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日博弈之芯片败局——半导体产业镜鉴 

作者 | (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  

2021年09月22日 13:38  

本文14819字,约21分钟

(本文选编自《美日博弈》中信出版集团)

美国半导体产业正在失去商业量产方面的领导地位。美国的国防将很快依赖外国的半导体技术。这种形势不可接受。

——诺曼·奥古斯丁,1987年2月11日 

半导体被称为电子时代的大米和21世纪的原油,是现代电子产品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些由硅元素构成的小型矩形“芯片”——每一块都 是指甲那么大,塞满了能够存储和处理大量信息的微型电路,运行着电子表、录像机、超级计算机和电话网络等各种产品,最近甚至成为儿童玩具和洗衣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它们对于先进武器系统来说也不可或缺。在战略产业榜单上,半导体产业几近榜首。 

富士通提出收购仙童半导体后不久,国防科学委员会半导体专责小组主席诺曼·奥古斯丁和马丁·马里塔公司向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做了汇报,并证实了竞购的象征意义。奥古斯丁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美国面临的主要困境:面对来自日本残酷的压力,美国半导体产业步履蹒跚,正迅速走上电视和汽车行业的老路(见图2.1)。在目前情况下,这个行业在商业市场上无法与日本竞争。这种情况对国家安全有巨大影响:21个美国至关重要的核心军事系统所用的芯片只能从外国(主要是日本)获得。更重要的是,产业发展趋势也与日本有关。在25项核心半导体技术中,日本领先12 项,8项同美国相当,5项正迎头追上美国。 

此外,日本不仅正在半导体产业取代美国,而且正在取代供应半导体产品的关键设备和材料制造商。由于半导体技术的进步与设备和材料能力密切相关,这些供应商的减少意味着美国不仅遭受了生产损失(见图 2.2),实际上也正在失去保持领先地位的能力,并且在整个国防战略中越来越依赖日本的关键技术。 

 

半导体产业诞生于美国,是美国活力的象征。它如何从一个国家未来的象征变成一个处于困境的产业,这既是日本崛起和美国衰落的代表,也是20世纪后半叶的一个大事件。

日本的产业

当诺伊斯同合伙人在一个开放房间刻蚀新企业的第一个硅片电路时,另一类企业家也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忙碌着。东京的房间也是开放的,没有隔断,但太平洋东西两岸的房间也只有这一个相似点。日本通产省官员接受的是法律培训,而不是工程学培训;他们的工具是钢笔, 而不是千分尺,因为他们致力于制定《促进电子产业特别措施法》。

日本的电子产业在1957年开始起步,但与美国同行相比处于弱势, 通产省决定缩小这个差距。新法宣示国民,电子产业将成为全国努力追赶美国的主要领域。根据法律,通产省要通过产业界协商,选择研发中的产品和项目进行特别推广,确定生产、数量和成本目标,通过提供补贴和指导银行信贷来确保足够的项目资金。简而言之,就是那些美国公司自己完成的所有事务。该法还授权在通产省认为有帮助的情况下创建卡特尔,并在通产省的控制下设立一个电子产业审议委员会,由产业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代表组成,负责制订计划、给予协调。

日本电子产业的发展不仅仅是私营企业寻求有利可图的新领域的问题。当然,这个因素也存在,但日本政府认为电子产业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商界决定。特别措施法让发展成为合力之果,由通产省引导日本列车踏上新的产业领域之旅。

在1980年,日本人实现了他们五年前设定的目标,推出了第一批新64K主存商用样品。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第一个使用该产品的,因为IBM早前已经开始在其计算机中使用新芯片。但是IBM和AT&T都被认为是自用生产者,生产只为自用。日本的竞争对手是像英特尔、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这样在市场上销售产品的商业公司。这些公司都曾致力于64K芯片的研发,并且都曾以典型的美国方式致力于尖端、创新的设计。通过专注于改进旧的标准设计,日本公司产品投放市场的时间比这些美国公司早了6个月到一年。接着在1980年底,NTT宣布它 已经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256K主存样品。这是真正的第一个,表明日本在半导体技术最关键的领域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公司将其在主存技术方面的新优势与过去的激进定价策略结合起来,开始横扫全球主存市场。

《科学美国人》10月刊有点像是日本电子产业的公告栏,每年都会以一篇长文的形式刊登广告,介绍日本电子产业的发展思路。1981年10月的这则广告是所有行业组织有史以来发表的最有力的声明之一。 该广告由包括东芝、富士通、松下、索尼、日立和三菱在内的17家日 本公司安排投放——这是直接宣布胜利。

