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你可不要骄傲哟

作者 | 《财经》新媒体主笔 十年砍柴   编辑 | 蒋诗舟

2021年11月09日 13:29  

本文3794字,约5分钟

长沙何以能在过去近20年取得骄人的成绩,在我看来,可套用传统的“天时、地利、人和”之说。

近几年,长沙成为一座很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网红城市——另两座中部网红城市是郑州和合肥。媒体上盛赞长沙的文章处处可见,如《财经》新媒体曾刊登的一篇文章《长沙,你红得有点“霸蛮”》所说:众人眼中的长沙像一名逆袭者,斩获“最具幸福感城市”“网红城市”等称号,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成为国内首个世界“媒体艺术之都”。

媒体对长沙的充分肯定,倒没多少溢美之词。无论从GDP增速、城市规模、管理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等诸个指标衡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过去近二十年,长沙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作为一位在18岁离开故乡的湖南人,对老家省会的这种势头,自然感到欣喜也深有体会。

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经由长沙北上读大学时,那时候长沙的工业势力、人口规模、居民收入以及街市之繁华,和我就读的城市兰州不相上下。2021年长沙的GDP超过1.2万亿元,兰州是2.89千亿元,长沙是兰州的4倍还多,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第6。长沙仍是一个地级市,GDP排名在其之前的5个省会城市皆为副省级(广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而排在长沙之后的省会城市有5个亦为副省级(济南、西安、长春、沈阳、哈尔滨)。当然,衡量一座城市的实力不能唯GDP,但必须承认GDP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长沙何以能在过去近20年取得骄人的成绩,讨论的文章很多。在我看来,可套用传统的“天时、地利、人和”之说。

“天时”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项政策利好中西部城市的发展,中西部城市与沿海“政策效益”的落差在缩小。1998年以来,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加深和国内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下滑趋势,国家及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湖南全省特别是长沙受惠于这一宏观政策很大,在短时间内使基础设施得到较大的改善,一大批有竞争力的企业成长起来。此后,长沙能抓住每一个时段的政策机遇。

“地利”对长沙而言,当产业从东南沿海向内陆转移时,湖南与广东毗邻,处在投资北上和西进的要冲之地。在改革开放第一个阶段,沿海城市得先机,因为那时候中国主要靠外贸驱动,本国人力成本低廉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强。靠近海港和大的内河港口的城市,其运输成本远低于内陆,而长沙既不靠海,穿城而过的湘江又没有深水码头。随着改开的深入,中国的外贸市场和国内市场并重。在内陆腹地,处在铁路枢纽特别是高铁枢纽和高速公路枢纽的城市,有地利之便。长沙和郑州、合肥得了高铁时代的东风,中国南北最长的高铁京广线和东西最长的高铁沪昆线在长沙交汇。

过去二十来年长沙市党政班子比较给力,这是“人和”的一个因素。我认为对长沙这样的内陆大省的省会而言,劳动力的供给优势,也是一种“人和”。这些年发展势头好的中部三个省会郑州、长沙、合肥,都在人口大省,常住人口河南近1亿,湖南6700万,安徽6100万。这些人口大省有做大做强省会的底气和基础。反观北方一些曾经比长沙工业实力强的省会,如哈尔滨、吉林、沈阳、太原,这些年发展落后了,有多重因素,其中一项乃是所处的省人口数量少,黑龙江3200万,吉林2400万,辽宁4300万,山西3500万,且人口外流严重,更是雪上加霜。

长沙这些年发展成绩有目共睹,我不想附和这些赞美声,而是想泼点冷水。长沙不但和北上广深以及苏州、杭州、南京这些城市有相当大的距离,和成都、武汉、重庆这几个中西部大城市,无论从GDP规模、城市人口还是产业结构、城市吸引力,差距亦不小。长沙,切不可骄傲自满。

一个城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衡量该城市居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2020年长沙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477元,在中西部城市里名列第一,可在全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排位中居第21位,苏州、无锡、绍兴、佛山、舟山、嘉兴、湖州、常州、中山这些东南沿海地区非省会的地级市纷纷超过长沙。也就是说,长沙和东南沿海城市相比,居民的腰包不鼓,这对城市的整体消费能力有较大的影响。这一点普通的长沙市民亦可感受到。除房价外,长沙其他方面的生活成本并不低。在长沙工作的薪水不高、工作机会远不如一线城市甚至东南沿海一些二线、三线城市,是吸引人才前来长沙就业、定居一大劣势。

