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准确把握国际环境新变化

来源 | 财经网   

2021年11月28日 21:58  

本文8668字,约12分钟

“2019年以来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今年世界经济经历了比较强劲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不均衡,有一些经济体至今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明年世界经济将持续复苏,但复苏会延续今年不均衡不稳定的态势。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因为疫情带来的订单转移而导致的出口高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回落,这就意味着明年我们保增长更多的需要依靠内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各国和一些重要的企业都会更加注重产业链的安全性、稳定性,所以全球的产业链会加速调整。”11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在第十九届《财经》年会“《财经》年会2022: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隆国强

隆国强认为,全球疫情既影响需求但是更多的冲击了供应链在供给侧影响到了世界经济。

同时他指出,在经济增长受影响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这一轮疫情带来的全球增长和以前我们经历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金融危机更多的是冲击了需求侧,所以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复苏的重要方面,而全球疫情既影响需求但是更多的冲击了供应链在供给侧影响到了世界经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全球的供应链不稳定,出现了全球性能源短缺、芯片短缺,这都是供给侧的问题。

目前疫情带来短期冲击的同时,隆国强觉得更重要的是把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起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发展外部环境的四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全球的经济发展格局在深刻调整,同时大国博弈空前激烈,过去这些年呈现出一个东升西降的新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占比迅速提高,发达国家总体上占比在下降。

第二个变化,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在迅猛推进。这个过程中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各国都认识到重大的战略机遇,主要国家在争夺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日益激烈,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未来还将进行进一步迭代。

第三个变化,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在提速,绿色转型在扎实推进。实现绿色低碳的转型也是一个广泛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对我们整个发展方式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四个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加速调整,各国争夺规则主导权的竞争也是更加激烈。

所以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大疫情叠加的背景下,我们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通过纷繁复杂的变化看到挑战,同时也要看到机遇。未来中国需要按照“三新一高”的要求,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的开放水平和质量,多措并举地把握好机遇。

第一,进一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增强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第二,要培育国际竞争的新优势。第三要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的高端生产要素进一步汇聚,同时也在国内形成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创新。最后,我们要发挥大国经济的新优势,主动塑造国际环境,为中国未来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经贸环境。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隆国强:谢谢戴小京社长,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来参加《财经》年会。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大家感觉缺乏方向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财经》年会以“2022:预测与战略”为主题,是很有针对性的。刚才听了蔡院长的精彩演讲,特别受启发。我就后疫情时代的战略机遇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供大家参考,请大家批评指正。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高度关注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去努力把握这种新变化中蕴含的战略机遇,应对新变化中带来的新挑战。当前我们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着世纪大疫情。从短期来看,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最直接的,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去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二战以来最大幅度的衰退,今年在低基数的基础上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从数据上来看比较强劲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不均衡,有的国家反弹得快,有的国家反弹得慢。如果从2019年来看,有一些经济体到今年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在经济增长受影响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这一轮疫情带来的全球增长和以前我们经历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金融危机更多的是冲击了需求侧,所以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复苏的重要方面,而全球疫情既影响需求、同时更多地冲击了供应链,在供给侧影响到了世界经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全球的供应链也不稳定,全球性地出现了能源短缺、芯片短缺,这都是供给侧的问题。

正是因为不同的国家供给侧受的影响不一样,相对来说中国有效管控了疫情冲击,统筹防疫和复工复产取得了明显成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国际贸易来弥补一些国家的供给侧的缺口。今年我们看到的就是国际贸易在大幅度增长,很多订单转移到了中国,可以说在应对疫情冲击导致的供给侧缺口方面,中国成为了全球很多商品包括防疫物资、生活用品的最大供应国,对全球应对疫情冲击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国际物流也很不稳定,国际物流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很多商品从中国运到北美、欧洲,但是因为疫情的冲击,集装箱堆积在码头上不能及时疏散,很多船现在在码头排队等着装卸,大量的集装箱压在进口国以后空箱回不来,就出现了一箱难求,所以国际物流成本上升的同时,运力也出现了短缺,效率明显下降。

