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稳增长与反通胀将成为中美新动向

来源 | 《财经智库》2022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报告   作者 | 张燕生     

2022年03月17日 15:06  

本文5530字,约8分钟

当前抑制全球通胀率上涨的制度结构性因素皆发生了深刻变化。如老龄化进程加快,中美博弈从合作走向竞争和对抗,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从G20再次回到G7、金砖国家等组织,贸易、金融和生产全球化倒退,宏观政策协调转向各自为政等,都意味着一个通货膨胀的时代正在到来

2022年,世界经济将面对三个重大变化。一是消失了30多年的通胀回来了。这是暂时性现象还是长期趋势?这是否意味着1979年以来全球严格反通胀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将进入一个与通胀长期结伴的新阶段?二是现代经济全球化倒退是基本事实。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收缩、全球数字技术革命实际效应尚未显现。这是否意味着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我们将进入一个类似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世界经济政治动荡期?三是全球强监管、反垄断、保安全已成为天下大势。这是否意味着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将进入政府推动中美博弈和能力竞争并结成同盟体系和国际统一战线的新常态博弈期?我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危中有机、危可转机。

2022年,中美仍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美国采取了超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其首要目标不仅是经济恢复,更着眼于中美博弈。IMF预计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和2.6%。控制通货膨胀将成为美国今年宏观政策的头等大事。进入加息周期将引发宏观名义总量的相应调整,其外溢效应将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国经济。中国应对世纪疫情冲击的政策基调是保持战略定力,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但2021年主要宏观政策实际效应偏紧,教培、反垄断、共同富裕、双控等重大举措推进过程偏急,消费投资、生活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领域复苏势头偏弱。2022年中国经济稳字当头,七大政策组合发力,预计中国经济将保持在5%以上的合理增长区间。

过去30多年全球通胀为何消失?

图1数据显示,上世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通胀率都得到有效控制,通胀率在长期波动中逐步趋于零。

图2数据显示,从1979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采取了严格反通胀的宏观政策组合,如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克尔将货币政策目标从控制利率转向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反通胀,形成经济通缩压力,最终走出了“滞胀”的世界经济困境。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现代经济全球化和IT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时代。一是全球化和IT革命创造了巨大红利,形成了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期。图3数据显示,1990年至2007年全球人均GDP的增速达到1.64%,显著高于国际金融危机以后2008年至2019年的1.31%。二是世界主要国家全球性公司和跨国资本并没有把握住全球化机遇推动知识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转型升级,而是追逐全球化红利和IT革命红利,造成了两次全球资产泡沫,即90年代的科技泡沫和21世纪00年代的房地产、金融泡沫,直至爆发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三是世界主要央行基准利率开始趋于零。

现代经济全球化最成功之处是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地球村”。首先是形成了全球开放格局。在关贸总协定、WTO等多边经贸体系推动下,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快速发展。尤其是东亚外向型经济模式通过对外开放取得显著增长实绩,带动了中国、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巨额低成本劳动力和要素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和国际工序分工体系,造就了相互依存的“地球村”。但主要发达国家并没有把握住全球化机遇,最终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其次是形成市场配置全球资源的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前苏东转型中国家先后推动了市场化改革,逐步形成全球范围内市场配置资源的新局面,增进了全球经济福利。再次是科技创新成为第一动力。90年代以来兴起的IT革命大幅降低了通讯和运输成本,形成了全球综合物流革命和供应链管理体系,构成了全球生产网络。世界经济进入了通货长期稳定、低利率、高增长、不平衡的黄金时期。