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不高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长沙的产业结构并不理想。长沙产业链比较完整,涵盖了工程机械、传媒与出版、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信息软件、汽车工业、新型材料、智能设备,等等。但多数产业是广而不优,多而不强。在全国占优势地位的工程机械、新材料的产值不过2000亿元,且市场已呈饱和趋势。与第二产业相比,长沙的第三产业更没有优势,能拿得出手的其一是热热闹闹的餐饮业、娱乐业,对长沙成为“网红城市”加分不少,但这些产业多是小微企业,规模小、分散,没有集群效应,产生的利润相当有限。其二是以湖南广电为代表的传媒产业,曾引领全国的行业潮流,但这些年显出颓势。以电视为代表的大屏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小屏时代。进入小屏时代后,长沙的传媒和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能力、推广营销能力不但不具备优势,和北上广深以及杭州、成都等城市亦有较大的差距。第三产业中具有“皇冠明珠”地位、对其他产业起催化作用的金融业,在长沙欠发达,我认为这是长沙产业最大的短板。

过去的十年,长沙市增加了300万人口,是各城市人口“争夺战”的赢家。如前文分析,这是拜湖南是人口大省所赐,但我们要看到这种人口优势已经很难保持下去了。在上个月宣布张庆伟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会议上,省长毛伟明发言中提到“全省7300万干部群众”,这是湖南的户籍人口,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湖南常住人口6700万,也就是说,有600万湖南户籍人口在外省市工作、生活,广东是主要流入地。婴儿出生率降低和劳动力流出本省的双重叠加造成的消极后果,湖南也在逐渐显现。长沙所吸引的外地人口,主要来自本省其他地州,她对外省份的人才吸引力,不但不如北上广深这类一线城市,也不如杭州、苏州、南京、成都、武汉和西安等城市。长沙,应该已到了人口增长的瓶颈期。

长沙是本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受益者。在计划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基本上按照大区布局,华中地区的高教重镇在武汉。本世纪初开始,长沙的高等教育资源逐年变得雄厚,有三所985高校(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国防科大,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和一所211高校(湖南师大)。但是,长沙的高教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的成就并不理想,还不如只有一所985高校(中国科技大学)的合肥。

“长株潭一体化”说了多年,但总给人的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这制约着长沙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从历史渊源来看,长沙、株洲、湘潭的紧密关系,远甚于武汉三镇。武汉是由两个府城(武昌府和汉阳府)和一个商埠(汉口)组成,长期行政分立,一直到1949年,武汉三镇解放后,合并武昌市、汉口市、汉阳县为武汉市,行政上统一了,真正的“大武汉”横空出世。

反观长沙,历史上长沙县(包括后来合并的善化县)、湘潭县(株洲是湘潭县的一个镇)都属于长沙府,但后来变成了三个地级市,由合走向分。比起长江和汉江将武汉的市区分割,长、株、潭则是无缝连接,统一规划、开发的成本更低。但由于行政上的分割,一体化说起来美妙,实施起来有各种麻烦。长沙市区的发展,“南进”即顺着湘江两岸和京广线是最适宜的,但南面就是湘潭和株洲了,只能向东西两翼扩张——东西两翼是山区为主的县级市浏阳和宁乡,但毕竟是自己的地盘。在中国,克服行政分割带来的障碍比克服地理上的障碍更难。

此外,长沙的营商环境比起东南沿海地区仍然有相当的差距。营商环境说白了就是法治环境,包括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水准如何,司法是否公正,市场参与者是否有足够的契约精神,而其中公权力能否遵循法治至关重要。

多年前有民谣讽刺湖南的营商环境:“把外商打成内伤,把内商脱得精光”,这些年湖南的营商环境有了相当的改进,作为省会的长沙进步最大。但是长沙要想成为对全国乃至全球资本和人才有吸引力的超大城市,营商环境即法治环境还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这一点,在长沙办企业的商人和普通市民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如果长沙能保持已有优势,补齐短板,其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决不是现在一个“网红城市”所能概括的,她应当在产业、教育、文化、居民生活水平、居住环境等诸方面散发出自己的魅力。只要综合实力上来了,就不必纠结于华中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之桂冠落在了武汉而不是长沙。

市场的力量远远大于行政的权威,苏州作为一个非省会的地级市,夹在上海、杭州、南京三个直辖市或副省级市之间,连个机场都没有,可她的势力谁敢小觑?她的吸引力有目共睹。将来长沙和武汉的关系,或许会类似成都和重庆,是一种竞争性的共同成长关系。巴蜀大地能够崛起两座超大城市,我想荆湘大地也有这样的条件。到那时,我们会看到,长沙不仅是湖南的长沙,而且是中国的长沙、世界的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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