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2021年内可再降准0.5至1个百分点。原因有三：第一，系统性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条件并未改变，在操作上只是存在时点选择问题；第二，目前金融机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9%，仍有空间；第三，货币、信贷增速放缓，经济降温，这在诸多其他因素之外，又添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关于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笔者多年前就曾在《降准的边际条件》一文中做过系统的阐述（参见2015年3月23日的《财新周刊》），认为外汇占款增幅趋缓甚至负增长，标志着其作为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时代的终结，与之对应，应做好系统性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打算。文章并进一步分析：全面降准经常会被视为“强刺激”或“大水漫灌”，其实这要看条件，正如不能将当初外汇占款大增时频繁上调准备金率视为强紧缩一样，在外汇占款收缩时降准，也不应被视为强刺激；二者均有其系统性背景，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可做到货币中性。
现在回顾，笔者以为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自2015年起至今，央行共实施了18次降准，释放了大量长期资金——这对笔者的分析提供了有力佐证。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降准有其系统性背景，但每次降准时点的选择却均有其特别考虑，同时降准操作还经常附带很强的信号效应。
今年7月9号央行宣布全面降准，一时间曾引起广泛热议。这是好事，说明货币政策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也使得货币当局有更大的影响力去引导预期。
如今时间已过月余，无论讨论的各方当时持何观点，到目前为止诸多事态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一举措，一方面意识到降准确实非常必要，同时也感慨于它的及时。
比如，8月11日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7月份的货币、信贷增长均弱于预期。不时会听到有声音在问：货币、信贷大现疲态，那么刚刚降准释放的1万亿元资金都去哪儿了？人们对此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但无论原因为何，有一点毋庸置疑，即若无此次降准，货币、信贷数据想必会更差。这恰恰说明降准的必要。降准带来的另一个效果是市场利率下行和信用利差缩小，这对金融条件也产生了一定支撑。
有助于缓解新一轮本土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这一影响令此次降准格外引人注目。由南京禄口机场“失守”引发的疫情，自7月20日突发至今已波及近半个中国，传染的病例也攀升至千人上下。随着各地加强管控力度，已影响到部分生产和服务业，加之交通运输不畅、人流物流受阻，其对经济产生的压力不容忽视。此外，因有工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8月11日，全球第三繁忙的宁波舟山港的一个关键码头被关闭，不单对中国，这对全球供应链都是一个巨震。
另一事件是7月下旬针对教培机构的极严厉整顿措施出台。这至少会带来短期阵痛，整个行业的经营模式瞬间发生颠覆性变化，似也潜移默化波及到若干其他产业。这直接影响到就业，对境内外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也产生一定外溢。7月23日以来境外上市的中概股暴跌只是冰山一角。降准释放的流动性和政策信号，对此客观上会起到缓冲作用。
笔者在上期《降准背后的跨周期政策考量》一文中，谈及虽然当前中国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但继续加强监管、稳杠杆和压降房地产热度的决心并未改变。从降准之后这一个多月的政策动向看，此观察仍然成立。
综合看，所有上述事态既可能相互影响，也极易出现共振。7月份全国开工项目总投资额明显下降，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均大幅低于预期，或也正是这些因素在经济运行上的反映。而诸多变化均在央行降准之后发生，多少是巧合、哪些是先见，已不再重要也无从知晓，真正要紧的是该举措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及时现身，是一管极有效的镇静剂。
最后，从跨周期政策设计的角度，是否应继续降准？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且认为年内可再下调0.5至1个百分点。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有三：第一，前文所述系统性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条件仍然成立，在操作上只是存在时点选择问题；第二，目前金融机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9%，仍有下调空间；第三，7月份货币、信贷增速放缓，经济降温，这在诸多其他因素之外，又添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