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5日，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图/新华
当地时间9月24日，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回中国与家人团聚。
自2018年8月22日纽约东区法院发出针对华为公司CFO孟晚舟的逮捕令开始，孟晚舟事件经历了纠结的1028天。
孟晚舟事件，也是美国政府限制华为事件的开端，人们很难把这两件事情分开讨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孟晚舟是不是可以平安回国，成为华为是否能够成功挨过美国施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过去的1028天，华为确实把所有的重心都投入到两件事情上，一是积极应诉避免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二是在美国政府一次更比一次严厉的制裁措施中积极寻求自救方式。
前者更加倚赖政府之间的交流和局势的变化，目前来看，在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孟晚舟已经平安回归，问题解决告一段落；后者则是华为的一个系统性工程，华为需要想清楚，是在变幻莫测的大局势下押注美国松绑的概率，还是抛弃幻想，用更艰苦长期的办法完成自救。
显然华为选择了后者。
目前来看，这个方式是有效的。2019年和2020年华为扛住了压力，在芯片断供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大盘稳中有升，这体现了华为在战略部署上的力度和效果。
到了今年，华为在业绩层面出现了拐点，根据华为发布的半年报数据，华为首次出现了负增长。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华为营收3204亿元，净利润率9.8%。相比2020年上半年的同期营收（4540亿元），这个数据首次出现了下滑。
此时，华为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耐力。华为会怎么做？
9月24日当天，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北京接受了包括《财经》记者在内的媒体采访。在这次访谈中，徐直军详细分析了华为在各领域业务的长期观点和筹谋，徐直军称，华为正在谋求有质量地生存下去，基于这个前提，华为公司高层团队十分清楚在求生存阶段，做什么合适，做什么不合适。
他说，哪些板块需要“有策略地”坚守，哪些板块需要“有序”撤退，哪些板块要“选择性”扩张，现在，华为需要做出取舍，对现有业务进行整体调整。
变化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华为面对的变化更加剧烈和致命。但这家公司又是中国科技制造业的标杆，它对制造业的长期坚守，对工程创新和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在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境况的应对策略，值得中国科技产业的所有公司借鉴。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科技制造业蹒跚前行，经历了被资本、虚拟经济和房地产浪潮严重冲击的过程，总体上处于在生存中求发展的状态中。资本和人才更加青睐“短平快”的热门产业，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科技制造业的这一轮限制，揭开了问题核心。倒逼中国科技制造业重新思考产业发展逻辑。
如果全球制造业分工不得不打破此前各国充分融合合作局面，各国不得不自研核心技术，不能受制于人，那么接下来怎么破局，怎么做，华为的做法不仅是一个开始，也是中国科技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纠结的1028天
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走下国泰航空自香港飞往加拿大温哥华的航班后被羁押，当天晚些时候，她原本计划登上飞往墨西哥的联运航班。10天后，孟晚舟被要求在加拿大家中监视居住，脚上佩戴电子监控脚环，活动范围受限。
2019年1月28日，美国司法部正式对华为、华为的两个子公司和孟晚舟提起刑事诉讼。第二天，美国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请求，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及正式引渡要求。
当年9月23日，孟晚舟引渡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审理。这次审理，意味着引渡案进入实质性审理阶段。控辩双方就案件已有的证据和关键问题进行辩论。当天同时开庭的民事诉讼上，孟晚舟的律师指控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在拘捕过程中侵犯了她的宪法权利。