贸易、金融、生产全球化吸收了全球通货膨胀压力。首先,贸易全球化吸收了全球通胀压力。如中国改革开放带动2.9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参与了国际大循环分工体系。在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的收益和权益长期被跨国资本严重压低,中国成为全球低成本、大规模、低价格生产基地。这种情况后来同样发生在中东欧、印度、孟加拉、越南、墨西哥等地,释放了巨量劳动力参与国际工序分工体系。表1数据显示,1993年至2008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大于一般贸易,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而加工贸易供应链的控制主体是美日欧全球性企业以及为它们代工贴牌的台港澳企业。其次,金融全球化吸收了全球通胀压力。金融全球化动员了全球金融资源进入全球金融市场体系,但没有将全球巨量流动性资源配置到知识经济、科技进步和实体经济领域,而是投入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在全球金融大鳄的运作下,全球巨量流动性推高了全球资产价格,主要是全球主要股市、债市、期市、汇市及不动产价格持续走高,平抑了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一般价格水平。同时,资产泡沫通过危机出清严重打击了主要发达经济体,造成了全球化净损失群体,成为逆全球化的主力军。

再次,全球新科技革命和生产全球化吸收了全球通胀压力。它创造了一个越来越平的世界经济网络,形成了国际大三角分工体系。主要发达国家的全球性公司处于全球工序分工的头部,掌控着全球市场、技术、关键零部件生产和话语权,中国和东亚经济体为世界提供劳动力和加工组装环节,中东、俄罗斯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为世界提供能源和资源。这个全球生产体系还建立了零库存、及时供货的全球高效综合物流体系。这个体系有效吸收了金融部门创造的流动性,为虚拟部门奠定了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

世界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又回来了

现代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造成全球持续通缩,这个阶段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而告一段落。金融危机后的一个时期,中美曾合作打造G20作为全球治理平台,推动全球经济走出衰退进入复苏,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全球通货膨胀回归的速度和进程。美欧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全球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且没有带来全球通货膨胀扶摇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应对危机的举措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全球流动性,其代价是中国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底的142%上升到后来接近290%。当前,抑制全球通胀率上升的制度结构性因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如老龄化进程加快,中美博弈从合作走向竞争和对抗,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从G20再次回到G7、金砖等组织,贸易、金融和生产全球化倒退,宏观政策协调转向各自为政等,这些都意味着一个通货膨胀的时代正在到来。

经济全球化始终面对着三个难以解决的根本矛盾和问题:一是全球化缺少解决全球失衡和再平衡的协调机制。图4显示,1990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在1996年为1200亿美元,2001年超过4000亿美元,2007年超过8000亿美元,造成了全球失衡日趋严重、全球非理性繁荣、全球化失控的局面。其主因是美国90年代制造了科技泡沫,00年代制造了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美国经济和产业日益空心化,最终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其代价是现代全球化倒退。二是全球化缺少解决全球化损益和公平发展的协调机制。全球化会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和内部造成受益者和受损者群体,如何协调两者之间利益矛盾,是全球治理困境的一个重要问题,可将其称为“全球化悖论”,即推动全球化的旗手最终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如19世纪后期的英国,又如当下的美国。三是全球化缺少解决地缘政治冲突和大国对抗的协调机制。1990年至2019年,日本GDP占美国的比重下降了30个百分点,中国则上升了60个百分点。全球化失控导致美国吃亏中国占便宜、中国出口导向战略加剧全球失衡,都成为美国挑起贸易战、推动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所谓理由。图5显示,2005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只有1200亿美元,其来源主要是代工贴牌的加工贸易顺差。在全球非理性繁荣的带动下,2008年经常项目顺差达到4200亿美元。

当中美博弈成为主流趋势时每件事都带有了政治色彩。如美国实施了超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美国财长耶伦说,我们已习惯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地位⋯⋯问题不是这些投资是否有风险,而是不投资的代价是什么?她考虑更多的是地缘政治和中美博弈。美国需要更大力度的经济刺激,更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更有保障的供应链安全,更进取的中美战略能力博弈,因此,需要实施对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有更高包容度的宏观政策组合。图6显示,2021年底,美国私人非农企业全体员工的平均时薪已低于通胀率。这意味着工资和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形势将再次重演。

