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陈文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一段话：
中国的弱势群体最需要解决的不是融资困难，而是财商的提高；不提高国民财商，强推的普惠金融也将沦为各种套路。
对宏观环境的关注是陈文的学术标签之一。在一篇自述文章里，他把自己的高校教书生涯描述为“放纵自己花很大力气去学很多新的东西，带着群没有受到过度思维禁锢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去探讨关乎国民经济发展、金融市场变革的大问题”。但他也坦承，从学术成果产出角度看，“这样的尝试可能会沦为笑话”。
“陈老师是正儿八经的技术流，”他的一位学生说，“认真、负责，有时候有点钻牛角尖。”
另一位学生则认为，陈老师话不算多，但非常喜欢和学生聊学术：“听完他的课，你会有种芝麻开门的感觉。”
这位年轻的学者，在业内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丰富的实践经历闻名。
01“堂吉诃德”式的追梦
“每个月都有那么一天连续25个小时工作，最后一个小时在户外发疯地跑步，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平庸。”
回忆起自己的求学经历，陈文记得这样一个细节。
他不太喜欢谈及自己——这位西南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讲起话如姓名般沉稳、缺乏波折，但往往一针见血。
三年国企、一年民企，做过智库创始人，有多个中央金融监管机构的借调经历，最后又回到高校做科研。对32岁的年纪而言，并不平淡。但他选择一笔带过：
“围绕金融科技各个领域转了一圈。”
“当年校友圈里有不少人都在做P2P的创业，加上2013年余额宝的推出，自己感觉这是个新业态，想投入精力做做研究。”想了想，陈文补了一句。
在一篇文章中，陈文对自己的学术心态描述得更彻底：
“歌德的《浮士德》在2013年的那个夏天适时触发了我的一次人生顿悟。……彼时的我不知道我最想做的事情，但我明确知道我不想做那个两鬓苍苍、蓦然回首一生陷入对自我存在价值极度怀疑的学者，待我老时也没有把灵魂卖给魔鬼再来一次人生的机会，于是在还年轻的时候，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唐吉坷德式的追梦。”
“普惠金融的痛点，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这会不会是个突破点？”他想。
2014年，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专业博士毕业后，陈文加入某金融央企，负责其互联网金融战略规划与产品研发工作，并于2015年开始全程参与了央行指导的行业协会筹建，立足于中国金融市场深化改革的需要，开始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彼时，中国P2P行业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交易规模比上一年增长超过100%。
陈文那时觉得，“ P2P”的业态被默许存在，就是期待其解决社会痛点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实现社会价值，“可能决定这个行业的命运”。
经过一番准备，陈文开始把“一行三会”及一些大型商业银行、保险金融机构、证券公司的研究者聚在一起，每个月开一次会，重点讨论如何推动传统金融去开展互联网业务。
但很快，陈文觉得体制内金融机构在发力互联网金融方面缺乏灵活机制，但体制外的机构进行创新时“有些东西失去了方向感”。尤其是万众瞩目的P2P行业在服务实体经济上，开始慢慢“背离政府期待的方向”。
在他看来，小微金融服务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数字化本身很简单，但并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陈文举例说，浙江民间金融发达，一个村内部的人互相借钱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彼此相互相比较熟悉”，但互联网金融一来，一个千里之外的人通过线上再借钱过来，“我怎么知道这个是个路人甲还是路人乙，出了事怎么监督？这使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进一步加大了。”
“银行不做的，信托做；信托不做的，PE（私募股权投资）做；PE不做的，P2P做——P2P，实际上就是把中国最垃圾的信贷类资产卖给了个人。”在2014年下半年某家较早切入P2P托管业务的第三方支付机构举办的研讨会上，陈文这么说。
陈文觉得，互联网金融那时的发展已经到了不正常的地步。人们“拼命想把资产规模做大，但实际上你没有什么好资产，市场规模做大之后，发现做的都是一些垃圾资产”。
2016年，陈文觉得，以P2P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金融新兴业态“已经完蛋了”。随后的事实证实了他的观点。而自2014年-2018年在监管、央企以及民企的工作经历，使得其就在体制内金融创新的“不自如”以及体制外金融创新的“过于大胆”有了深刻认识。
在痛点问题上做长线研究”和“拥有自如身份”的念头让他最终选择了高校，加入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并把关注点放在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上。
陈文喜欢读书。他常引用海德格尔“思就是在同时前进和后退中达到真理”的名句：“我太爱古典文人进退有据的节奏感，厌烦当今的有进无退。我感觉，人生不该是盲目地刷阅历，而是在增加阅历的过程中升华思考。”
02 对数字金融的流量垄断保持警惕
于陈文而言，当教师可以相对保持身份的独立。他说，以思考的力量去推动变革，才是一个不甘心埋在故纸堆里的、永远活在光荣和梦想里的年轻人应该去做的，“哪怕推动的变革大概率只会落在一个很小的行业”。