2020年，加拿大法院就此案安排了四次庭审，当年4月27日第二次开庭。受疫情影响，这次听证会以电话会议形式进行。5月27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裁决认为，孟晚舟“双重犯罪”问题成立，孟晚舟申请终止引渡到美国的请求被驳回。
今年1月29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庭法官拒绝了孟晚舟变更保释条件的申请。孟晚舟律师团此前要求法院允许孟在宵禁时间外离家时，无需私人安保人员的陪同。法官认为尽管孟晚舟一直遵守保释条件，但她仍然面临安全隐患和离境的可能性。
今年3月12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庭法官作出裁决，驳回了孟晚舟在引渡案中采用华为员工证词的请求。理由是，该法官认为华为员工的证词与美国的有关指控相矛盾。
今年6月29日，孟晚舟引渡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高等法院再一次庭审，该轮庭审主要以汇丰银行证据为主。
8月4日，孟晚舟引渡案进入最后阶段审理，8月18日结束审理，当天没有公布判决。原计划将在几个月后做出判决。
当天，华为公司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孟晚舟引渡案结束审理发表声明。声明说，案件审理已经持续了两年多。孟晚舟的辩护律师就程序滥用的四个分支向法庭进行了陈述，即政治驱动、非法拘禁、证据缺失与错误描述、违反国际习惯法。孟女士的宪法权利因司法程序的滥用而遭到了侵犯，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停止引渡。
孟晚舟事件是美国政府制裁华为的开端，此后，华为被美国政府列入禁运清单、管制范围一再扩大，力度持续升级，在此三年期间，华为进入维持生存阶段。
面对现实，放弃幻想
三年间，高歌猛进的华为本来有两个绝佳的发展机遇：2019年，华为手机已经做到全球出货量第二，如果不受缺芯影响，保持发展态势，很有可能在短期内超越三星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2019年也是全球5G部署的关键年份，如果没有失去欧洲日韩等重要市场，华为投入多年的5G业务将迎来收获期，为奔跑的大象发展新业务提供更多资源。
美国政府的高压之下，华为丢掉了这两个机会。期间，华为消费者业务被迫断臂求生，出售销售量占半壁江山的荣耀手机业务，华为品牌高端手机缺芯少粮，只能让出市场；运营商业务收缩至中国市场为主；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云业务和政府企业业务需要根据市场和技术变化趋势完善调整。
如果只看华为公布的历年财报大数据，华为在这三年间的业绩并不和受制裁力度保持同比。2018年华为总营收7212亿元，2019年和2020年这个数字分别为8588亿元和8914亿元。制裁力度在一步一步加大，但营收数据却仍保持“大盘不掉，总体微升”的态势。
这得益于华为在受制裁初期快速敏捷的供应链备货能力，以及各业务在过冬期的有效协调能力。
到了今年，想要保持这种态势的增长，华为开始吃力。
不久前，华为发布了2021年上半年经营业绩。报告显示，2021年上半年，华为营收3204亿元，净利润率9.8%。相比2020年上半年的同期营收（4540亿元），华为营收十年来首次出现下滑，而且是大幅下滑。
根据财报，今年上半年，华为的运营商业务收入为1369亿元，同比下滑14%；企业业务收入为429亿元，是唯一增长的板块，同比增长18.2%；华为手机为主的消费者业务收入为 1357亿元，下滑力度最大，同比下滑47%。
今年8月2日，任正非在华为中央研究院先锋座谈会上提到了对手机和终端形式的判断。他说，终端是一个复杂的载体，有很多复杂的功能和应用，不仅仅是手机，也不仅仅是芯片问题，终端将来是什么形态谁也不知道，但肯定不只是手机，还包括汽车、家电、可穿戴设备、工业设备等。
徐直军说，华为手机是华为的核心板块，即便目前遭遇芯片短缺，生存艰难，也要守住阵地。汽车业务是华为选择性扩张的板块，但会遵循边界原则，只做电子相关的增量部件。
华为目前的打法是依靠今年新发布的自主操作系统鸿蒙和存量芯片维系手机业务，短期内指望手机芯片解禁，长期打法是从头开始，布局基于国产的芯片供应链。长期目标是，让手机业务在适当的时候重回正轨。
操作系统之外，芯片更是决定华为手机是否能够生存下来的核心命题。从华为目前的芯片制造布局来看，华为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2019年，美国政府限制华为芯片不久，华为成立哈勃投资公司，使命是帮助华为快速打造一条半导体自救生态链。
哈勃的投资版图中共有60余家公司，其中涉及半导体相关的就有超过40家，涉及芯片设计、EDA、测试、封装、材料和设备各环节。哈勃投资出手密集快速，以近乎每月投一家公司的频率突进。
更看重技术价值，而非商业价值，是哈勃投资区别于很多产业投资机构的特点之一。一位接近哈勃投资的投资人对《财经》记者说，相比于挣钱，哈勃投资更看重供应链可控。这意味着哈勃投资的重点是卡脖子技术以及未来技术路线上的关键领域。
