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碳金融》
王广宇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碳中和是一个涉及到各行各业的大趋势，其中也包括金融业。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思考中，我们应同时战略研判如何支持绿色转型的路径——结合当前实践，金融支持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主要有三个作用域：绿色金融、碳金融以及转型金融。
零碳金融：服务实体、支持转型
碳中和实现的最终路径，必须靠政策、技术和市场三者合力：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营商环境，科研部门提供创新技术突破，企业家提供商业开拓与应用——金融部门及其零碳转型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伴随并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
绿色金融的核心是金融机构借助成熟的金融工具，为绿色产业提供金融推动力，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等品种。中国监管部门近年出台了多项制度，绿色金融发展很迅速但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质量与收益衡量模糊，二是总体规模受限。在实务中如何界定绿色产业和绿色客户（绿不绿）？如何做准确的绿色评级（有多绿）？是否所有的绿色企业都可持续（绿多久）？而绿色金融的收益和成本估算还比较粗浅。截至2020年末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占银行贷款总额的5%左右；绿色债券发展迅速但比重也很低，2020年国内共有153个主体发行了218只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金额2221.61亿元，约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11.9%，但只占同期中国债券余额不到1%。
碳金融主要指与碳排放权交易有关的金融市场业务。当前各界对碳金融问题比较重视，碳权、碳汇、碳配额等专业讨论热火朝天。中国在多年试点基础上设计推出了全国碳金融市场，出台了相关的制度安排。《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确定了交易模式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的模式，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北京、上海、武汉同时鸣锣，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第一个履约周期纳入重点排放单位2000余家，年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从配额分配、纳入行业和排放核算方法，到交易方式、交易规则等设定，再到减排项目抵消机制、处罚机制等监管方法，试点地区碳交易近十年的探索，为全国碳市场上线积累了宝贵经验。除排放权交易之外，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碳金融衍生品、期货、质押融资领域中都可能会出现一系列新金融工具。
转型金融则是碳中和目标下金融业界面对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当前业界对何谓“转型金融”还未达成一致，总的来说，转型金融就是为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支持清洁高效的能源科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金融市场应对做出的主体业务调整。
换言之，为实现碳中和，并非只有将资金投向清洁能源和低碳产业的“绿色金融”“碳金融”才独有价值，金融业面对的整体挑战是，社会广泛存在的大量的传统型、非清洁、非绿色、中高碳，但正在转向脱碳和可持续的产业，金融市场与机构该做什么？除了扩大绿色金融份额之外，面对灰色或棕色（非绿）产业，金融的业务和服务部门应不应转变，该如何调整？答案其实非常清楚。
相比绿色金融和碳金融，转型金融面临的挑战众多、规模宏大、压力巨大。本质上，转型金融是金融市场主体，针对气候变化提供的所有能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动调整性的主营业务行为，主要体现为直接融资部门的绿色权益导向的零碳投资行为，和间接融资部门的有减碳脱碳导向的可持续金融服务（可持续信贷及其他金融工具）。
转型金融的覆盖面广、作用周期长、实施难度大，也正因如此才凸显其重要。2020年全球排放约510亿吨准二氧化碳，工业（钢铁、水泥、塑料等）占31%，电力占27%，农业占19%，交通占16%，居住（温度调节）占7%，绝大多数是传统型非绿色产业的排放，如何对其提供零碳投资和可持续信贷，促进非绿色产业的“洗绿”“漂绿”“染绿”，最终扩大绿色经济的份额。
碳金融：创新减排、前路可期
