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暖化政策实施速度很关键，转型过程中需要新能源。大宗商品市场尤其石油天然气市场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和波动性。相对而言，可再生能源更安全、更有保障。中国新能源发展很有前景，如何将此进程在中国及全球加速推广，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维持人类社会安全繁荣发展之路。”12月18日，法国前气候变化大使、欧洲气候基金会首席执行官Laurence TUBIANA在2021年“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
Laurence TUBIANA强调道，地球环境正处于迄今最暖的阶段，我们必须要去遏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避免未来更具灾难性后果。二氧化碳排放必须能够尽快达峰，在2030年尽量能够达到中和。格拉斯哥很多宣言或许还是停在讲的层面，还是要确保真正的能够落到实处，实现零碳，而不只是停留在零碳的话术上面。
中国走在了气候治理的前沿。Laurence TUBIANA表示，《巴黎协定》签署改变了这个世界，提出把全球变暖升温幅度控制在1.5度以下，在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保持世界安全，如果没有中国的领导这个成果也是不能达到的，这种国际合作确实非常必不可少的。
“中国也是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IPCC8月发布的报告之后，9月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言表示中国将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是《巴黎协定》之后非常实在的成就。”她说。
她还指出，欧盟也提出了到2030年达到减排55%的目标。COP26之后百余国家也面对逐渐减煤的目标。格拉斯哥会议之后还有很多积极迹象，虽然我们面临一些未知的挑战，但是各个国家确实他们正在采取行动，他们也同意明年的COP27上再次评估国家自主贡献，进一步加速我们对于巴黎议定书的落实。
《巴黎协定》是建立在互信和履责的基础上的，未来几十年我们还要依赖这个基础继续推进合作。其实也看到了在电动汽车领域也是如此，电动汽车在中国和欧洲都在蓬勃发展，值得关注和展开对话的领域。另外，中国欧洲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生态转型的经验的交流。当然对于这种转型大家有很多的焦虑，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进行这种交流。
同时，中国跟美国的合作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碳排放、新能源的转型等等领域都有这种合作，同时还有共同的市场可以提供能源，以及碳中和、碳交易市场。另外也能够消除一些不利的影响。比如，格拉斯哥最后的文本当中，第一次提及了煤炭问题，提出了全球要逐步减少煤炭。中国美国也有一些很强有力的积极的迹象，显示了气候变化在外交当中的作用，而且美国中国进程当中仍然还是有一个合作的机会，
Laurence TUBIANA认为，中国碳达峰以及中国具体制定的碳达峰的时间点，以及IPCC的目标其实是全球实现碳中和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另外，这个也符合中国实现高素质高质量的发展的目标。从全球来看，欧盟委员会日前公布了“全球门户”计划，拟在2027年前在全球范围内投资3000亿欧元，能够帮助减少对于这些煤炭项目的资金支持，也可以支持“一带一路”项目的发展。
在谈到可持续金融分类方面，她表示，这一分类清晰地归纳了绿色、低碳投资的组成，为投资者提供更明晰的帮助。中国的可持续金融分类80%的程度上跟欧盟分类相当，我们要继续提高可持续金融分类标准。她还称，大国必须要找到解决20万亿气候融资缺口的方法，部分开发银行需要提高对气候的兴趣。如果资金投入面向未来，如提高能效，提供新产品，提供可再生能源方面，就会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她建议，世界各国要加强针对应对气候变化计划和措施的沟通。比如，欧盟有绿色协议，中国有“十四五”计划，各国可以把这些计划里面具体内容互相沟通，这样可以实现互相协调，让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和计划实施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Laurence TUBIANA认为，中国是很重要的IMF董事会和世界银行理事会成员，推动世行和IMF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能源转型是中欧合作很好的结合点，中国和欧洲在这个方面可以做很好的合力。
以下为Laurence TUBIANA发言实录：
Laurence TUBIANA：谢谢邹骥先生，很高兴再一次见到你，虽然是屏幕上面见面。非常感谢《财经》杂志的邀请，我非常高兴，只要有机会我常尽量去读《财经》杂志，很荣幸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机会跟我们的听众包括跟社会经济和各方面的领袖在讨论如何进入新的时代。与其从刚刚在格拉斯哥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讲起，我更想回顾今年夏天从洪水到高温的极端天气。这给我们的气候应对能力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八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日内瓦发布了里程碑式的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这份报告反映了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来自66个国家的246名科学家的重要共识，是十分关键的科学文件。这份报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在1.25亿年的地球生命中最暖的阶段，我们必须遏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来避免未来更加灾难的后果。