全球性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在一些国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像美国10月份的通胀率已经到了6.2%,里面既有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货币增发的原因,也有供给侧不畅带来的原因。

展望明年,疫情依然是影响世界经济的主要因素,疫情的反复对世界经济的运行、预期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上周公布了南非的新冠疫情病毒的变种,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股票市场等等都做出了剧烈的反应,原油价格下跌了12%左右,可以看出来大家对未来疫情的走势还是非常担心的。

总的来看,世界经济明年将持续复苏的进程,但是它也会延续今年已经开始的复苏不均衡、不稳定的态势。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可能推动美国的货币当局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转向的过程中怎么能够让市场比较平稳的接受,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特别要关注货币政策转向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风险,因为在此之前在美国的股票市场、科技公司的股价、债务市场、房地产市场都同时积累了比较多的泡沫,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调整要特别注意可能对这些市场带来的风险。对其他国家来说,要特别关注大国宏观政策的溢出效应。

供给侧会有所改善。今年我们面临的短缺、涨价都会有所缓解,我们也会看到中国因为疫情带来的订单转移而导致的出口高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回落,这就意味着明年我们保增长更多的需要依靠内需。

疫情的直接冲击是短期的,但是它的影响将会是长远的。在疫情爆发以来及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各国和一些重要的企业都会更加注重产业链的安全性、稳定性,所以全球的产业链会加速调整。

在我们看到疫情带来短期冲击的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长期变化结合起来,来观察和思考我们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从中分析和把握新的机遇,应对新的挑战。

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角度来说,有一些深刻的变化并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可能因为疫情的叠加会呈现出一些小的变化,但趋势不会变。第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全球的经济发展格局在深刻的调整,同时大国博弈空前激烈。过去这些年呈现出一个“东升西降”的新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占比迅速提高,发达国家总体上占比在下降。在这中间提升最快的毫无疑问是中国,从1980年我们占全球GDP的比重1.8%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7%。很多人说美国的国力在衰落,如果从40年的角度来看,美国在1980年的时候GDP占全球25%,现在也在25%左右,其实真正下降的是欧洲国家、日本。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去年我国GDP与美国GDP的比值已经超过70%,疫情以后的占比还会提升,提升多少取决于最后国民经济核算的结果。超过70%对美国来说是美国二战结束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所以特朗普上台以后就正式把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实行了一系列的围堵遏制的政策,比如单边的对中国输美产品进行加税,挑起贸易战,在科技领域提出了脱钩等等。美国拜登总统上台以后市场预期的改善中美关系的政策并没有真正出台,当然它也会在手段方法上有所调整,但是依然把中国作为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长期对华实行围堵遏制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尽管美国的贸易代表提出要“再挂钩”,其实在经贸领域中美两国利益深度融合,想脱钩也是不现实的。美方在科技上提出了“小院高墙”,还是要对中国的科技追赶进行遏制;同时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肆意打压我们的一些头部企业,美国公布的实体清单涉及到的企业全球一共1600多家,其中有400多家是中国企业。美国还和他志同道合的盟友在规则上搞小圈子,试图把中国在规则领域进行边缘化等等。尽管两国元首通话对于稳定中美关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大国博弈绝不会因此而改变,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第二个变化是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在迅猛推进。这个过程中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各国都认识到重大的战略机遇,主要国家在争夺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日益激烈,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未来还将进行进一步迭代,过去这些年我们看到从原来的PC互联现在进入到了移动互联,未来会进入万物互联,一些新的技术像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等应用会越来越广,最近又提出元宇宙的概念,说明这个领域技术进步还是非常活跃,在活跃的技术进步过程中它会加速产业的变革。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信息技术和传统的很多技术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穿透力、渗透力非常高,除了它会带来数字产业化也就是产生大量的新经济活动以外,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会对其他所有领域进行渗透,它会改造提升传统的产业,所以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是全面的、系统的。