广告中提到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快速发展,其内容强调,1980年在旧金山举行的世界半导体大会上,当NTT和NEC已经展示了其256K产品的细节,而美国人还在苦苦挣扎于其64K芯片的商业化时,关于日本是否已经超越美国的疑虑就都已烟消云散。这则广告大篇幅地解释称,日本的成功归功于其优越的产业体系,指出了政府的主导作用, 尤其是不把一切都交给自由市场支配的智慧。广告还指出日本基于大财团(战前财阀的继承者)的产业特殊财务结构,以及管理者同劳工之间的合作关系、日本高质量的教育制度和日本的管理技术等因素。文章最后强调,创新的中心正在移向日本,日本将成为世界电子产业的新“震中”。

这就是1981年秋天东京眼中的世界格局。

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

不过,美国当时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这场战斗可能已经结束。如果你相信统计数字的话,战斗显然没有结束。1981年底,美国厂商在世界各类半导体市场占57%的份额,而日本竞争对手仅占33%。日本在主存方面领先,但美国在包括微处理器和逻辑器件在内的大多数其他主要产品上领先。半导体同计算机、飞机一样,看起来仍是美国公司主导的几个为数不多的行业之一。因此,问题是,日本人在1981年便已 经知道的,美国为什么直到1987年诺曼向国防部长提交报告时才发现?

首先,日本人理解了关键环节或者说“技术驱动”的意义。他们知道主存是半导体产业的关键,因为,作为最畅销的设备,它不仅能带来收入,还保证了工厂经理用来测试、稳定和改进生产及质量控制过程的长期生产运行。与其他许多芯片相比,该产品相对简单,这使其成为开发新技术更有吸引力的工具。最新技术总是首先被整合到主存中,它的每一次升级都代表着新一代产品的出现。主存性能一旦提升,新一代的其他产品就会跟随。因此,64K主存后是64K EPROM(可擦除可编 程只读存储器)、64K SRAM(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等。日本人知道, 如果他们能在主存中占据领先地位,他们在半导体领域就能获得很好的整体优势。

日本人也知道经验曲线的作用。对过去50年里数百个行业的观察表明,不管是半导体产品、石灰石还是鸡肉行业,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只要翻一番,进入市场的产品总成本就会降低20%~30%。这种现象在以频繁推出新产品为特征的快速增长行业尤为明显(见图 2.3)。

假设 B 公司的市场份额为50%,A公司的份额为10%,市场每年增长30%。另假设A公司的年增长率为40%,B公司的年增长率为20%。B 公司时下可能是低成本厂商,股东对其20%的增长率感到满足,因与整体经济或其他增长较慢的行业进行比较(还不错),但它正面临着破产的命运。原因是A公司的增长速度是B公司的两倍。尽管目前A的市场份额较低,但它正在增加,而且A公司的成本下降得比B公司快。到某一时点,A将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将成为低成本厂商。到那时,B公司的利润将被挤压,也将失去投资新工厂、新设备的兴趣。削减投资将导致工厂和实验室落伍,B公司因此将进一步落后。 股东们可能会向B公司的管理层施压,进行多元化改革,迫使其进入石油或其他毫不熟悉的领域。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 RCA,因为日本人蚕食其电子业务份额而转向地毯和租车领域。今天,在其曾开创的不同行业,RCA均是失败者,而且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公司,就这般悄无声息地退出了舞台。B公司将死却不自知,因为它在竞争初期便宣布了创纪录的利润,并向那些说“太高兴了”的股东派发了股息。即使在以后,B也可能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没能理性地认识到市场已经变成 一个无产品差异化、对创新型公司没有吸引力的商品市场(见图 2.4 和图 2.5)。

 

 

日本人因此明白,如果他们在主存细分市场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公司更快,他们就可以成为主存的低成本生产者。如果控制了主存,那他们就会向在其他半导体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迈出一大步;如果他们掌控了半导体,那么半导体设备、材料以及计算机这些半导体涉及的各个领域, 将会是下一个被控者。

看清楚了这一趋势,那深谙稳定、低成本且足够耐心的资本是支持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的日本人,就是这种结构变化中的主导者。《日本经济新闻》1980年5月6日的一篇文章讨论了这种必要性:“日本半导体制造商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获得大量研究和投资资金。日本制造商享有的这种优势可能引发美国产业界提高攻击日本的调门。”