碳金融主要指与碳排放权交易有关的金融业务，处于法律体系和政策所逐步实现的市场创新设计。依据2021年2月开始施行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碳排放权是指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而碳排放额度是碳排放权的载体，企业可在碳市场中自由交易、转让持有的多余配额并获得一定收益，投资者也可按规定参与碳排放权的买卖交易。广义的碳排放权包括“碳配额”和“碳信用”：在碳排放配额机制中，政府通过设定上限直接约束重点企业排放额，目标是减少其排放总量；在碳信用机制中，政府允许企业基于减排或者创造减少温室气体的项目，从而生成减排量核证，抵消碳排放配额。后者的典型应用是中国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2020年国际航空碳抵消与减排计划宣布可用CCER进行抵消，为CCER接轨国际提供了契机。
碳金融可以分成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是指政府与重点排放单位之间的交易，二级市场是指重点排放单位之间或其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易。目前，一级市场碳排放的配额是由政府免费发放的，碳定价的机制体现在二级市场。2011年以来北京、天津、上海等8个地区已陆续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但2020年交易量16亿元，流动性不足导致市场成交价波动大、远低于资产合理价值，交易总量也远远达不到可以降低排放成本的减排要求。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市场开业，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的首月交易数据显示，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702.6万吨，累计成交额3.55亿元。
碳金融的发展，将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来引导碳减排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碳金融市场展现的碳价高低，引导企业顺应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在发展当中占得有利先机。碳市场的发展，下一步首先不仅要为重点企业确定排放配额，而且要建立排放源可追溯的机制。
只有建立排放源可追溯的机制，确定碳足迹和碳披露标准，才能使得社会各界的监督变得可行。其次要培育市场的基础交易能力。碳金融交易作为新兴事物涉及到很多主体，交易环节、交易方式和程序比较复杂，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投资者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适应，形成能力需要更久。只有创造更多的交易机会、更多企业参与，以更高效方式处理碳权、更多投资者通过碳金融交易获利，这一市场才有持续发展的价值。当然也要避免“一窝蜂”上得快、销声匿迹也快的情况。再次要进一步丰富碳金融产品。逐步推出包括碳期货、期权衍生品、碳融资产品等，加快试点推广，引导企业获得适合自己特点和需求的碳金融产品，让市场和产品多元化。
转型金融：四大举措降低绿色溢价
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短期内零碳能源成本大幅度降低的可能性不大，传统能源提高成本的空间也不大——正因如此，转型金融才真正有助于降低绿色溢价——权益导向的“零碳投资”与转型导向的“可持续信贷”，两者前景都很广阔。绿色溢价的降低，不仅是因为零碳投资（包括风险投资和权益资本）把更多的资金投在低碳科技、创新零碳技术，同时投在能源、制造等转型主体上，有效减少碳排放，而且因为可持续信贷等对传统实体的调节和影响，改变传统能源成本定价，推动兼并整合，提高能源综合效率。作为转型金融的主要载体，零碳投资和可持续信贷可以围绕四个领域发力：驱动能源的清洁化可再生，助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及减排，促进农业科技化和现代化，全力支持数字化减排。
第一，驱动清洁能源可再生。世界可再生能源投资额现已达历史最高水平，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整个发电比重为20%，预计2030年将达到30%。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也成效显著，截至2020年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规模达9.3亿千瓦，占总装机的比重达到42.4%，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29.5%。预计到“十四五”末，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将占中国总装机比例的50%，可再生能源发电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占比将达到三分之二，在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的占比将超50%，这需要大量的直接投资和信贷支持。
第二，推动制造业转型和减排。中国制造业中能源密集型的六大行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占到总体排放的80%以上。这些产业的转型、减排空间和难度都不小，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型金融如果发挥作用，驱动企业实现能源转型、减少排放，既是最大的机遇也是最有价值的工作。