2022年中国经济稳字当头、稳中有进

2022年,中国经济稳增长和美国经济反通胀是两件影响全球经济的大事。IMF1月最新预测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是4.4%和3.8%,高于全球经济长期均衡增速。美国分别为4%和2.6%,中国分别为4.8%和5.2%,均低于2021年10月的预测值(见表2)。其区别是,美国经济增长是在超大力度财政刺激政策下实现的,1月份美国通胀率高达7.5%,3月份以后将连续加息,产生经济名义总量的大幅调整和经济减速效应。而中国经济则是在主要宏观政策过于谨慎和收紧的条件下实现的。虽然保持了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但受新冠疫情冲击较大的消费、投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恢复较弱,1月份通胀率仅0.9%。2022年,中央明确稳字当头、精准施策,可以预见,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会明显好于IMF预测。

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对稳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和2021两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4.4%、29.1%,两年复合增长率26.7%,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5.3%、20.9%,为1998年以来最高。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成功抗击新冠疫情。二是中国进出口贸易转型初见成效。即使美国继续保留我输美出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和抵制措施频发,我国进出口贸易仍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三是美国等主要国家受到严重的供应链中断、缺工缺芯缺柜、大宗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等因素冲击,出现了供给短缺。同时,越南、墨西哥、孟加拉、印度等地受新冠疫情影响,无法正常履行出口订单,也造成订单大量转移到中国。即使是原材料和综合物流成本大幅上升降低了我国出口利润,我国出口仍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这种趋势估计会保持到今年中,进出口贸易仍将为实现稳增长做贡献。

从长期看,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持续下降。双循环战略会提高最终消费的贡献率,外贸依存度有可能降到略高于美国、显著低于日本的水平。图7显示,1990年至2008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大约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1.5倍以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率明显减速。预计随着中美博弈,全球供应链收缩、短链化、本地化、意识形态化会成为新趋势。随着全球化倒退和区域化快速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中间品贸易会下降。即使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快速发展,也改变不了国际贸易减速的基本趋势。

未来10年全球通胀率会波动上升?最近人们关注老龄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过去30年,为全球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进入少子老龄化阶段,日韩也进入老龄化阶段。英国学者古德哈特和普拉丹认为,老龄化会提高通货膨胀。

曾经担任过日本银行行长的白川正明把日本老龄化影响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需求侧产生通缩压力,需要反向货币政策应对;第二阶段主要是供给侧产生通胀压力,需要解决劳动力减少和生产能力下降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是中性或通胀失控,取决于财政可持续性。他认为日本现在处于第二个阶段,每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100万人,虽然妇女、老人工作劳动参与率有所增加,但总工作时间趋于减少。

中国是否处于日本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即老龄化处于从通缩到通胀转变的时期?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力绿皮书》提出,2029年我国人口将达到峰值,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已达到峰值,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

在全球化倒退、通胀率上升、中美博弈加剧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应稳字当头,应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做好自己的事情。

一是处理好短期稳字当头、中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长期高质量转型之间的发展协调性问题。二是增强经济发展活力。40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三个有利于”,解放了思想,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释放了活力。现在同样需要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释放各方面的经济活力。三是构建技术、制度、开放三位一体的发展环境。四是确定技术进步、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的动态均衡点。未来10年的重点是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奠定坚实技术和效率基础。五是给世界发展带来机遇。中国的现代化将不搞赢者通吃,不搞零和博弈,不搞以强凌弱。与发达国家之间探索建立更高层次的互补性结构,错位竞争和差异化发展;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构建共享型发展模式;与“一带一路”地区发展先进适用技术、规则、标准。六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市场开放,实现90%以上的零关税、零壁垒、更高效率贸易便利化、服务业开放;推动制度型开放,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体系衔接,对标RCEP、CAI、CPTPP;推动创新开放,推动创新的全方位国际合作。七是在文明冲突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推动新型全球化。从微观做起、民间做起、公益做起,促进跨境经贸合作;数字赋能、绿色赋能、服务赋能,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扩大进口、研发发包、跨境人文交流,促进跨境合作。八是搭建自由、公平、包容规则的全球治理合作之桥。自由贸易的核心是开放,公平贸易的核心是改革,包容贸易的核心是发展,我国应与西方在自由、公平、发展之间寻找新的共识均衡点。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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