每年30%、40%的增长幅度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日本选择了六大多元化公司——富士通、日立、东芝、日本电气、三菱电气和冲电气,作为其行业的主要标准实施者。每个公司规模都很大,且均是住友和三菱这类日本主要工业集团或财团的成员,各公司都可以获得财团内其他公司的支持,这些财团的资金实力可能超过3000亿美元。此外,鉴于这些公司的主要股东是财团其他成员和那些将支持半导体开发作为财团发展战略的银行,这些公司因此没有短期利润压力。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也使得这些公司没有关键员工突发创业热情,决意利用各自所学创办有竞争力公司的危险。

这一稳固的结构背后,是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这个行业成功的日本政府。政府政策降低了风险,并将日本公司的资本成本(半导体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关键成本)降低到美国同类公司的 1/3。日本公司因此可以从战略的角度来进行开发,即便在市场不景气时也大举投资,这样他们就有能力在下一轮的市场景气中获得更大份额。进入一个新市场时,他们可以不计代价获得业务。正如NEC的一位高管对我说的那样:“当市场在增长而你正试图确立自己的市场地位,就没时间考虑利润了。”

而且,日本人知道能在哪里实现销售,从而使他们能继续扩大生产、 降低成本。到目前为止,他们在美国有很多销售经验。因为进入美国市场畅通无阻,几年来日本公司一直在做大营销体系。他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因此是一个极易打入的市场。美国的法规和程序公开、透明,且并没有严格执行。此外,如果出现问题,日本在美业务将获得与所有美国国内公司相同的权利和保护。日本人因此肯定会大举进军美国市场。

日本人也知道他们会主导本土市场。此前在美国公司拥有明显优势时,日本禁止其在日本国内建立机构;而今即便他们付出了艰辛努力, 也得耗上时间搭建机构。另外,日本芯片制造商同时也是最大的芯片用户,他们自然倾向于不用外国芯片而选择本公司芯片。再者,日本公司清楚其关联公司和财团成员公司也会从他们那里采购。最重要的是,日本公司知道,由于在美日两个市场上的强势地位,他们成了低成本生产者和主要供应商,已然没必要考虑外国供应商。最好的产品在日本,谁还指责他们想以最好的价格购买最好的商品?不再需要“买日本货”的政策,因为市场结构本身就会阻止外国商品的渗透。

最后,日本人了解对手。与日本芯片厂商相比,美国公司规模都相对较小,且对半导体销售的依赖程度更高。所有的美国公司,即便实力如IBM和AT&T,都没有日本公司那样的财力和政府支持。美国公司虽然很有创新精神,但是也很脆弱:股东要求利润,最优秀的员工经常 离职去创办自己的公司,后者有时宁愿与日本公司交换技术以换取急需的现金。美国的公司文化和美国法律都阻止美国本土公司之间的合作。这些美国公司谁也无法与日本巨头正面交锋。

获胜

日本广告主在1981年10月《科学美国人》上的预测很快变成现实。1981年7月至1982年8月期间,日本64K主存产能从每年900万 件增长到6600 万件;15虽然美国公司按日本更简模式竭力重新设计芯片,但日本人还是拿走了65% 的世界市场份额(见图 2.6)。

1981—1985 年间,美国(半导体)公司的新工厂和设备投资额相当于其销售额的22%,是美国工业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但在日本,资本的可得性基本不是问题,也不需要获得高回报,(半导体行业的)这一投资比例接近40%。结果,1983年以后,日本半导体行业的绝对投资总额超过了美国。研发支出的情况与此类似。美国半导体公司研发支出一直占销售额的8% 左右,而美国工业平均水平为4%。但日本(半导体)公司此类开支占到12%。最终,尽管美国公司使出浑身解数,日本公司仍继续在质量上保持领先,同时在生产率上跃居首位。

半导体生产有四个基本阶段。先是培育圆柱状硅晶体(晶棒),然后将其裁切成晶圆片。晶片设计制造是将几个芯片的电路蚀刻到一个大晶片上,然后将其切成单晶片,最终成为独立部件。单晶片经过测试,组装成封装的部件,并在发给客户前再进行测试。相对而言,封装属劳动密集型工作,为应对长期以来成本仅约美国 1/3 的日本劳动力优势, 美国厂商将这部分业务转移到了东南亚。这一度给了美国公司整体的成本优势,但降低成本的关键在产出,即最终发到客户手中的芯片良品率。在生产过程中,哪怕是一粒灰尘或一丝烟雾都可能毁掉一个芯片,所以良品率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清洁的环境,和由熟练、稳定劳动力控制的自动化且稳定的生产过程。由于没有工程师离职创业,日本公司的劳动力稳定。研发和资本设备上的巨额支出,使得日本公司得以安装超净车间和自动化设备,从而大幅提高了良品率。当美国最好公司的良品率达到50%~60%时,日本最好的公司则到了70%~80%,后者的成本因此更低。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日本厂商的成本都低于美国厂商,但有些日本厂商做到了,加上其质量好,市场地位越发稳固。

