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加速推进ESG 如何强化公司ESG信息披露？

ESG理念正受到中国投资者追捧。随着ESG标准作为投资决策的必备参考指标，上市公司商业价值的体现将受到市场的重新审视。

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成为关键看点，很多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过程中还未走出狭隘的视角，投资者也存在些许认知误区。中国资本市场加速推进ESG之际，哪些领域有待挖掘并能有效推动公司治理，赋能企业商业价值呢？

中国ESG投资体系建设历程

纵观我国ESG监管及投资体系建设历程，相比于发达国家市场起步偏晚，特别是A股市场对外资加大开放力度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提升了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重视。

早在2006年，上交所、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原环保部在部分地区开展以企业环境行为为评价因素的试点工作。次年，上交所要求“上证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等发行主体披露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

到了2012年，原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同一时间香港交易所出台《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2014年我国正式出台《环境保护法》，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公司披露污染数据、政府环境监管机构公开信息提出明确规定。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7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2017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绿色债券评估认证行为指引（暂行）》，2018年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绿色投资指引（试行）》。

可以看出，中国市场早期的ESG投资理念更偏重E（环境保护），以绿色金融作为突破口倡导理念的落地，因此陆续出现了绿色信贷、绿色产业基金、可持续证券/股权投资基金。

2018年开始，一些国际ESG评级机构正式纳入A股并进行ESG评级，由此ESG投资在中国市场开始深化，并有效带动中国公司加速融入“全球投资秩序”。此后，监管层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确立了ESG信息披露基本框架。随后，国内首支ESG指数-中证180ESG指数发布，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中国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研究报告》。

2019年，上交所新设科创板并要求上市公司需要披露ESG信息。2020年，中央政策层重视程度再度抬升，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2020年7月1日，香港联交所修订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及相关《上市规则》条文正式生效，其中规定ESG报告需在财年结束后5个月内发布，进一步要求公司董事会更积极地参与到ESG风险的识别、评估，对量化数据、数据统计方法一致性等有更加具体的披露要求。

202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提出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需要遵循的原则、披露的形式、内容要素以及各要素的原则要求。

数据显示，近50家中国内地机构签署UN PRI准则（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这是2006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布,由全球各地资产拥有者、资产管理者以及服务提供者组成的国际投资者网络。

公司治理（G）是基石

ESG投资的出发点是对长线投资价值观的体现和完善，投资者可将非财务类指标纳入到投资决策过程中。表面来看，上市公司为了符合ESG披露要求，承担一定合规成本，将非财务数据对外公开，甚至引发股东对盈利数据、股价走势的影响。

然而上述论调只是部分短线投资者的相对狭隘视角，ESG指标与上市企业中短期财务表现并非负相关，亦不是股价走低的触发因素。

中国经济的内在结构正在持续转型，正在逐步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已经告别了纯粹追求高增速的发展阶段。随着A股市场IPO供给量放大，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可容纳更多上市公司，价值型上市公司将脱颖而出，扮演“资本壳”的上市公司将逐步遭到淘汰。

更为重要的是，ESG理念中，公司治理（G）扮演基石的角色，因此管理层治理的有效性直接决定着社会责任和环保责任的履行。因此，观察公司治理，要从管理层的战略思维、公司制度、公司治理舆情等维度触发，还要细致观察管理层薪酬、股权激励的覆盖面和激励计划收益，以及公司团队（董事会、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性。

治理层面还有更加微观的维度，比如性别平等、普通员工薪酬结构与激励机制、员工离职率等。可以看出，公司治理是决定着一家公司是否能长线发展的“上层建筑”因素，这也将构筑公司股东们的信心来源。

ESG策略不仅仅关注投资回报，更重要的是关注投资所能创造的深度商业价值，在这种正反馈作用下，上市公司按照ESG标准去运营实体业务，最终能够正向反馈给各位股东，深度体现股东群体的长期利益最大化，最终为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ESG是赋能企业商业价值的路径，是“长期主义”经营与投资理念的表达。

中国本土ESG理念有待激发

从投资端角度观察，中国ESG主题基金管理规模快速增长。据彭博数据，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ESG、社会责任及环境友好基金，受托管理资产规模已达19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273亿元），相较2020年同期的资产管理规模增加近一倍。

虽然管理规模增速明显，但投资者对ESG的接受程度还处于初期阶段。据中国基金业协会对国内基金机构的调研显示，绝大多数基金管理人还未将ESG选股标准纳入投资决策体系，或制定了相关ESG投资策略，仅有不到10%的投资者采用了ESG投资决策流程。换言之，未来投资者可以将ESG因子充分纳入选股模型，并全流程使用ESG标准进行投资决策。

再看企业端。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目前ESG信息披露处于“半强制+自愿”的方式，ESG信息披露的频率、范围和质量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沪深两市发布ESG报告的公司数量占比不足25%。其中，沪市披露情况好于深市。673家沪市上市公司（占沪市33.96%）与433家深市上市公司（占深市17.38%）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A股中金融业披露情况最为良好，制造业中上游环保重点关注行业披露率较高。

拆分来看，制造业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低于20%，且上游企业披露比例高于下游企业。主要原因是上游企业多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黑色系等周期类公司为主，属于环保领域最受关注的企业。

国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更重社会责任（S），通常忽略公司治理（G）因素。这直接造成信息披露中，以公益慈善为主的“社会责任实践”占据大量篇幅。但很多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不够全面，S部分涵盖的内容其实非常广泛，还涉及员工层面（员工待遇、员工安全等）、上下游关系、债权人和同业（债务和合同违约、企业信用关系等）、人力资本、产品责任（产品安全和质量、隐私和数据安全等）。

