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于他人而言可能是需要锻炼才能形成的特质，在郝景芳身上却有一种自然天成。这一点并不是因为自律，而是在于她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和想做的事。她说：做自己想做的事，享受其中，就不需要特别的约束和强调。她的与众不同还体现在从小就想去解决世界上最难的问题。这也成为她日后人生的主要方向。

“不以得失来评判，做自己该做的事”，是她长久以来笃信的价值观。这促成她更从容地面对自己想要去解决的所有难题。从北大中文系到清华物理系，到清华经管博士；从科幻小说作家到童行书院创始人，她的每一次转变都肩负着她的人生诉求。这个诉求并不是短期和简单的，在历史的坐标轴上他们都比较宏大、长远且复杂。她能够将具体而细微的事情做好，但似乎更大的舞台才具备足够的广度，容纳她想要完成的人生梦想。

虽然她是著名雨果奖的获奖作家，但是教育公平问题是她当前锚定的努力方向。她说要用科技的手段，最大程度的推动教育资源的公平。

尽管元宇宙的技术突飞猛进，但是与之相关的法律和伦理，一时间还不能被考虑到。然而，在童行书院，已经有具体的方向和方案将元宇宙的虚拟世界技术应用于课堂和学习过程，我们看到：郝景芳“做自己想做的事，解决难题的初心”一直在延续。

HBRC :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您在青少年时期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是什么促使您思考人生价值？他们如何帮助您塑造了让您受用终身的信仰？

郝景芳：我想可能我比较特殊的一点是：从小就想去解决世界上最难的问题。比较小的时候就感知到自己的一些天赋高于他人。这一点可能是比较少见的。

我的父母是大学教师，他们完全没有给我提前教育，但在大学其他老师的孩子们中间，我学东西都是最快的。幼升小入学考试，当时我属于低龄上学，比同班同学的年龄也都小一些，但面试的时候，老师说，有一道算术题，只有我做对了。小学的一次特别难的期中考试，也只有我一个人得到满分。这让我意识到：我的天赋还可以。

在传统的教育中（没有接受过物理竞赛、数学竞赛等专项的训练），我的成绩一直都还可以。我就会想：到底我能解决什么问题。大概在小学三年级时，我开始想当天文学家。去解决一些困难的、解不开的问题。这是比较早就有这个念头的。

促使我有这样的思考，和我的阅读有关，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喜欢看科普书、科学画报，以及《十万个为什么》，这些是梦想和人生价值的启蒙。

初中时，开始思索人生意义。初中我们班有一个“文学俱乐部”。我们在一起读很多书，然后思考讨论关于人生、世界一些大问题。初中孩子是最文学青年的，会非常纠结于人生价值的问题。比较多地思考：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谁，以后要干什么等等。

从价值观层面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小学五年级时看《悲惨世界》，对于芳汀的死十分难过。共情能力强是我的一个特点，从小就比较强烈地表现出来。

HBRC：您如何看待当下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郝景芳：可能部分家长对儿童的认知会有些偏差，比如觉得孩子应该朝气蓬勃，这是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一种来源。实际上，孩子必须可以有小懒散，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这些情绪必须从小就能展现出来，并且能够排泄掉，就不至于积累到抑郁和自杀的程度。每个人身体中的贪嗔痴怨，都需要被真实客观地面对。

最好的情况是说，很多事情一切顺利，人们可以靠各种各样人生得意的情绪去化解负面情绪。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随时随地春风得意，所以，要求所有人总是保持朝气蓬勃，这事本身就容易让人陷入情绪危机。

父母如果不能在所有时刻都站在孩子的情绪旁，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影响情绪的事。父母如果能够试图共情地站在孩子身旁，该积极向上的时候积极向上，很负面的时候，可以陪他们负面下去。允许孩子们有一个正常的抒发情绪的出口。他们才能从极端负面情绪中走出来。当然，这个过程因人而异，有的时间会特别长。

所以，对于父母的建议是：第一，从小看见真实的孩子，要去感受和发现他是什么样的孩子，而不是规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第二，感受他的真实状态，真正的理解他们的情绪，这样才能够陪伴孩子们正常度过青春期。