这份报告提示我们最重要的内容是，二氧化碳排放必须能够尽快的达峰，在2030年实现全球碳排放减半。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1.2摄氏度的全球升温的趋势， IPCC曾预测全球升温1.5摄氏度是一个关键门槛，但是我们已经迟了。当然，机会窗口仍然存在，我们知道如何去做，科学事实也很清晰，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政策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现在关键就是政策实施速度多快。当然了，这个过程对中国来说更迫切，对新能源的需求更强烈。新能源的发展中国很有前景，下一步我们需要思考怎么能够把这一进程在中国以及全球进行进一步的加速推广。
同时，我们对此也是毫无选择，这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维持人类社会安全繁荣发展之路。中国也走在了气候治理的前沿，我记得很清楚，《巴黎协定》时我是法国的特别气候大使，我们签署这个议定改变了这个世界，我们提出把升温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而且在全球在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保持世界安全，如果没有中国的领导这个成果也是不能达到的，这种合作确实非常必不可少的。我也非常的赞赏，而且中国确也是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跟美国的合作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稍后也会讲一下中美合作。
IPCC8月发布的报告之后，9月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言表示中国将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是中国气候领导力的体现，也是《巴黎协定》之后非常实在的成就。欧盟也提出了到2030年达到减排55%的目标。COP26之后百余国家也面对逐渐减煤的目标。格拉斯哥会议之后出现了很多积极迹象，虽然我们面临一些未知的挑战，但是各个国家确实他们正在采取行动，他们也同意明年的COP27上讨论更加长远和严格的目标，进一步加速我们对于《巴黎协定》的落实。
《巴黎协定》机制的成功，与中国与法国当年的成功对话密不可分。我记得当时我们提交了两国政府提交了这些建议的时候，这一机制是《巴黎协定》当中的重要成果。在格拉斯哥在最后的文本当中，第一次提及了煤炭，提出了全球要逐步减少煤炭。
中美之间也有一些很强有力的积极的迹象，显示了气候外交在此时的重要性，这是特朗普政府换届之后的重大转变。在碳交易、新能源的转型等等领域都有这样的合作和宣言签署，我知道中国也制定了很多工具包加以实施。总之，《巴黎协定》六年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需要中国的帮助以获得成功，这个阶段将是以行动、落实，与履责为标志的。格拉斯哥很多宣言在我听来，可能仍只是停在讲的层面，但没有实际的行动。所以我们还是要确保真正的能够落到实处，能够实现零碳，而不只是停留在零碳的话术上面。
《巴黎协定》是建立在互信和履责的基础上的，未来几十年我们还要依赖这个基础继续推进合作。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由于能源价格和能源短缺等各种问题的影响，很多已有的煤炭项目其实也很难退出，有一些传统企业失去了国际的煤炭市场，这会如何影响私募市场？美日德等很多国家都会关心这些问题。同时，美国跟中国是否能够有意愿去合作？我觉得这个在过程当中不光是当前，未来也是很重要的一块。显然中美在更高的外交层面上面保持了联系，彰显了对话的重要性。在疫情前我们还可以面对面的讨论问题和交换意见。一般来说，我都会一年访华两次，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顺利出行了。于是我们这样的讨论和对话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对气候变化做出行动，所有这些提醒我们，有些问题可能不是我们的能力所及，但是气候并不是一个竞争问题，而是关于双赢与合作，合作的精神是在推动持续对话和积极合作中加强的。
对话使得我们能够更可能做出政策干预，在美国欧洲都是如此，我一会也会讲到这一点。同时我们认识到很多未知之处，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合作对话的必要性在大学、金融界、政策制定者之间，以及本地社区之间，包括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和世界其他城市之间均存在，因为对话才能够帮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之下继续向前推进。
我将简短地讲讲欧洲的状况。首先，我相信欧盟的《欧洲绿色协议》是一个具体的路线图，关于一些短期的目标，以及具体行业的目标来应对气候变化，在2050年达到“气候中立”目标。鉴于欧盟在包括能效标准等内容上长期走在世界前列，这个路线图也制定出了一些国际标准。在电动汽车这个方面即如此。电动汽车在中国和欧洲都在蓬勃发展，值得关注和展开关于标准制定的对话。另外，中国欧洲在很多地方都在经历生态转型的经验，对于这种转型大家有很多包括能源价格在内的焦虑，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进行这种交流。欧洲和中国的合作为世界气候外交提供了广阔舞台，包括对G20来说都特别重要。中国的双碳目标跟《欧洲绿色协议》其实都有同样的一种发展框架，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有些时候这个进程可能不是很顺利。但是中国欧洲的合作也可以成为一个世界所需要的稳定剂。