2018年开始，他不断在各种媒体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对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的观点。
行文中，除了知识分子式的严谨言语，也颇有些济世情怀。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缺乏放贷款的人，而在于有底线、有操守、能够被政府和监管管住的向弱势群体放贷款的机构和人。”他在一篇针对网贷的文章中写道，“应用于金融市场的技术应该是用来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创造更美好的世界的，而不是用来毁灭有些可怜、更多可叹或是带点可恨之处的人及其家庭的。”
他把互联网巨头比作互金下半场上的“灭霸”。他觉得，过去，被卡住流量脉门的是草根互联网金融机构，监管自然没有兴趣过度关注；而今天，在草根创业者“消停“的同时，大大小小的商业银行“不甘寂寞，扛起金融科技的大旗”，这些机构的线上业务的脉门现在可能也被卡在少数几家互联网巨头手中。
“对于未来的数字金融社会，最大的恐怖就是这几家互联网巨头成为整个数字金融流量市场的寡头。”他说，在传统金融体系中，人们一直批评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垄断，而部分互联网巨头近年大量投资并购各种场景生态圈，也将搜索引擎之外的流量入口渠道牢牢把控，数字金融流量入口市场“完全可能形成远甚于当下传统金融市场的寡头格局”。
怎么解决呢？陈文认为，一方面要形成对于互联网巨头业务边界的约束，数字经济的大发展绝对不能是“大鱼吃小鱼”式的资本无序扩张。在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之后，一系列的政策表明，国家就如何有效把控数字经济时代国民经济命脉这一重大时代议题已经开始了重要探索。
另一方面则是要考虑到互联网巨头在合规前提下、有效平衡商业利益和社会共赢实现流量数据的共享，正如商业银行在追求稳定利润的同时也在响应中央号召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互联网巨头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利用源自用户的数据帮助用户享受其他低成本的服务。
考虑到市场上数字金融流量的无孔不入，侵犯个人隐私以及产品误导情况广泛存在，陈文还认为，基于金融业产品的敏感性，必须有适当的准入机制，无论对于提供金融流量服务的平台方，还是对于平台上架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都需要准入机制。
具体而言，这种准入一方面应当建立金融导流平台在有关部门的备案登记制度，建立有效的奖励和惩戒机制，强化对于违规开展金融导流服务的平台的取缔和惩戒。
另一方面，要从持牌金融机构入手，应当针对持牌金融机构开展导流平台合作进行规范，在统一的监管规则下要求各家持牌金融机构建立能够经受考验的合作导流平台白名单制度。
“要打破数字金融生态圈的流量垄断。”他强调。
03 数字货币是抢占未来数据治理权的关键
当下，对数字经济制度的建构成为陈文关注的焦点，尤其关注数字人民币的概念和意义。
“我希望在三个方面厘清数字人民币的定义。”陈文说。
一是数字人民币在现有支付市场具有何种价值。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市场化第三方支付如此便捷的当下，市场上对数字人民币出现了一些疑惑的声音。
陈文认为，将数字人民币与支付宝、微信支付进行对比的出发点有待商榷，因为数字人民币并非要跟支付宝、微信支付竞争，而是定位于填补市场。
“相比较现有支付解决方案，数字人民币通过牺牲一些便捷性从而更加注重安全。这种安全包括但并不局限于资金安全，还包括隐私信息安全。这需要数字人民币在‘可控匿名’的设计上给予公众更为广泛的选择，数字经济时代公众对于个人信息隐私的日益重视将为数字人民币的推广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二是数字人民币的推出是否要打造全能央行。在极端情况下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中，央行可以直接向公众开设账户，公众直接将资金存放在央行以及从央行获得贷款，从而导致“去商业银行化”，央行也将成为金融体系中的全能央行。
陈文觉得，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并非要打造一个全能央行，而是要进一步强化央行对于现有金融体系的支持力度。“事实上，数字人民币未来的最大应用场景可能是跨境支付。”
三是数字人民币形成的数据如何使用。陈文觉得，当前的金融科技创新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数据驱动的创新，这里面的数据最有价值的一块就是实名信息绑定的支付交易数据。数字人民币形成的相关数据并不能仅仅用于合规审查，而是要把数据价值在合规前提下充分盘活。
要实现这点，就需要确定央行、商业银行以及商户对支付交易数据的占有和使用权限，形成多方分享数据合规商业变现的利益机制。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治理权在谁手上，谁就掌握了数字经济的命脉。”陈文总结，数字人民币的出现，对内，可以让国家从战略高度上获取了数据治理权；对外，可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新搭一个国际支付结算体系”。
随着年纪增长，陈文越来越觉得，自己养成了一种“强迫症”。“我会反复问自己：我做的对于政府、对于市场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点价值？以学术语言为载体，努力形成更为清晰的政策建言，构成了我对于现在所做事情的认同感。”
“做纯研究的人容易陷入偏执。历过市场洗礼之后，与我而言，进退之中的最大收获可能是再也不会那么偏执了，”他感叹，“市场的磨难和经历告诉我：凡存在，即合理，要尝试去理解你认为不合理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