总体来看，上市公司过度偏重社会责任的披露，直接影响着投资者对ESG信息的获取难度，也缺乏相对独立的ESG第三方鉴证服务。

推进ESG信披的建议

1）ESG信息披露标准要明确统一

ESG信息披露的核心就是标准问题，政策层和监管部门需要明确统一合理的信息披露标准。不仅让监管部门有理可依，同时也能让实体经济企业和投资人做好投前投后等管理环节的沟通。中国市场未来需要建立“中央政策层→→市场监管机构→→交易所”的政策传导机制，确保ESG信息披露标准要明确统一。

对于ESG信息披露标准，最重要的就是数据，要体现精确性、及时性、完整性，相关数据在所属行业内具有可比性，在横向维度上做到数据计算的一致性，亦能在发生大型事件之际能够第一时间向投资人披露具有价值的信息。

海外发达市场有明确的披露要求。据研究报告显示，英国伦敦交易所对ESG数据有严格的约束机制。比如：规定企业应该建立内部评估系统以评测现有系统支持数据收集的能力；再如：规定企业建立强有力的内部保证流程，ESG数据的披露应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监督或在其治理下进行；又如：建议企业考虑独立第三方认证，以体现数据和信息的公信力。

未来我国可加大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ESG披露要求，比如对员工的数据披露中可以细化为员工流失率、临时员工比例、员工培训时间、女性董事数量、腐败罚款、社区投资参与度等等。对于周期性行业，披露指标可以细分为不可回收废弃物、可回收废弃物、危险废弃物、氮化物/硫化物排放量、易挥发的有机物质排放量等等。

2）上市公司尝试“局部试点”，试水旗下机构披露“碳足迹”信息，以循序渐进的模式完善ESG披露

今年7月份，国内某股份制银行的华南地区分行发布《2020年环境信息披露报告》，成为首个公开发布环境信息披露报告的全国性银行重点区域分支机构。这家机构以“局部试点”的路径，披露旗下地区性分行的ESG报告，实践着循序渐进的披露路径。

这个报告有多个关注点，比如：该银行设立绿色金融业务委员会，由行长担任委员会主任，负责集团绿色金融业务的统筹规划和协调联动，并设立绿色金融专项推动小组，负责集团绿色金融业务的统筹规划和协调运作，并预期至2025年末这家分行绿色贷款余额要达到2020年的三倍以上。

最为重要的是，报告披露了多项碳足迹指标，且非常详细。包括：能源及资源消耗（公车耗汽油、外购电力、办公用水消耗、人均办公用水消耗、办公用纸消耗量、人均办公用纸消耗量）、排放物（硫氧化物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颗粒物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建筑面积温室排放量、差旅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通勤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除了展示上述指标信息，该报告还细致分析了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自然资源消耗、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间接自然资源消耗情况，并展示了经营活动环境影响的计算方法，并提及分行产生的餐厨垃圾、生活垃圾经所在物业单位统一收集后清运处理情况。

对于投资人来讲，一家银行的投融资信息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这家分行详细披露了绿色贷款余额及占比、绿色贷款支持的项目环境效益、持有绿色债券余额规模等投融资数据。

3）长线基金引领ESG投资，扮演“商业价值发现者”

特别是“碳中和”等热门概念出现后，中国投资者高度关注ESG投资，大量公募基金陆续推出ESG主题基金。

但投资者存在一定误解，所谓ESG标准投资，会造成投资标的锐减，基金经理会受到限制并难以选择真正有成长性的公司。造成这种认知误区的原因是国内ESG评价体系亟待完善并需要有效传导至资产管理机构。随着居民财富向权益资产不断转移，大型公募基金应当承担这个ESG投资重任。

目前，公募基金界已经推出众多ESG主题的产品，但多以环保行业、新能源新材料基金为主，多数属于“泛E基金”。第三方数据显示，“泛E基金”中材料和工业行业的合计占比大多在70%左右。可见，目前ESG主题投资过度强调环境因素，而忽略了公司治理、社会责任等因素。

未来中国大型基金要更加聚焦企业的社会责任，并用“放大镜”观察公司治理结构是否能创造长线价值。

可采取如下路径：第一，资管机构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建立严格负面清单的投资标准，以治理因素为基础，延伸至环境、社会责任，进行严格的负面剔除。比如可以做到特定子行业剔除（烟草、军火、煤炭发电），并剔除严重违反运营道德规范的公司，比如曝出侵犯劳动者权利（拖欠工资、随意延长工时、歧视女性员工、未按照标准缴纳五险一金等）。

此外，当资产管理机构成为重仓公司的大股东后，则要行使股东权利进行ESG监督，或者通过董事会以投票权影响投资对象的决议，试图让管理层充分评估公司运作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潜在后果。还可以通过关注碳足迹强度判断重仓公司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加以控制并营造更加绿色的投资轨迹。

4）完善ESG评价体系，以指数投资作为突破口

国内对外发布ESG评分结果的机构有多种，包括国内指数公司、海外专业评级机构，中国本土资产管理机构、ESG专业服务与信息提供商，以及部分科研院所和公益性组织。

从全球资本市场的经验来看，海外主流指数供应商构建了自身ESG评级框架体系，能够提供给投资者具有公信力的ESG指数，并设有定期纳入和剔除机制，长线配置基金通过ESG指数产品流入成分股公司，能够实现上市公司的正循环。

因此，我国市场的指数供应商和专业咨询机构，也可以发展ESG评级和ESG表现分析，为市场提供ESG参照标准，也能够帮助主流资金进行ESG策略的配置，通过被动投资规模的提升推动ESG投资的标准化发展。监管部门需要推进相关政策落地，推动上市公司自主披露ESG信息，以实现上市企业非财务数据、中长期发展价值的全面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