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还在西南政法大学读本科的韩伟偶然在学校书店里发现一本书。
“那本书叫《企业合并中的反垄断问题》，王晓晔老师写的，关注视角新，文风扎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韩伟回忆。
彼时，韩伟的个人学术兴趣集中在商法的并购领域，“对反垄断这个概念其实不怎么了解”。吸引他翻开书的“完全是书名涉及并购问题”，但看完书，他决定把关注重心转移到反垄断法领域。后来他在西南政法大学跟随李昌麒教授攻读经济法硕士研究生，尽管研究方向偏经济法基础理论，反垄断法则是他在经济法具体规则层面的切入点，2002年发表了他第一篇涉及反垄断法的小文章《浅探反垄断法的社会本位》。
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韩伟的父母最开始“都希望他学医”。虽然没走上这条路，但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的他，在言谈举止中透着医生式的认真严谨。
“韩教授的特点就是扎实——做学问扎实，做人也扎实。”谈起他，他的一位学者朋友不吝赞美，“你看他写的文章就知道，这可不是夸，是真的。”
在反垄断领域深耕多年，韩伟笔耕不怠、学术成果斐然。但与《财经》E法两小时的交流过程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低调。
“我10年前曾就法律问题和媒体有过短暂合作，最近一年慢慢开始恢复接受媒体采访，”他语速平稳，略带湖南口音，“一开始还是有点不习惯，但后来觉得，对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参与进来未必是坏事。”
01
“要做就做最前沿的东西”
当时，正值位于冰岛南部的艾雅法拉火山接连两次爆发，岩浆融化冰盖引发的洪水以及火山喷发释放出的大量气体、火山灰对航空运输、气候和人体健康均产生长期影响。韩伟记得，那次会议中欧洲500多名预期参会人员因航班受影响最终未能抵达华盛顿，部分国家针对火山爆发的影响，还适当调整了反垄断规则的适用。
“非常态情形下的反垄断法适用，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它一直贯穿于各国竞争法的实施过程。”韩伟说。
到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有了更深认识，竞争政策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成为国际竞争理论与实务界的关注热点。部分国际著名竞争法期刊也设置专题展开研讨。韩伟又开始针对“对疫情下全球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反垄断法实施情况，以及可持续发展和竞争政策的关系进行研究”。
“听起来冷门，但做起来很有意思，而且对我们社会的影响往往并不小——这就是前沿理论研究的意义，也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之一。”韩伟说。
在西南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期间，一门名为“环境资源法”的选修课引起韩伟的兴趣。但整个年级只有他一人选修。为达到最低选课人数2人的要求，在他的劝说下，一位室友最终也选了这门课。一个学期的时间内，主讲人曹明德教授为这两位学生讲述了生态法理念、“非人类中心主义”，还推荐他们阅读环保主义名作《寂静的春天》。
也正是这种广泛涉猎，让韩伟能捕捉到跨学科、“非常规”的一些理论前沿。
对前沿理论的关注反映出韩伟的学术性格——要做就做最新、最具引领性的研究。
2012年，韩伟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毕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从事师资博士后教学与科研工作。也是从那年开始，基于其博士后合作导师李顺德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云计算服务为切入点，韩伟开始系统研究数字经济反垄断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结合国际理论与实务界的发展，2015年，韩伟的研究切入点逐步聚焦数据和算法相关反垄断问题。
他的博士生导师王晓晔评价，韩伟“毕业后一直在潜心地研究竞争法，并且发表了大量成果。”
“难能可贵的是，他近年来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对美国、欧盟、OECD、WIPO、ICN等世界主要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竞争法规以及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新发展进行了系统译介。”王晓晔表示，“他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数字经济反垄断法的学者，并且已经成为国内这一前沿领域的代表性学者。” 韩伟2017年主编出版的《数字市场竞争政策研究》是国内第一本针对数字经济反垄断问题展开系统研究的法学著作。2019年出版的独著《迈向智能时代的反垄断法演化》则系统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平台、数据、算法、隐私、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20年，其主译的《创新在竞争法分析中的角色》，便聚焦当前国际竞争法学界高度关注的“创新”这一主题。
“韩伟喜欢写东西，”一位熟悉他的学者评价，“大量的写，大量的翻译国外最新反垄断研究成果——他脑袋里装的都是最新的理论。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拘泥于国外文献，而是真正立足中国现实在做研究。”
在谈到自己的恩师时，韩伟把王晓晔形容为“在中国反垄断法领域，做了最多从0到1的事。”
似乎是追随导师的步伐，韩伟的学术轨迹也注重“从无到有”的开拓性研究，尤其是反垄断法几大支柱制度涉及的系列新问题。如垄断协议方面的跨平台平价协议、算法合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的平台市场力量评估、拒绝数据开放、算法歧视、隐私维度支配地位滥用；经营者集中方面的数据原料封锁、隐私保护度降低、创新损害等问题。
“打个比方，隐私要不要纳入反垄断法分析框架？这涉及到多维度的问题，相关讨论也很多，我很喜欢这样的讨论。”韩伟说。
02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反垄断法？