与日本公司大幅投资相对应的,是在16K主存中首次实施的激进 定价策略。(半导体)价格如自由落体般下跌。NEC一位资深高管预测,“没有公司会赢利”,“后来者会被淘汰”。18后来者就是美国公司,他们的确正被淘汰。美国曾有14家lK芯片厂商、15家4K芯片厂商、12家 16K芯片厂商,但最终只有两家留在了64K市场。19日本公司则无一掉队。日本厂商的财力和产业结构力量逐渐显现。这正在成为投资和砍价游戏,而不再是创新主导,日本人胜出。

两国市场开放程度的相对不平衡越发严峻。争斗总是发生在美国土地上。一个错误,日本人可以一犯再犯,但美国人没有第二次机会。当美国人开始输给日本人的时候,倡导创新、敢于冒险的美国人不得不将美国政府视为唯一有能力重新平衡竞争格局的力量。

美日谈判——初期协议

日本人在这一战略产业上占了上风,并且宣布取胜。但是还为时不晚。各产品线仍有美国产业的身影,美国公司也没有放弃主存的研发工作。如果美国当时仅要求将日本公司在美国市场的份额限制在美国公司在日本获得份额的水平,那美国产业的优势有可能会一直保持下去。没有美国市场的销量,日本公司的成本就会上升,而失去竞争力。但对消费者来说,这样的政策可能会暂时拍高价格,这在美国的自由贸易原则下不可想象。为保持美国产业的健康态势,墨菲和我必须能够施加足够的压力来创造更加平等的竞争环境,在这个竞争环境中,价格与成本相关,两国的实际销售机会平等。这有可能做到,但毫无结果的谈判时间越长,美国的处境就越困难。因此,我俩的目标是速战速决,且有两个主要目标:阻止日本人在美国市场的倾销行为,同时大幅提高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份额。

后一个目标至关重要,但尤为不易。美国公司在日本以外的市场占 据一半以上的份额,但占日本国内市场仅10%左右。这个问题比关税和其他正式的贸易壁垒要隐蔽得多,后者基本上已经被取消了。这源于几个因素:日本制造商与其供应商和经销商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其需要承担远远超出合同交易范围的社会义务;大公司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使他们忽视了欧美的财务制度;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事实上一直在鼓励取代外国产品,日本产业如今的做法是一种政策反应。总之,问题是结构性的。整个产业结构就是为了或多或少自动拒绝外来者或后来者的进入。

显然,降低关税和简化进口手续等标准措施不会改变这种局面。不过在1982年春天,针对美国国会要立法关上美国市场的威胁,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曾承诺开放日本市场,并在电视上要求本国人购买更多外国货。墨菲和我希望用他的承诺说服通产省积极推动半导体进口。实际上,就像美国弱势的少数族裔一样,我们想要一个平权行动计划,通过(日本)积极增加芯片进口来抵消过去歧视性做法的影响;我们同时希望通过建立监控半导体出货量和价格的系统来阻止倾销;此外,我们希望通产省抑制其不考虑利润的产业投资偏好,这些投资源于通产省的诱导,且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远超需求及随后的价格跳水。

这是墨菲和我的目标,但这些会谈并非白宫的重点。几个忧心忡忡的官员把一个漠不关心的行政系统拉到了这些问题上。政府里的大多数核心人物都没有介入。在大多数内阁成员看来,贸易问题远没有军备控制和星球大战重要,我们中的一些人当然不这么想。这样一来,就没有实现什么具体目标的硬性要求。最终,我们不得不在由贸易代表办公 室、经济顾问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以及国务院、劳工部、财政部、商务部和国防部的成员组成的美方谈判小组各机 构间达成的共识范围内腾挪。

共识是,虽然宜要求更好的市场准入,但要求特定的市场份额或销 量将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因此不可接受。同样,关于倾销问题,收集发货量数据可以接受,但是收集价格数据则不可接受,因为在司法部看来,这可能违反了关于价格操控的反垄断法。任何试图让通产省限制半导体投资的尝试都被否定,因为那样做是反自由市场的。因此,在与日方谈判之前,我们的要求仅仅是一个更开放的市场(但没有界定其含义) 和一个收集半导体出货量统计数据的系统。此外,在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力影响下,小组取得的另一个共识是,如果日本出于担心两国整体关系可能受损而不给予积极回应,那美方不能给出任何的报复暗示,即便是作为一种谈判手段也不可以。