第三，促进农业现代化和科技化。传统农业生产和生活习惯产生了大量排放，养殖、堆肥、过量使用氮肥、森林砍伐和燃烧等，都造成极为复杂的排放问题。转型金融可以积极发力，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推动乡村和产业振兴，在动植物资源和育种、新科技型营养品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升级、精准农业服务创新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支持数字化减排。数字化除去支持金融部门构建碳市场促进碳交易外，数字化减排体现为降低数字相关产业自身碳排放的直接效益，以及推动其他产业减少碳排放提高效率的间接效益。数字和电子信息产业本身对减排和污染防治较为重视，在中国数字经济将长期占据最具潜力的产业地位。下一步如何发展更低能耗的数字产业，更好规划、建设、运行数字孪生城市，如何依靠人工智能（AI）提高社会能耗管理水平，都是转型金融未来关注的投资方向。
零碳投资：健壮权益、化绿为金
零碳投资包括了风险投资、并购投资、权益资本等，以绿色创新发展为纲，是权益金融的主要载体，指的是投资者把更多的资金投在低碳科技，突破零碳和负碳技术，从而使零碳排放成本大幅度下降。零碳投资和权益金融部门能在多长时间内全面战略“转绿”，能够孵化和创造多少碳中和技术，何时能够支持创新企业投入应用，企业家能否引导长期资本参与到双碳转型——这是转型金融最大的价值空间。权益金融部门应该确定“化碳为零、化绿为金”的计划，积极实施零碳投资，让更多资金进入到前沿研发，创造催生出减碳、零碳和负碳技术。
碳减排技术是要降低能源消耗，需要大量长期资金投入，需要众多技术人员和企业持之以恒地进行商业化改造、规模化使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零碳技术的想象空间更大。如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氢能，其前景看好是因为它比锂电池储能密度更高。但是与氢能有关的技术还欠成熟，绿氢生产、液化、储存、燃料电池及安全都还有众多问题待解决，氢能多长时间内可作为交通主要能源，用上氢能汽车、出现氢能轮船和飞机，还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创新企业前赴后继。
另外如负碳——碳捕捉技术包括直接捕捉、空间能源管理等前沿科技，这些技术未来可能出现颠覆性突破，从而让全球碳中和得以加速实现。
权益金融“化碳为零、化绿为金”，是支持绿色经济转型的关键。除风险投资外，股权和并购等金融资本也会关注低碳转型企业的整合和兼并，限制传统能源技术的应用，为优秀的绿色企业提供更多金融动力。
即使对单纯的金融市场投资者而言，气候变化事实上关系到长期投资的保值——气候变化的广泛影响，使投资者不能通过简单的分散投资，或者撤销减量投资来规避风险。为此投资机构需要通过积极的ESG策略，实施负责任投资管理，确定自身及被投资企业的净零目标，推动零碳转型，才有机会实现整体投资价值的长期提升。
实现碳中和：政府有为、企业奋发
中国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是人类气候合作领域的里程碑式事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碳合作，即包括碳金融、碳市场的合作，也包括在碳边境调整和防范碳泄漏方面的合作。
无疑，政策组合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控碳效果，政府“有形之手”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政府拥有税收和补贴两大工具，通过征收碳税或污染税提高重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成本，间接使其改变生产经营方式；另一方面为新兴低耗能企业提供补贴，减轻企业研发投入压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升级和改造。
总体来讲，为推动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完善，强化市场机制作用，实现碳中和的政策选择，必须是各种作为的有效组合，包括调整导向，完善法制；完善市场机制，消除非市场壁垒；依法监管，包容创新；完善配套支持，优化营商环境；主动参与碳边境调整和国际合作。
零碳金融的本质，是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与企业家及股东共担创新、减碳风险的资本，以及可持续性导向的金融服务。权益资本的健壮和金融服务的可持续，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金融服务实体、投资注入实体的关键都是企业家，企业家群体在双碳转型中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创造新的产品和新的技术，推进在零碳产业中的规模化应用，引导长期资本投向改变未来的科技——新一代企业家应以更强的使命感响应国家号召，“企业转型、重做一遍”：数字化转型是重新界定客户、产品、品牌、渠道和利益相关者，低碳化转型则要在节能减排、通过产品推动消费者减碳的行动中，做出新商业模式。
更关键的是，当前中国和国际社会处于合作的特殊时期，企业家本来就承担着连接本土和国际市场、联通中国和全世界的职责，更应该把握国际气候合作的良好主题，开拓进取、奋发有为。
（作者为华软资本集团董事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本文节选自其新著《零碳金融》，2021年9月中国出版集团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