HBRC ：您的人生信仰有哪些？以您的人生历程为鉴，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现在的青少年，启发他们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郝景芳：我的人生信仰，第一就是说，不以得失来评判，做自己该做的事。如此，就不至于被得失所击倒。在做事之前我总是知道：做这件事是因为我想做，没有好的结果也都是正常。把一切结果当成正常，先接受，再按自己的行为原则做事。

HBRC : 从北大中文系到清华物理系，到成为清华经管博士；从科幻小说作家到童行书院创始人，是什么样的自驱力和学习能力支撑这样的转变？在不同的阶段，您想完成的使命是什么？它们实现了多少？

郝景芳：我原来一直想成为一名学者，解决一些世界大问题，比如说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不能统一在一起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会给我带来特别大的愉悦感，对自己很满意。这是我很长时间的驱动力。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并不擅长解决纯物理问题。我看到很多更加天才的物理少年和校友们，他们的抽象能力、逻辑能力等等比我更好。所以我会觉得说，可能解决纯物理的大问题不是自己真正该去追寻的，后来就换到经济学，期望用一些简单的原则和数学模型描述人类的经济社会。

我尝试过一些不同的领域，一个是财富分配，一个是经济史，这些领域有一些初步简单的小成果，但没有发表是因为要想真正把它做精细，做完善，还需要很多年深耕数据，并不是在博士期间做博士毕业论文就能完成的，所以当时博士毕业论文选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小题目，但也是用了数学、物理模型、引力模型去做国际贸易数据。

博士毕业后我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学术环境，能让我踏踏实实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能找到的工作大多是针对特别现实短期的问题，比如说研究今年经济增长的增速，PMI指数等等。这些课题我也做了不少，包括城镇化，也能做得下来做得好。

但是我会觉得他跟我想解决的问题还不太一样，所以后来我在工作中，就会注意教育公平问题。教育公平问题其实是人类社会整体财富公平问题中的一环。财富分配不公平，资源不平均，一些人的教育资源就比较差。与此同时，教育资源差，又导致财富分配更不公平。所以我就会觉得：想要通过一些行动来解决，用一些科技的手段来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这个问题本身意义足够大，我又刚好能够去做，能力在这个范围，所以我很想去往这个方向努力。

HBRC ：作为一名科幻作家和教育工作者，如何在物质极大丰富，又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能力平衡资源，让更多受教育者受益？您希望通过哪些方式改变世界？

郝景芳：首先是用一切可以用到的最前沿的科技手段。其实科技最主要的力量就在于提升效率。手机移动互联网，已经算是我们当前的一代科技，甚至是有点要过时的科技。但即使是简单的手机互联网，我们也能用最高的效率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们今年在网上做乡村教师培训，用自己建立的微信社群班级，培训到了近100位教师。接着我们将培训课内容交给合作方，他们培训的老师至少也有几百位。这样的方式虽然不算高科技，老师们接受培训的效果也可能不如线下培训更有深度，但是在平常没有培训机会的老师中，我们课程所教给的教育方法、思想理念和课程都还是比较新的。能够做到这一步，就已经比他们的日常有了一定的增量了。

之后，我们就要用更新的方式带来更大的增量。比如我们在做APP课程时，用的是虚拟引擎，所以，我们在进一步拓展，把APP课程拓展成一个真正的3D虚拟学校。这样，我们就既有线下落地的教室，也就是科学教室，也能够帮助师生通过虚拟教室去探索。

另外的一个计划是做线上的真正的虚拟学校，学生登录后可以自由学习。这些科技相对来讲会比较前沿一点。虽然实现有难度，但是因为我很想做，所以两年前，就从能够做这样一个虚拟学校来搭建技术设计团队。

HBRC ：长期主义、乐观主义、理想主义和进取心和您目前在做的事情有多大的关联？您觉得这个组合还需要增加哪些现实的元素，来帮助人们实现长久的发展和不断的进化？

郝景芳：资源。我们其实现在主要就卡在：缺乏资金去实现想要完成的规划。因为目前我们想做的事情，都是比较超前的；能理解这件事的投资人几乎没有。比如两年前我就展示过要做一个线上虚拟学校，但根本没有人去理会这件事。今天说这叫元宇宙，大家才有反应，包括我们现在做元宇宙学校，做这些实际落地的内容，也还是很多人看不懂。所以我们现在的困难就还是缺乏资金支持。

对于元宇宙而言，三年硬件、三年软件、三年应用。所以，元宇宙现在还处在投资人只投硬件的阶段，还没有到投软件和应用的阶段，我们需要再等待。任何技术如果不搭载真实需求，就没法落地。