1982年6月,在美方的部门间沟通结束后,墨菲和我率领一个几乎包括政府所有部门的美国代表团与日方会面。在我们争论的过程中, 我注意到日本通产省副局长石井健吾带领的团队成员几乎都是通产省官员,只有一位是外务省官员,他们似乎很容易就能达成共识。日本人 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暴露了他们真正的担忧。美国司法部刚刚撤销了针对 IBM 公司垄断电脑市场长达10年的反垄断诉讼。日方问我们这是否表明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利用IBM来对抗日本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势头。我向石井保证情况并非如此。他不可能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甚至没有人会从这些角度思考问题,因为美国并不认为产业竞争是国家该关注的问题。

尽管耗时费力,但1982年11月达成的第一份半导体协议,除了具有文本上的先河价值之外,谈不上有什么其他意义。具体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收集芯片出货量统计数据的系统。我们仍然希望通过每月监测出货量来抑制倾销,但由于司法部禁止收集关键的价格数据,该系统的价值微乎其微。在市场准入方面,日方只同意“努力确保”(美国公司在日本获得)美国市场提供给日本公司的同等机会。这一立场不仅令人失望,而且牵涉了诸多关键问题。为什么日本不能保证机会平等?首相已经承诺的是开放市场,而不是“努力”去开放。那首相所说的“开 放”是什么意思?他的官僚机构同意他的意见吗?如果这些机构不同意,那他能控制住官僚体系吗?

这项协议在华盛顿受到热烈欢迎(与日方的各类协议总是受到美国各届政府的欢迎),墨菲和我因谈判成功获得了赞扬,这次谈判帮助化解了国会的怒火。事实上,是我们被压制住了。

就在我们热议是“确保”还是“努力确保”的时候,日本产业的经济征服还在继续。情况毫无改变。不到三个月,国会进一步行动的威胁,以及民间诉讼不公平贸易的可能性,迫使美国代表团进入第二轮谈判——一个完全集中于市场准入的谈判。大多数美国政府机构又一次援引自由贸易原则,谈判因此无法取得任何具体结果。但所有美方参与者都同意,市场开放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外来产品)卖得越多,市场越开放。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在不提增长要求的情况下实现可量化的销售额增长。

这一次,墨菲和我考虑用日方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诉求。美方提出,如果日本通产省能对本国公司给出限制出口的“指引”,就像在汽车行业的做法,那它或许也能在增加芯片进口或限制日本投资狂潮(正是过度投资导致了产能严重过剩和长期倾销)方面给出“指引”。作为一个确定的目标,而不是具体销售数字或市场份额,我们提出“长 期关系”安排。我们知道日本供应商与其客户间有这样的关系。事实上,这些联系是我们所说的结构性问题的关键。一个长期关系意味着客户会提前知会供应商其发展计划,供应商清楚自己会得到未来的订单。日本人一直没把美国厂商视为稳定供应商,只在没有现货或没有日本公司生产某产品的情况下才向其采购。美国公司希望进入日本这种结构安排中。我们因此施压日本通产省同意引导日本公司同美国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我们推断,这样安排必将自动产生更多销售,但并没有具体的销售数据,这样日本通产省和美国政府的同僚都能接受。

通产省新任谈判代表小玉幸春是省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见多识广、口风很严,是个精明的谈判对手,但我相信他是真想解决贸易问题,因为他认为疲弱的美国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1983年11月达成的第二轮半导体谈判协议,其关键内容是小玉给墨菲和我递的主持人便条,小玉在便条里说通产省将“鼓励”(“给予指导”的委婉说法)日本主要芯片用户购买更多美国芯片,并同美国供应商建立长期关系。

全线溃败

这份协议在1984年似乎一度奏效。全球芯片需求骤然飙升,美、 日两国厂商的客户都要排队等货。1984年初,美国公司在日本市场的份额居然增加了几个百分点。在美方取得进展时,墨菲和我本应该退出牵头这事。但是当年年底形势剧变,市场全崩了。就在市场刚刚感受到日本大规模投资的全面影响之际,需求却在放缓,大量新芯片投放市场。日本市场需求下跌了11%,美国市场销售更是大跌30%。新“长期关系”维系了不足一年。