在地缘政治领域，零碳目标已达成广泛共识，我们必须押上全部赌注。从欧洲能源危机当中我们也能学到一些东西，在全球高气价背景下，欧洲通过寻找低碳替代能源，避免了气价的不可控上涨。在这样的危机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零碳的重要性，与IPCC和科学论据保持一致的重要性。中国的碳中和目标非常值得赞赏，尤其在上周举行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面，提到了中国对二氧化碳排放，以及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目标。
中国碳达峰以及中国具体制定的碳达峰的时间点，以及IPCC的目标其实是实现全球零碳的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另外，这个也符合中国实现高素质、高质量的发展的目标。我想分享一个欧盟与中国类似的具体工具包，欧盟委员会日前公布了“全球门户”计划，拟在2027年前在全球范围内投资3000亿欧元，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对于这些煤炭项目的资金支持，也可以支持“一带一路”项目的发展。
另外再讲一下可持续金融分类。这清晰地归纳了绿色、低碳投资的组成，为投资者提供更明晰的帮助，这是一项也响应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讲到过，中国的可持续金融分类80%的程度上跟欧盟分类相当，我们要继续提高可持续金融分类标准。我和其他同事正在共同推进中欧可持续金融分类工作，比如希望将天然气相关内容加入，希望短期内能实现。另外一个非常迫在眉睫的工作，就是怎样应对贸易的保护主义。最近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召开了一场以明年德国担任G7轮值主席国为背景的讨论会，我们讲一下怎么合作达成零排放，开放更好的合作机制。碳边境税对防止“碳泄露”至关重要，因为碳的价格纳入食品价格里面了，重工业不再拥有自由碳排放配额，目前的碳价格已经达到了欧盟历史最高峰，每吨近100欧元。共同脱碳、采用新技术，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好像做的有一点过了，不同的贸易伙伴像中国跟美国的贸易伙伴他们意愿不是特别强，我希望我们可以加强对话。
我希望在明年于希腊召开的COP27上，看看怎么样基于经验增强愿景，实现升温不超过1.5度的要求，另外我们也非常愿意给一些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格拉斯哥会议里面有一点是对这一目标的积极支持，即我们慢慢的减少对于煤炭的使用。比如说在南非我们有85亿美元的支持能够让他们当地的电厂能够进行一个转型，欧盟和中国其实在这个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讨论空间，有些时候我们的问题是类似的。我们要在印度尼西亚、印尼、越南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进一步研究，也考虑对其他市场提供支持。尤其是目前在疫情的大环境之下，不同的国家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困扰。今年我们欧洲气候基金会提出了一个报告，讲到了我们如何通过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为47个项目提供支持，总资金金额达到1.9万亿美元，每年对GDP贡献达到了830亿欧元。
当然我们看到了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很快走出新冠疫情，这需要更多的经济体开展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知道我们目前基于疫苗的经济复苏其实非常分化，不同国家情况不一样，全球层面来讲我们也看到了，在2020年9500万人因为新冠疫情陷入贫困状态。当然我们也有解决方法，我们希望这个方向上面发展的更快、走的更快一点。
比如说我们有绿色的增效增速。作为中国长期以来的好朋友，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告诉我们，从投资来讲，我们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带来三倍的支持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投资可以帮助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
复苏的具体性质取决于我们如何很快走出疫情及疫情对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气候合作的精神将会在未来进一步得到验证。在格拉斯哥我们看到了面向未来的方法，气候领导力不可或缺，尤其我当我们看到气候行动变得越来越迅速，信任可以作为我们共享的基础，在全球开展气候治理方面的努力。再一次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今天的活动，希望跟大家展开交流，特别是与我的老朋友邹骥教授开展交流。
以下为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与法国前气候变化大使、欧洲气候基金会首席执行官Laurence TUBIANA对话实录：