第三个变化就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在提速,绿色转型在扎实推进。很多先行的工业化国家都走过了一段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这些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就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1972年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第一次进入国际组织的文件,在此后的50年里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到了现在已经从理念变成倡议、变成规则、变成了绿色转型的行动,特别是巴黎协定签署以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重点从过去治理污染、修复生态、各国局部性的环境改善为重点,转向了大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成为了主要的内容,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出来。实现绿色低碳的转型也是一个广泛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对我们整个发展方式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绿色转型也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怎么能够顺应这种国际潮流对各国来说既是个挑战也是个机遇。

第四个变化就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加速调整,与此同时各国争夺规则主导权的竞争也是更加激烈。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在百年大变局中,全球的格局、技术、环境、治理、制度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深刻的变化中,每个国家都会从自身的发展条件、发展目标进行分析。对我们来说需要用战略的思维和辩证的思维看待变化的世界,力争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

我觉得从中国发展的角度来说,一些重大的机遇需要我们去把握。第一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产业变革,这里面蕴含着巨大的战略机遇。

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每一轮重大技术变革都是推动国际发展格局演变的最根本的因素。中国现在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从总量上来说我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挑战同时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如何能够实现我们的发展方式从过去的粗放的靠要素投入转向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就给我们带来了这种机会,需要我们把握好这个机遇,把握好了这个机遇会有利于我们构建新的发展格局,也有利于我们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和形成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从全球来看我们在数字经济里面有落伍的地方,比如在高端的芯片、系统软件、工业软件方面我们还是相对落后,但是在一些领域里面比如在5G、平台经济的发展中,特别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的一些领域,我们依托国内大市场、多场景的优势,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也是蓬勃发展的,也产生了一批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的数字经济企业,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参与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同时还要特别看到,我们作为一个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们有庞大的经济存量,这些经济存量怎么从传统走向现代,怎么用好数字化进行改造提升,这个空间是巨大的。所以要一方面注重数字的产业化,就是要发展我们的新经济,同时还要特别注重产业的数字化,用数字技术给传统产业赋能,提升传统产业的效率和它的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以数字赋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第二个很重要的战略机遇就是要把握好绿色低碳转型带来的机遇。绿色低碳转型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有着很大的挑战,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我们的排放总量比美国还多,习主席去年9月份对国际社会庄严地宣布我们将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用30年的时间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个挑战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很多发达国家用50年甚至60年的时间来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转变。实现碳中和从根本上来说是要靠经济发展的转型,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广泛深刻的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转型越快减碳就越快,所以我们需要主动地去谋划它。

在看到这个巨大挑战的同时,还要看到绿色低碳转型本身是一个新的战略机遇。绿色低碳转型会带来大量新的需求,需要有新的技术突破,会带来很多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国外有人预测,未来十年绿色低碳转型会带来数十万亿美元的新需求,国内也有很多专家在分析十年会带来超过100万亿人民币的新需求。在一些绿色产品,中国有一定的基础,比如像光伏发电,我们现在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光伏设备的生产国,装机容量也是最大,风力发电也是如此,同时我们还是这些新能源设备最大的出口国。新能源汽车是新的发展亮点,特斯拉的市值已经超过了排在他后面的好多家传统汽车制造厂家的市值之和,说明投资者对未来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的看好,我们国内一些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企业,既有造车新势力也有电池的生产商等等市值也是迅速提升。

新能源汽车给我们的汽车国际竞争开辟了新的赛道。传统汽车这些年一直在追赶,追赶越接近先进的技术难度越大。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从总的产量上来看是世界第一,销售也是世界第一,而且新能源汽车和传统汽车相比,传统汽车长期是国际贸易逆差,说明传统汽车的国际竞争力是不足的,尽管我们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汽车产业长期实现的是进口替代战略。新能源汽车依托国内市场的同时也注重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国际贸易呈现出了顺差,说明新能源汽车的国际竞争力比传统汽车要好,所以新能源汽车将成为了我们未来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当然类似的还有很多。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光伏、风力发电设备、新能源汽车等等,大家都会看到它的需求来源于绿色转型,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绿色产品,它既是绿色产品同时还是一个信息化技术应用的新产品。也就是说,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两大转型,一个是数字化转型,一个是绿色低碳转型,而这些新产品是两大转型叠加的产物。如果我们看看新能源汽车特别是高端的新能源汽车,那我们会发现它的动力系统变成了电池,更多的你会看到这里面有大量的数字技术的应用。有人说,我上班累了下班以后到了停车场坐在车里面并不马上回去,先看个大片、听听音乐,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我看前两天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有了无人驾驶的出租车,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汽车除了绿色化以外还会呈现出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等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会让汽车的功能发生很大的变化,除了是一个代步工具以外,它可能会变成家庭娱乐的场所,也可能会变成一个移动的办公场所等等。