这些新芯片就是下一代256K主存。日本推出的这款芯片远远领先于包括IBM和AT&T在内的美国公司,要知道,这两家公司是美国公司中最早开发这款产品的。受市场将迅速回升的乐观预测鼓舞,加上没有任何实际的财务纪律约束,日本企业继续大举投资新工厂、新设备, 而美国企业面对不断增加的亏损缩减了资本支出。市场回升预期落空后,日本公司仍然没有像美国企业那样缩减生产。相反,它们继续尽最大产能生产,试图弥补其高债务和终身雇用制导致的高昂的固定费用。生产过剩使得价格下跌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除德州仪器和不起眼的美光外,所有美国企业均放弃了这一业务,日本公司因而迅速占据了全球主存市场90%的份额。IBM和AT&T继续生产自用,但即便这两家公司也开始大量采购日本产主存,以致高管们担心会过度依赖日本。

美国企业放弃主存产品后,开始专注于逻辑芯片和EPROM等更 复杂的产品,在他们看来,这些领域更有赖于创新和创造力。1985 年,日本大幅降低EPROM的价格。日立美国子公司要求其销售人员紧盯英特尔和AMD的客户,并按10%的幅度逐步砍价,直到获得业务,同时给经销商承诺25%的利润。到1986年,日本占据了这些更高端产品近一半的市场份额。唯一的例外是规模较小的专业市场。日本半导体产品市场总量超过了美国产品市场(见图 2.7)。美国的消费电子产业 很久以前就被日本公司抢走了,像录像机这样的产品(因使用大量芯片 而被称为“半导体肥肉”)完全是日本制造。日本公司以往需要打入美 国市场以获得竞争力,而今美国产业为了生存不得不把自己卖给日本公司,但还是解决不了生存问题。

美国半导体产业事实上正面临死亡。据报道,该产业在1985年和1986年总损失近20亿美元,同时有2.5万人失去工作。日本公司在半导体上损失的资金是美国公司的两倍,但正如他们所预见的那样,在一场比谁更能砸钱的竞争中,他们的钱更多。也许他们的创新程度没有那么高,但他们的结构更有耐久性。由于美国公司放弃了越来越多的产业细分市场,日本扩大了他们的市场份额。

1985年10月24日,内阁级别的工作小组在鲍德里奇的领导下开会,讨论是否提起反倾销。鲍德里奇出示了我们收集到的证据,并要求在场的人同意一项建议,要求总统指示他执行美国法律。以下是小组内各机构成员在随后的讨论中提出的关键主题:

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我们和日本人的谈判中,有些事情的确是在幕后进行的。我们接到了各种各样的电话,应谨慎处理。在采取重大行动前,我们先看看后果。(这里涉及一些地盘的因素。没人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新进展。这位官员担心鲍德里奇可能会拿走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些谈判权限。)

鲍德里奇:这会给你们更多的谈判筹码。 贸易代表办公室:可能不会。它可能会搞砸幕后谈判。

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们必须牢记 SDI(战略防御计划,即广为人知的“星球大战”计划)。我们认为日本会支持 SDI,我 们不想有什么事情影响到它。而且,我们比日本人更有创造力。 IBM 就比他们领先。(当然,IBM 刚刚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

国务院:这难道不是我们美国公司的问题吗?我听说他们是在产品开发上选错了方向。如果我们这么做,是不是会转向产业政策?

财政部:没错。倾销有利于接受倾销品的社会民众。如果我们决定要这个行业,那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在制定产业策。

财政部II:鲍德里奇部长说得对。我们知道日本是掠夺性的。关于我们更有创造力的论点,听起来就像英国对本国的评价。要注意,日本没有任何防御负担,而美国有。美国得应对日本。

商务部:我们必须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考虑国家安全,要考虑到美国产业基础的生存。美国必须表明自己是认真的。否则,总统关于打击不公平贸易的声明就是个笑话。

当鲍德里奇最后问是否有反对执行美国反倾销法的意见时,没有人愿意公开反对。鲍德里奇的决定备忘录因此就以工作组的名义提出,敦促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阻止主存芯片倾销。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复杂的政府内部角力。贸易代表仍然相信他可以在幕后谈判中达成协议。他同不喜欢商务部建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白宫人员沟通,支持他再尝试一次幕后谈判。为了阻止美方启动反倾销措施,日本给出了一个提议。通产省认为,它将制定一个最低出口价,同时安排把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1986年的销售额提高25%。虽然这是以拯救美国产业的考虑提出的,但最低出口价对日本公司来说非常重要。日本人制造的流行神话是,所有日本厂商的成本都低于所有美国厂商的成本。反倾销法要求每个厂商 的售价覆盖全部成本。如果日本公司都必须这么做,那有一些就会被赶出这个行业。通产省因此提高了底价。另一个原因是它通盘考虑了日本产业,如果每家日本公司都必须按其成本而不是市场价格出售,日本(公司)的利益就会四分五裂。