HBRC : 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科技的发展会将我们带入更广阔的世界，人们需要怎样的梦想力、执行力去实现科技和人类的和谐共生？在那个新世界，我们需要构建怎样的新平衡？

郝景芳：目前我们整个的伦理也好，法律也好，都没有真正能考虑到未来这个时代。比如说，现在已经有一些团队，能够从视频和语音抓取的线索中，去模拟一个人。再比如，只要网上的视频和语音资料足够多，就可以在虚拟世界中，虚拟出特定的人，这其中的法律风险——“人格授权”——就成了需要考虑的问题。

人格授权一方面是说授权给别人，去做跟授权人相关的一些新节目。比如说，用我的形象，给孩子们做讲知识的新节目。用形象和声音还比较简单，但如果加上人工智能技术。做出一个虚拟人的形象，并且可以自动应答，自动反应做决策和判断的话，涉及的就是更大的伦理问题。

对于虚拟人而言，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真实的人能授权虚拟人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果虚拟人说了一些，做了一些错的事情，责任在谁？是在技术方还是在虚拟人连带的真实的人，还是说虚拟人本身能够去负一定的责任。这些都还没有真正的，从法律和伦理约束的角度给到足够多的考虑。

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是我们曾经聊过的一位企业家。他很支持数字人格，他觉得如果有数字AI人格模拟了他，他会非常愿意，而且会希望在他死后，数字人格还继续替他在股东会、董事会占据席位，永远替他掌管一些事项。

对于数字人格，尽管法律层面还不会开始认真地讨论，但技术层面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突飞猛进了。所以未来推出新的应用时，会发现我们的伦理和法律没有跟上。另外，那些没有真人在背后的纯虚拟人，就是所谓的NPC，一旦有了AI技术支撑，他们也可以做行为反应。如何去管理纯虚拟人，就成了另一层社会管理了。

HBRC ：可否具体说一下童行教育正在落地的有关元宇宙技术的事项？他们会解决什么问题？为教育行业带来什么？

郝景芳：我们在落地的事情有几个。实际上，两年前童行书院做的App就是以虚拟引擎为技术，在此基础上，我们想做一个升级版应用。这个应用允许小朋友登录后，可以和老师互动，也可以彼此互动。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虚拟形象Avatar，他们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探索。

目前，我们已经做了一些Demo，比如在虚拟世界中跑来跑去，爬山，跟老师对谈等等。接下来，是真正开发出学习型应用。除了可以玩游戏比如打雪仗等等，还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做科学实验，尝试不同的乐器等。就是做成一个在探索、玩耍中学习，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虚拟学校。目前，我们的技术上已经初步能够做到了。目前限于资源，没有特别的完善。

另一件事，是把一些虚拟的教室结合到科技教室落地。在线下科技教室中，用上大屏，甚至互动屏。这些大屏幕在线下的教室中，可以呈现出线上3D虚拟教室，比如虚拟的科学实验室，天文教室或者物理教室、化学教室、生物学教室，甚至火箭教室，观察火箭的构造等等。

如此，就可以通过科技的力量，让更多条件比较差的学校，能够获得很丰富的学习资源，而我们只需要做3D建模和一些互动的学习内容就可以了。线下落地的这个科学教室方案，我们现在也在做。

HBRC ：童行书院目前的运营情况如何？去年年底的教育双减对童行书院有哪些影响？

郝景芳：目前我们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to C的线上售课，支持研发团队和运营团队的基本运行。如果想要高收入，需要很大的流量资源，但也需要支付相应的流量成本。所以，按照我们现在的流量资源和增长速度，我们就都只能留下一个最基础的研发团队，很多事情，包括很多合作的项目，也因为团队工作负荷过大，而不能承接。如果我们的资源比较多，比较好，研发团队就可以扩容些，我们就能够完成更多的事情。

教育双减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更不好融资。虽然说这一轮针对的是应试教育，但大家会认为素质教育也是迟早的事，即使允许开办，也是非营利性，如此就更不能吸引投资人投资了。

所以我们现在融资非常困难。当然现在跟元宇宙产生关联，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但目前元宇宙这一轮还在投底层技术，之后才会着力去看其中的应用，看谁家的元宇宙建设更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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