所以总的来看,绿色低碳转型和信息化转型的叠加,会给中国这样一个处在产业升级关键阶段的大型追赶型经济体带来一个新的赛道,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机遇。

第三个重大的机遇就是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在加速推进结构调整,这种加速调整会带来吸引全球高端要素的机遇。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市场,在过去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经历了几轮需求结构变动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升级,80年代我们解决了“吃”和“穿”的问题,带动轻纺工业、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的快速发展,90年代我们解决“用”的问题,带来了家电产业的大发展,进入新世纪后经历了“住”和“行”的升级,带动了汽车、住房这些产业的发展。一轮一轮的“排浪式”消费升级带动了主导产业的升级。到了今天,我们在问,未来靠什么?内需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消费的升级。也就是说,过去的发展是一个量的扩张,是满足一个最基本的需要,未来“吃穿住用行”更多的是要质量的提升,消费的升级希望供给侧能提供更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这样它就会内在地带动我们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也就是说消费升级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升级过程是中国经济未来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基础,这个增长的前景再叠加上这两年我们在防疫方面取得的成绩,会吸引全球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加速向中国的汇聚。

比如,因为疫情的冲击,全球的跨境投资明显回落,但是来中国的投资是保持稳定和增长的,今年前九个月来华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1293亿美元,增长了25.2%,这和全球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外商直接投资是一个生产要素包,除了资金,这些项目所包含的要素实际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面技术含量更高的项目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特别重要的就是人才在加速向中国汇聚,这是未来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特别重要的战略机遇。本世纪初的时候,每年归国留学的人约2万多人,到现在一年回来50多万归国留学人才,除了本国的留学人才回流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国籍的科学家、研发工程师在向中国流动,所以,这一系列高端生产要素对中国的汇聚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大疫情叠加的背景,我们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通过纷繁复杂的变化看到挑战,同时也要看到机遇。这个过程中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很多事情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同时存在,我们一方面要善于识别机遇,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勇于采取行动来抢抓机遇。未来中国需要按照“三新一高”的要求,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的开放水平和质量,多措并举地把握好机遇。

第一,我们要进一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增强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要引进高端的生产要素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不能坐等天上掉馅饼。比如引进人才,需要我们在人事制度方面进行改革,才能真正把人才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同时也需要我们进一步通过对外投资来整合全球的研发资源。实现高质量发展根本上要靠创新,我们的创新既要用好自己的战略科技力量,实现自立自强,我们的创新不是封闭的创新,它是开放的创新,又要善于用好全球的创新资源来增强我们的创新能力。

第二,要培育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中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虽然从海关统计来看我们出口的很多商品是高新技术产品,比如我们用的电脑、智能手机等等,但是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所谓的高新技术产品在国内大部分还是依靠劳动密集的增值环节,我国是全球的高新技术产品最大的组装国出口国。随着我们发展水平的提升,我们的要素成本在上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正在削弱,尽管因为疫情今年前十个月出口增长了32.3%,是短期的,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机遇。未来我们怎么能够应对因为比较优势的变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的“两头受挤”,一方面是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着来自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竞争力升级面临着发达国家的打压,我们需要在两个方面都要用力,在传统的产品上我们要通过数字化改造、智能制造来维护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我们需要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上通过创新通过改革来形成新的优势。

第三要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的高端生产要素进一步汇聚,同时也在国内形成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创新。

最后,我们要发挥大国经济的新优势,主动塑造国际环境,为中国未来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经贸环境。

总之,面临新的变化,我们需要把握好新的战略机遇,应对好新的挑战。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财经》年会2022:预测与战略”11月27日-28日在北京召开,论坛聚焦“巨变下的共识重建”。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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