贸易代表办公室最初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提议,但有人指出最低价格是反竞争,因为与成本无关,且25%的销售增长毫无意义,因为预期的整体市场增长也是这么多,通产省的提议被拒绝了。鲍德里奇的备忘录送到了总统那里,总统在12月6日签署命令继续推进。美方看上去是做了最终决定。但日方在此案中雇用了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美国前副贸易代表威廉·沃克和前国务院官员、共和党筹款人斯坦顿·安德森作为说客。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两个人接触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白宫人员。这对他们来说很容易,因为这中间有些人员的工作就得益于与沃克和安德森关系密切的人的政治影响。他们游说这些工作人员称,商务部在倾销一案中的做法超出了总统的指示。在给《联邦公报》的通知中,商务部将标的货物确定为256K主存和所有后续主存新品。之所以加上后续新品,是因为考虑到不倾销256K主存但接着倾销下一代芯片,那反倾销就毫无意义。而从日本公司的角度,由于技术快速迭代,如果反倾销只限于256K主存,影响将非常有限。 沃克和安德森称,考虑到内阁的讨论集中在256K主存,总统的意思是反倾销行动仅限于这一产品。他俩是在暗示,他们清楚内阁讨论的内容和总统的命令。当时没有人问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因为这些说客很容易第一时间获知内阁闭门会议上发生了什么。而一名白宫工作人员命令商务部从《联邦公报》中撤回其行动方案通知,这名工作人员此前是财经编辑,9个月的商务部部长助理经历让他成了白宫的常驻贸易专家。当时在莫斯科的鲍德里奇整个周末都在给白宫幕僚长唐纳德·里甘打电话,以缓和局势。美国驻东京大使馆也发电报表示反对,称对商务部的行动计划表示遗憾;美国驻东京公使告诉我说他个人非常失望,因为他觉得美国政府对日本太苛刻了。尽管有这些反对意见,美国政府还是在1986年1月提出了一项政府针对256K主存的倾销诉讼、一项企业对64K主存的倾销申诉、一项企业针对EPROM的倾销申诉,以及一项针对日本半导体公司的301不公平贸易案。这是美国长期以来在与日本的贸易谈判中采取的最有力动作。

如果操作得当,我认为有可能与日本产业界达成临时妥协,让美国产业有机会再获生机。当然,要取得这一结果,仅仅达成一项贸易协定远远不够,但如果连这样一份贸易协定都没有,那美国产业更无新生可能。在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使其恢复活力之前,必须先给美国产业止血。

1986年协定

美方的目标始终如一:更多的日本市场准入(意味着更多的销售) 和停止日本产品倾销。表面上看这些目标很简单,但暗含着其他更复杂的安排。比如,美方希望日本公司停止在美国市场以低于日本产品的成本价销售芯片,从而提高市场价格,使高效厂商有可能获利。但半导体产业是国际化的,任何只在美国提高芯片价格的协议,都会促使芯片用户到海外寻找更便宜的产品,这有悖于我们的目标。因此,要有效地阻止日本公司在美国倾销,就必须阻止其在所有市场以低于其成本价销售,包括日本市场。换句话说,我们还得说服日本政府提高日本产品在其本国市场和第三国市场(即美国和日本以外的其他市场)的价格。这相当于让日本政府迫使本国企业赢利,甚至采取管控措施以避免产量过剩。简言之,就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卡特尔。

对于美国的自由贸易者来说,要求日本将其产业卡特尔化是最大的讽刺。但这种安排是合乎逻辑的。通过系统性地降低本国产业风险,日本创造了一个无视西方市场和财务规则的庞然大物。对此有三种应对选择:美国让本国产业消失;通过无视本国反托拉斯法并摒弃对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厌恶,按日本模式重组该产业;让日本政府用市场规则替代其本国规则。美国政府不愿接受第一种应对方式的后果,也不愿执行第二项措施,因此选择了第三种安排。

它后来因为这种选择而受到批评,但它别无选择。即使美国政府没有提起自己的倾销诉讼,那些私营企业的申诉也会导致征收反倾销税,这会使美国成为一个高价格的孤岛,促使美国芯片用户到海外寻找更便宜的零部件。日本政府最初对市场的干预造成了市场扭曲,那只能通过进一步干预才能纠正这种扭曲。除了达成全面协议,别无选择。

市场准入方面也差不多。只要美国公司的本土市场得不到保护,而它们又不能在日本市场上销售,那长期而言企业就只能关门。美国公司在日本以外世界市场的份额为50%,而在日本市场份额只有10%,这表明日本存在一些壁垒(见图 2.8)。但经验告诉我们,增加日本市场的销售占比不太可能通过签订消除壁垒的协议取得。再者,日本市场也没有按西方的模式做出调整。美方需要一份包括日本的平权行动(即非歧视做法)在内的全面协议,以实现具体市场份额或销售目标。