哈勃投资的公司大多处于早期阶段，对于华为来说，这是一条相对长期和艰难的道路，好处是未来产业链可控，对于中国芯片制造产业来说，华为的加持有利于产业整体发展。
《财经》记者经多位知情人士证实，华为将在武汉建立第一座晶圆厂，自建晶圆厂，需要一系列相关材料、设备、软件等，这些都不可能靠华为一家自研。这意味着，哈勃投资这三年里在半导体产业链上的布局将承担重要角色，这也将是华为实现供应链自救至关重要的一步。
现在这条生态链正有合拢之势。一旦武汉晶圆厂建成，意味着华为的IDM模式走通，结合华为海思的芯片设计能力，华为将完成芯片设计+生产的生态产业链的初步闭环。华为希望其所投资的企业能够在未来3年-5年为其产线所用。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要做到芯片自主，设计+制造，二者缺一不可。设计是华为的强项，但目前，华为正花费极大代价维持芯片设计子公司海思的生存。
第三方分析机构Strategy Analytics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处理器市场规模同比增长21%，而其中华为海思的智能手机处理器出货量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8%。《财经》记者从华为内部了解到，海思年开支超过百亿元，对比之下，在今年一季度，海思营收下降近90%。
今年6月，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向外部表态称，华为只要有能力，就会一直养着海思。
是否能在未来3年-5年间初步实现芯片制造领域的生态闭环，还将拓宽华为在智能电动汽车领域的介入深度和高度。在华为的最新战略中，汽车是“选择性扩张”的核心领域。大力进军汽车业，要做汽车领域的增量零部件供应商，增量零部件离不开芯片。芯片进展有多快，决定了华为未来在汽车产业链的位置——是复制其在电信设备领域和手机领域的辉煌，还是成为一家普通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汽车芯片主要分三类：功能芯片，例如自动驾驶系统、发动机、底盘和车身控制的芯片；功率半导体，也就是负责功率转换的芯片；传感器芯片，例如用在汽车雷达、气囊、胎压监测等。
与消费电子芯片不同，汽车芯片对其外部工作环境，如温度、湿度、粉尘、寿命、稳定度等承受度极高。汽车电子元件的规格标准，业内称车规级，车规级的电子元件售价高，要求也高。这增加了汽车芯片的制造难度。
以寿命为例，车规级芯片的寿命要求至少15年，而消费电子芯片寿命一般不超过5年；车规级芯片需要承受最低约零下40摄氏度到最高约155摄氏度的温差，但消费电子一般在0摄氏度到40摄氏度即可。
另外，用在汽车上的芯片也需要花很长时间进行研发和验证，研发的时间可能超过一年。如果要从开始研发到推向市场，至少三年。还有一些车规芯片，需要在通过了车规认证的产线才能生产。
汽车没有体积大小上的限制，汽车芯片要用到的制程普遍不高，难点在于能否符合车规级认证。这对工艺的要求很高，也需要反复验证。单拿封测来说，一条车规级封测产线比普通封装测试增加了更多环节，例如焊线的检查、可靠性筛选等，并且测试阶段很多产品需要做高温、低温测试。
华为汽车业务聚焦在“自动驾驶”和“智能座舱”，这是华为汽车业务需要的两大类芯片。华为要构建芯片可控能力，就意味着在上述两个领域芯片的设计和制造上都不能受到美国制裁威胁。
有消息称，美国商务部将会允许供应商向华为提供汽车屏幕和传感器芯片，《财经》记者经多方确认，显示屏芯片目前华为遇到的困难不大，但其尚不具备传感器芯片自主可控能力。
一位长期从事半导体传感器芯片设计的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以传感器调理芯片为例，该领域基本都由国际巨头垄断，例如TI、英飞凌、瑞萨等；其二，这类芯片对功耗、速度、精度等要求很高，从首次量产到调试，通常需要经过7次-8次迭代。此外，芯片设计需要用到采用美国技术的EDA软件。
即便是华为这样的研发能力和产业链号召力巨大的科技公司，这种情况短期内也是无解的。
一位华为员工告诉《财经》记者，今年底，华为和北汽合作的极狐阿尔法S将会有1000辆正式面市，而这批车采用的麒麟990A目前不能做到自主可控，依旧是使用在去年美国禁令全面生效前储备下来的存货。
根据华为内部规划，明年面市的5000辆极狐阿尔法S将会有部分采用国产替代芯片，至2023年，将会完全使用国产芯片。
对华为来说，当下，车规级mcu（微控制器，俗称单片机）芯片可以做到国产替代，目前，在OLED屏幕驱动芯片上，由中芯国际为华为代工的28nm工艺产品已经进入量产，用于汽车的28nm工艺芯片量产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14nm芯片工艺也在逐渐成熟。
如果一切顺利，存货消耗完之前，华为能具备一定生产车规级芯片可控的能力。不过，这将是华为和其他中国企业不断追赶国际领先水平的过程。到那时，行业内领先水平将会进入3nm工艺的芯片竞争，国内外的芯片制造技术差距依旧存在差距。
同样是受芯片断供影响而萎缩的业务，华为企业BG旗下的X86服务器业务，可能将是继荣耀手机之后第二个面临战略撤退的板块。
