字城市基础卫生中心。
新模式下的诊疗手段仍然与CSC模式相同，但是每个地方中心都是一个功能完备、专业人员配备齐全的当地社区卫生诊所，而不是一个提供各种服务的私营办公室。
阿波罗公司利用远程医疗技术从中心医院的专家那里获取病人的诊断结果，在后期的疗程中，训练有素的当地工作人员会提供相应的支持。
05 展望未来
尽管挑战仍在继续，但从印度政府的远程医疗倡议中，我们不难看出政府出资、私企运营、社区支持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多么强大。
在为贫困人口提供实惠的医疗卫生服务、共担资金风险、共享潜在收益的问题上，合作伙伴关系各方利益交织在一起。
各方资源共享、整合，共同合作以获取稳定、可持续的现金流，任何一方都不会用价格排挤另一方。
另外，他们也正致力于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对贫困人口的健康结果产生更大的积极影响。
他们对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项目也有全面的战略部署，自从阿波罗公司于2000年首次投资远程医疗技术以来，该战略已经经过了多次调整。
政府部门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并深化与健康保险公司的关系，逐步提高了为贫困人口服务的财务可行性。
显而易见的是，建设基础设施所投入的长期资本对成功而言不可或缺，政府部门和阿波罗公司都在建设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投资。
而在远程医疗技术领域，阿波罗公司在其项目实施阶段就收获颇丰。
对于“数字印度”这个项目而言，政府法律、法规和资金是取得进展的关键。
私营企业则建立起基础设施、运营系统，并将该系统与公共服务联系起来。
每个合作伙伴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重要贡献，共同承担来自各方的风险，共同分享从倡议成果中获得的潜在回报，这一点类似于投资组合策略。
尽管项目的交付流程是分权化的，合作伙伴也来自不同部门，但它们能够通过可衡量的效益指标，最大限度地为印度公民创造公共利益，最终共同收获成功。
（本文选编自《社会价值投资》，机械工业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