邹骥：确实，您的演讲又让我想到了我们的长期合作，在缔结“巴黎协定”过程中法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合作，我们在工作层也开展了很多合作。谈判成功后，我们又都转到气候变化慈善界工作，您去担任欧洲气候变化基金会的CEO， 我转到能源基金会任CE兼中国区总裁，继续致力于实现我们共享的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在今天财经论坛这样一个很不错的场合之下，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回应一下您刚才的演讲。确实刚才您讲到了国际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信任。现在我们遇到了这种地缘政治关系格局的一些紧张局势，同时全球范围内我们目前还深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这给全球气候合作肯定会带来难处何挑战，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下继续保证气候方面的国际合作并持续提升气候合作的发展大势，我想问一下您个人对此持什么想法？
Laurence TUBIANA：确实做到这一点还是有难度的，就我个人来看，在整个欧洲，我们担心如何能够有效的应对新冠疫情，以及全球经济的衰退，这不仅是欧洲，在非洲、拉丁美洲等不同的国家都面临着经济下滑的情况。而问题在于政府应该认识到有一些出路，企业也会找到一些出路，你看看有一些具体的复苏计划。其中，20%的计划涉及怎么样为未来做准备，为我们实现绿色的复苏。就像刚才所讲的，我也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如果把这个资金投入到面向未来的准备，比如说提高能效，提供新的产品，提供可再生能源方面的话，我们就会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你这个问题之前也被提了很多次了，实际上也是为什么要发展生态文明、要绿色复苏，我们应该为未来做好准备。就欧盟的复苏投资计划而言，比如说有5%将用于面向气候变化的能源投资，这个比例是不够的，下一步资金的支持应该百分之百面向未来，要把数字经济跟气候经济两者完全结合一起才可以。
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只是看短期解决方案的话这个表述是不合适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了大宗商品市场尤其油气市场的很多不确定性，很多价格和供给的波动性。其实我们要搞可再生能源才是更加安全更有保障的，这个才是应该选择的投资方向。
我们需要在全球层面和所有经济体开展对话，找到绿色低碳复苏更好的解决方法，然后让政府就确保他们不会沿着相反方向发展。现在政府其实不太确信，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太不确定了，不愿意走这一条路。
邹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减排力度目标及其具体实施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全球多边层面我们一直存在这样的对话，要么强调减排力度目标，要么强调对目标的实施，长久以来这个一直是核心话题，最近的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上也激烈争论了这个问题。我们理解，很多西方同事从纯粹的气候科学出发是把这个力度水平与气候变化的紧急程度联系在一起的。
我也知道我们看问题有不同的角度，一个是科学的视角，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视角，我也观察了整个的谈判的过程，有两种声音。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提升我们减排力度的水平，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谈提升减排力度目标，还要看具体实施的进展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才行。所以我想问，我们如何能够在减排力度目标和现实的实施之间形成某种平衡？我们要牢记一点，如果我们实施的更好，执行的更好能够带出更多的证据，然后这些证据给到决策者，政策制定者，说服他们，你们看看这是我们在技术和市场上面取得的实实在在的进展，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更有信心，他们也会在程序上面更加符合巴黎气候协定，符合联合国的具体要求，这样未来我们才有机会进一步提升我们减排力度雄心水平。
我想请您看看在我们的减排力度水平和我们的具体实施之间有什么办法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
Laurence TUBIANA：确实，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你也知道一直在这个方面我都是非常积极的表达我的主张，有很多政府公布的一些方案，这些方案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不确定性，我觉得不应该提供这些根本没有实施计划的方案，有些国家有些公司他们肯定愿意去会说先稍微等一等，你先把这些行动实施之后看看结果怎么样我们再做出决定。
我也知道中国一直以来是说得少做得多，是这个方面的典范，当然这取决于相应的政治体系，取决于不同的参与者是怎么样调动的，怎么样凝聚在政府政策之下开展行动，我们了解到这个政治体系可能有所不同。