华为服务器业务出货量大幅下滑的重要诱因是X86服务器芯片供应危机。IDC数据显示，2020年华为X86服务器业务创造了39.27亿美元（约合256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出售服务器本来是华为在政企数字化市场上的一个舒适区，但据《财经》记者了解，华为X86服务器芯片因美国政府对相关厂商施压，已经断供。外部关于华为将出售X86服务器业务的传闻一直没有间断。
徐直军证实，华为X86服务器业务正在寻找潜在投资人。出售X86服务器业务并不意味着华为全部放弃服务器业务，华为的做法是采用基于ARM V8指令集架构的鲲鹏服务器芯片解决方案。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华为在“抓”和“放”之间遵循同一个逻辑：用最佳的方式维持最长的存续时间，从底层逻辑上解决卡脖子问题。
华为要坚守的另一个领域是云，要选择性扩张的另一个蓝海是数字能源业务。前者目前正处于密集调整期，主要涉及内部组织架构的梳理和产品体系的完善。和其他领域相比，华为在云领域的坚守，更加自如，挑战相对更小；后者是为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相机而动，将多年积累密集投放在有商业前景的领域。
新的时代开始了
10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根据中美元首9月10日通电话达成的共识，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将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及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在从2月开始的初期相互试探后，中美终于开始在各个问题上开展实质性的对话。美国当地时间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一个重要的论坛上称，要以新的方式处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戴琪将中美的科技战归因到中国身上，提及2014年中国推出规划，要在2030年在芯片产业上再次上演钢铁和光伏产业政策的故事，所以美国政府才采取了产业制裁措施。这种定调，某种程度上预示了美国政府未来不太可能放松在科技制造业领域和中国的对抗。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法律、投资界人士的一个共同看法是，可以预见的一个后果是让各个国家在技术发展方面进一步自我封闭，自己开发自己的技术，然后互相竞争。这种态势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展现出了苗头。
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科技产业积累深厚，在竞争中有很大的概率胜出，但事实将证明，与过去20年时间形成的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相比，这样的胜利将让美国付出昂贵代价。
对于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制造企业来说，大势不可逆，战略上放弃幻想，坚持自主，策略和取舍上则要做到可持续、可进退。
在8月的那场内部座谈会上，有人问任正非，韩国半导体产业从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历经60年，现在世界领先，成为韩国的支柱产业，韩国的半导体崛起之路对华为有什么启示？
任正非回顾了日本和韩国的崛起之路——上世纪80年代，日本抓住了大型机、计算器的DRAM高质量高可靠需求（25年保质期），做到DRAM质量远超美国，取得全球50%份额。90年代，PC取代大型机成为DRAM主要市场，韩国抓住PC对DRAM低可靠性的要求（五年保质期），用低成本创新实现了弯道超车，聚焦性价比创新，超越日本。
他说，结合日本和韩国的历程可以发现，商业的本质永远是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任何不符合时代需求的过高精度，实质上也是内卷。所以，华为要在系统工程上真正理解客户的需求。
“这两年我们受美国的制裁，不再追求用最好的零部件造最好的产品，在科学合理的系统流量平衡的方法下，用合理的部件也造出了高质量的产品，大大改善了盈利能力。”
另一个需要尤其注意的问题是，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华为要做到绝地求生，仅凭一己之力不可能完成。
目前，国家已经开始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改变虚拟经济快速膨胀，严重冲击实体经济发展的状态，将资本引入到需要发展的短板领域。包括芯片在内的信息硬件位居其中。
国家在信息硬件领域的投入和布局，既是华为跨越生死线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科技产业实现自主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