到1987年夏天,即使是实力雄厚的AT&T也停止生产主存及所有其他存储产品。它现在的这些部件完全依赖于日本公司,IBM之外的大多数其他美国主要计算机和电子公司也是如此。

IBM这个最后未被击败的美国巨人,如今深切地感受到了日本举国努力30年追赶它所带来的影响。IBM清楚它是日本最后要超越的目标,而且美国其他电子行业对它的依赖会产生政治中和效应,同时把它变成日本商品在美国的分销渠道。IBM对Sematech项目的强烈支持令人惊讶,这证明了其担忧。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在1987年中期,IBM接触了其最危险的国内竞争对手数字设备公司(DEC),并提出向后者转让某些关键技术。DEC 最初怀疑这是个陷阱,但它很快意识到IBM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DEC进一步落入日本人手里。

虽然有这些努力,但通产省才是时下世界半导体产业的决定者。通过控制日本公司的生产,它决定了世界半导体产品价格和关键设备的有无。这在1987年夏天变得尤其明显,一家美国大半导体制造商请我利用我在通产省的关系,帮助安排增加一款关键芯片的供应。一个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先行者,也是代表美国产业界不满、迫使美日达成协议的一方主要力量,而今沦到向通产省乞讨芯片的地步,这既说明了通产省的权力,也体现了美国产业的惨状。

美国政府的立场弱势且颇有讽刺意味。尽管其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说服通产省放弃产业政策,但美国政府现在却要求通产省以此前被美国政府视为令人反感的方式干预市场。这样一来,它实际上强化了通产省的影响力,这有悖于美国政府自己的愿望。美国的这种立场,部分原因在于其意识形态上的不愿、法律上的不能,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别无选择。美国现在非常依赖日本,以至于即便美国考虑要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其产业,也不能单方面行动,况且根本不清楚什么是必要措施。比如,美元大幅贬值肯定会有助于整个行业,但美国政府无法承受因此导致的后果,即那会引发美国所依赖的外资流动中断的危险。同时,许多国会议员对资助Sematech持怀疑态度。他们问,为什么政府要冒私营企业不愿承担的风险?他们仍然不像日本人那样明白,政府来降低风险是整个博弈的关键。

1987年夏天,与我会面的日本半导体厂商负责人自信而放松。他们都不依赖任何美国供应商,他们告诉我说,鉴于日本市场的产业和市场结构,美国公司不可能在那里增加市场份额。当然,没有日本愿意改变这种结构,这种结构被视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尽管日本在过去的几年里损失了40亿美元 ,但是日本人不曾考虑放弃半导体产业。东京的股市也没有下跌 ,对比来说实际上是上涨的,即使下跌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日本没有“绿骑士”或“白骑士”,也不会有公司收购他们。日本人认为,半导体是一个战略产业,不管盈利还是亏损,他们都将继续留在其中。他们对美国的竞争对手不屑一顾,他们宣称后者在技术上落伍、财务上没有后劲。虽然双方协议帮助了美国公司,但也帮到了日本公司。现在他们基本上把美国公司赶出了主存业务,美国政府要求他们采取典型的垄断者行动,提高价格。日本的CEO们说,这是个不错的交易,他们预计下一场投资竞赛将是专用芯片,这是一个仍由美 国厂商控制的高端领域,不在协议范围之内。日本公司相信自己在这一领域也能取得胜利,因为正如他们所言,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优势产业结构战略,认为这不仅是一种获取财富的手段,也是一种增强国家实力的工具。他们构建的比美国人的更坚固。

不久之后,我在硅谷见到了诺伊斯、桑德斯以及美国半导体领域的其他高管,他们认同日本人的看法。老一辈的企业家们正在努力推动Sematch计划启动,同时继续着他们一直以来的标志性创新。你不得不佩服他们,他们从未放弃。但他们承认独行侠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取决于美国政府和整个国家。他们表示,美国厂商要自己应对的话,唯一可能的策略就是放弃日本厂商进入的市场,这意味着美国厂商将永远局限于相对较小的市场。那么Sematech能发挥作用吗?美国产业能重获活力吗?当然可以,但只有当它明白日本社会、市场、政府和企业并不是按照西方逻辑规则和假设来运作的时候。

美日博弈:美国如何将未来给予日本,又该如何索回》

作者:(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

译者:于杰 冯佳 张健

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