“自从我们开始搞市场经济，国内以王晓晔老师为代表的一系列学者就开始与国际对接，没有自己拍脑袋乱想，也没走太多弯路，”他说，“可能我们现在会觉得，这两年似乎在国际理论界有一些十字路口、一些新的发展方向，但在中国目前并未出现理论反复的情况，原因就是反垄断法的规则和理论高度相通，我们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制度的后发优势。”
“弯道超车、后发优势，比国外少走了很多弯路。”他总结国内的反垄断立法。
正因为反垄断原则的高度互通性，他也反对把部分原则“地域化”的行为。
“这个很难有可比性——反垄断法不是静态的文本，而是在不停变动中。很难说什么原则就一定属于欧盟，什么就属于美国，这里面的界限未必十分清楚。”
“反垄断法是一个全球化的知识体系，所以说我不会只偏好美欧，只要是好东西，我都会带着‘猎奇’的心理去了解。因此我一直高度重视OECD、ICN这类涉及多辖区组织发布的调研报告。”他认真地说，“我在学术上是个实用主义者，实践中遇到问题相应去调整就是了，没必要上升到路线之争。”
2020年，韩伟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他的一篇合作论文在法国Concurrences公司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联合组织的“2020年反垄断写作奖”评选中，获得学术论文类“亚洲反垄断”类别的年度最佳论文奖。这是当前国际竞争法理论与实务界最具影响的评奖活动之一，除了这次获奖他还获得过两次提名奖。同年另外9篇获奖论文作者中，既包括赫伯特·霍文坎普（Herbert J. Hovenkamp）, 埃莉诺·福克斯（Eleanor M. Fox）, 阿里尔·扎拉奇（Ariel Ezrachi）这样的权威学者，也包括丽娜·汗（Lina Khan）这样的新秀。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的这篇文章能获奖？后来猜测可能是因为这篇文章对于国际竞争法学界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增量，而不是‘炒冷饭’。这篇文章获奖，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理论与实务界对中国反垄断执法的重视度在不断提升。这也坚定了我继续做前沿研究的决心。”他说。
在这篇文章中，韩伟与另外两位作者一起介绍了中国在一系列经营者集中附条件批准案件中特殊的行为救济方式，即长期分持。在他看来，这也是中国反垄断执法的最大特色之一。
韩伟认为，国际上对反垄断行为救济一直较保守，而国内则有对大量经营者集中使用行为救济的案例。西方学界普遍认为，适用行为救济会导致政府对企业持续的干预，而中国部分理论与实务专家则倾向于认为，结构救济有时可能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
“结构救济类似于我砍了你的脚趾头，行为救济就类似于我让你半年不出门。国外主流观点可能认为，你们让我半年不出门，这太过分了；而我们可能觉得，让你不出门，你就不用砍脚指头，这不更好吗？”韩伟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你看，两边似乎都有一定道理。这是思维的差异。” 2019年9月，韩伟作为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推荐的四位中方学者之一，随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金砖国家竞争大会”，在“并购反垄断审查”子论坛上，他便重点介绍了中国在行为救济方面的经验。
在访谈中，这位反垄断法学者会不时流露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但这种气质又确在经过严格训练的理性框架内施展。
“我相信市场的力量在大多数领域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不会被包括自己在内的消费者的朴素情感所左右，”在谈到反垄断对市场机制可能产生的影响时，韩伟说，“如果我们呼吁企业成为道德至上的圣人，让他不能做一些逐利行为，实际上会影响到整个市场底层逻辑和机制的发挥。”
他以平台间的互联互通举例。
“消费者的短期利益跟长期利益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享受的数字产品，是企业通过各种机制创造出来的。”他说，消费者现在觉得，相互屏蔽链接不方便，想让它更方便些，这么想非常正常。但如果过于追求不区分企业类型、不区分场景的全面互联互通，可能会扼杀企业的长远创新动机，长期看并不利于消费者利益。
“不考虑构成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的这类极端情形，如果允许企业维系其少数特定领域的‘护城河’，也许5年后，我们会享受到另一个咱们今天想象不到的‘新玩意儿’。”他说。
韩伟进一步阐述其观点：互联互通的政策具体如何执行，有何救济措施，牵涉到更复杂的设计，且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当事方作出屏蔽行为动机也会产生变化。因此，要警惕相关法律适用范围的扩张，比如在反垄断法框架下，尽量限定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则之中进行讨论。
刚说完这句，他又自嘲式地补充道：“但这个理儿说起来很拗口。”
他总结，通过近期一系列的执法，政府释放出信号，即坚决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信心不会动摇的。而市场经济道路中，竞争必然起决定作用。
对平台经济领域，韩伟觉得最重要的维度就是创新。面对部分国家试图打压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形势，要想不被“卡脖子”，就要求学界业界一起思考如何推动创新机制发展。
相比扶持特定企业，韩伟更主张通过法律规则营造创新环境的机制：“相比知识产权这一“胡萝卜”，竞争则是促进创新的“大棒”。我们保的不是个别大企业，而是不断催生高新技术企业的环境。特别是初创企业，让那些有好点子的大学生顺利开公司，有奔头，日后也可能成为行业大咖，那不是挺好的吗？繁荣源自竞争，反垄断法的直接功能是保护有效的竞争机制与过程，而不是保护竞争的结果。”
韩伟说，自己此前很多年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因，是觉得“不可控，限于媒体报道篇幅与关注点的差异，有时很难对专业问题进行精准表达，且容易引发误读”，但今年他的想法变了。
“这两年反垄断成为全民关注热点，引发了各种讨论，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人都参与其中。这其中竞争法领域的声音，整体而言还是不多。这不行啊，我们专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针对相关问题该聊还得聊，也算是为倡导竞争文化出一份力，所以今年，我也慢慢不太排斥（采访）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