另外，就是我们非常密切的讨论了到底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一个方面我们讲到了取得这些成绩的透明度，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取得这些成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挑战和困难。在这个影响下我们怎么样做决定？比如说过去四年算是浪费了，因为美国政府是特朗普当政，还有一些国家倒退了，例如在澳大利亚和巴西。你看看这些国家他们对于气候变化的贡献确实在倒退，明年我其实希望不同的国家能够去尝试着去解释一下他们这种短期的一些政策，短期的计划带来的成果，这样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兴趣，因为现在很多国家没有这个兴趣。
我们有自己的目标，我们有它的实施方案，我们很多时候在讲的比如说投入投资方面我们做出的承诺这个方面比较积极，像中国在过去的这个应该是过去四个月里面中国排放已经下降了，比如说这个针对某一个特定的行业领域，我们可以分享这些信息。据我来看，我们应该由中国跟欧盟的对话。再比如说我们欧盟有这个绿色新政计划，中国有“十四五”计划，把这些计划里面具体内容讲一讲，这样我们可以协调一下把我们的这个雄心和我们的这个计划的实施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其实我关注的就是怎么样更好的实施，你看一些公司还有地方政府当局，每个人都要很精确的讲一下我们怎么样实施的，这一点就可以提供我们现在所缺失的可信度。
邹骥：确实我们需要有效的沟通，尤其疫情情况下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线下沟通，没有办法到处跑了，您应该两年没有来过中国了，其实我也是一样，不方便去其他国家旅行。
所以您说的很对，我们也要精心组织一些结构化的对话，另外我们知道法国即将担任欧盟主席国，德国也将担任G7的主席国。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在2022年的时间里，法国和中国，或者法国代表欧盟和中国之间，以及德国与中国之间能够进行怎样进一步的磋商和接洽，怎么样能够通过双方的接洽，为全球的气候治理以及气候合作方面的发展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势头，能够促进这些主要的大国能够更好的去达到他们设定的目标。
Laurence TUBIANA：这个问题很好，我知道从欧洲跟中国的角度我们来看气候的问题应该怎么样是一个具体的合作议题，或者说具体怎么样纳入到所有的双边关系当中。而我也当然听到了很多有关的发言都讲到了包括中国的王毅外长，其实巴黎议定书之前我就认识他了，我都理解他们的观点，反映了很多对气候问题的关注，我们可以有很多这种合作的角度，包括从贸易的角度，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讨论。
所以，我看来在这些的问题上面，包括法国当欧盟主席国的问题，会有很多重要的意义，因为可以推动绿色协议、绿色新的法规，以及更多的一些电动汽车的标准，能源效率的标准，所以法国有很多担任主席国可以做的议题，同时我们可以去关注中国同步做的一些事情，因为有些行业我们合作的非常好，在这些合作基础上我们要加强协调，我们希望能够某些标准上面做的更多并同步互相沟通，这样可以解决很多贸易的问题，这是其中一点。
我要强调标准的重要性，标准其实可能比贸易议题本身的意义还要更大一点，从欧盟这一端看，与很多中国法规的统一和协调相关的讨论很有意义，这些都可以包括在我们部长级的对话里。这里面很多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很有兴趣，我们其实可以进一步强化对话，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比如说核算系统，还有税务和会计分类这些方面，其实对于全球经济都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其中一点。G7工业国也看到了德国政府在讲气候联盟，气候俱乐部这样的一些话题，其中一个因素很重要，在G7当中，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兴趣，其实就是推动气候融资，一些大国必须要在这个方面找到一些解决方案。我们有20万亿美元的缺口，我们要想办法找到资金。所以有些开发银行需要提高对于气候的兴趣。
在我看来，中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IMF的董事会和世界银行的理事会的成员，推动世行和IMF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能源转型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点，中国欧洲这个方面可以做很好的合作。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在G20的印尼会议上可以有很多的合作点，我们可以集中在这些标准的统一，包括能够提高贸易的质量，以及特别在金融方面的推进，这些我觉得都能够进一步在未来六个月到一年推进双方的这种合作。
邹骥：谢谢！我听到您是把碳中和跟主流经济发展话题结合结合起来了，同时在全球经济层面，比如贸易和金融环境层面与碳中和结合在一起了，这个会使得我们的讨论更加全面和宽阔，而且我也看到了这个里面有大量的机会，也有许多新的合作的领域，特别包括了欧洲和中国，肯定也包括美国了，这样几个大的经济体，都在从疫情当中走出来，所以我们还有比较困难的一些问题，包括经济的通胀问题，包括能源价格上升的问题，以及经济稳定的问题，就业、安全等等。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确保一方面我们能够采取行动来实现经济复苏，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去确保我们朝着一个碳中和的方向迈进，这个会有一些新的话题需要我们这种对话。
但是，我很不想打住，但是时间确实到了，今天只好先谈到这里。但我坚信我们未来肯定会有其他一些对谈的机会，我们可以深入的展开探讨。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