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婚姻是家庭形成的重要机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为我们观察当代中国婚姻家庭的变迁提供了重要契机。总体而言，近十年来我国的婚姻状况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家庭在数量和结构上都发生了较大转变，这将对社会和谐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我国已经实施的七次人口普查中，只有1953年至1964年期间平均家庭户规模出现了小幅度上升，从4.33人增加到4.43人。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一直呈现缩减态势（如图1所示）。其中，1964年至1990年之间家庭户规模缩减幅度较小，从1964年的户均4.43人降至1990年的3.96人。1990年至2010年之间家庭户规模缩减较快，2010年已降至3.10人。而到了2020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更是跌破3人，仅为2.62人，缩减态势进一步加剧。
从人口学的角度讲，生育、死亡以及人口流动是影响家庭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在死亡水平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当生育水平高时，各个家庭人丁兴旺，使家庭规模的扩大成为可能；而生育水平低则意味着家庭子女数少，家庭规模必然缺少扩大的资源。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目前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种低生育率使得每个家庭平均子女数减少，即家庭的“少子化”。虽然伴随着三胎政策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重新修订，过去严紧的生育政策因素对家庭户规模缩小的影响将会减弱，但当下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大多偏好晚婚少子女甚至丁克，这一不可逆转的潮流将不会使家庭户规模扩大。
另外，人口流动也是导致家庭户规模缩小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住房制度改革使得越来越多中国人拥有独立住房。与此同时，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也使得原本居于一户的家庭成员分散多处，这些变化都将导致家庭户数不断增长。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户数量从1990年的2.77亿户增加到2000年的3.48亿户，10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2.32%；2010年继续突破4.02亿户，10年间年均增长率略缓，为1.43%；2020年家庭户数达到4.94亿户，10年间年均增长率再次升高为2.1%。由此看来，在人口总量减少与家庭户数增加的双重作用下，家庭户规模的降低是必然趋势。
按照西方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当代婚姻家庭的变迁主要存在着东西方两种模式。西方模式以美国为例，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婚姻年龄推迟、同居增多、私生子增多、离婚率升高等显著现象。福山将这些现象归纳为现代社会大分裂的表现，并指出家庭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与妇女高就业率是影响传统婚姻家庭解体的两大因素。东方模式则以日本为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依然存在重视家庭的传统观念，因此离婚率依然较低、同居依然较少。其婚姻家庭变迁的主要特征是婚龄的推迟与不婚的增多。
上述两种模式也为思考中国婚姻家庭结构的变化趋势提供了一个视角。一方面，中国兼具西方模式中的两大因素，即现代避孕技术普及，妇女就业率高；另一方面，中国也具有东方社会重视家庭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国依然是一个遵从“婚姻至上”的社会，绝大多数人还是会进入婚姻。不过随着社会急剧转型，我国人口的婚姻状况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表2根据民政部的数据统计了21世纪以来我国的粗结婚率与粗离婚率。2001-2013年，我国粗结婚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而2013-2020年，我国粗结婚率从9.9‰的历史最高点降至5.8‰。就离婚趋势而言，我国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本世纪初我国的离婚率仅为1‰左右，目前已攀升至3‰左右。
究其原因，人口的婚姻变化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随着工业化、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发展，人们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年限的延长在客观上推迟了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甚至导致了部分年轻人选择不婚。其二，性别结构失衡极大地影响我国人口的成婚状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这导致了当今和未来婚配人口的比例失衡。其三，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也逐渐由以子女为中心发展为以夫妻、以个体为中心，出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这种转变导致我国人口晚婚、离婚及不婚的比例不断上升。
总之，我国婚姻家庭的变迁是在微观上家庭结构单一化、宏观上婚配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新生代婚育观念发生转变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些变化趋势无疑增加了我国婚姻与家庭的不稳定性，将会对社会和谐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独生子女家庭抗风险能力更弱，对养老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家庭子女数在减少，人均寿命在延长已是定局，这就意味着较少子女需要担负祖辈与父辈的养老问题。又如，单一的家庭结构破坏了传统的家庭家族式反馈模式，传统文化的继承面临困境。再如，婚姻挤压会对传统家庭稳定造成巨大冲击，婚姻也可能承担更多的来自家庭外部的压力，甚至可能引发婚姻家庭的道德危机。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以及问题之间的关联性，才能更好地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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