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财经》杂志、《财经智库》和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联合发布《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报告，并举办主题为“财经前沿——2022：全球经济复苏分化？”的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做了题为《展望2022年及以后：新挑战与新举措》的主题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蔡昉
他提到，中央从2013年开始提出三期叠加：增速转换期、结构调整期、前期政策消化期，到去年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了三重压力：需求转弱、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需求收缩，从三期叠加到三重压力，再到现在需求侧面临着三个挑战。
蔡昉指出，第一个需求侧的挑战是经济增长供给侧的驱动因素和需求侧拉动因素的匹配。“过去我们是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是供给侧的制约，现在我们遇到的是人口总规模的负增长，它很自然的会在需求侧形成一个新的制约，也就意味着，这时候不仅要关注供给侧的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还要关注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他强调。
第二个需求侧的挑战是宏观经济需求因素，即“三驾马车”的转换。蔡昉表示，进出口、投资的拉动作用已经难以继续做出较大贡献，因此必须转向消费需求，消费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
需求侧挑战之三是经济复苏措施与长期增长政策的相互适应。蔡昉提到，市场主体是青山，居民的收入和他们创造的消费就是沃土和沃土里的养料，青山要有，沃土也需要，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供给侧的复苏政策和需求侧的复苏政策应该同时使用。
面对需求侧的冲击，蔡昉指出，中国的破解之策就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居民的共同富裕。他认为，可以从三个领域缩小收入差距、缩小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他提出，要加大再分配的力度，提供更多基本公共服务。政府再分配是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的，同时政府把钱拿来不仅仅是缩小差距，还会重新用在社会支出上，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降低了收入差距，而且具有比较长期的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
此外，蔡昉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他做出假设，如果在五年里能够进一步推进城镇化，把目前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提高到今天64%的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意味着有2.6亿人口可以从城市的常住人口变成城市的户籍人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消费的区别。
最后，蔡昉指出，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在中国不一定代表劳动力的负增长，因为我国劳动力的核心是从农业生产率低的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这就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以及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生产率的提高，带来实实在在的潜在增长率的提高。
以下是发言原文：
蔡昉：谢谢燕冬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研讨，祝贺2022年全球经济信心指数的发布，它不管是什么结论，都会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我对应着信心指数谈一点看法，我不想谈太多关于2022年，但毕竟今天是2022年的信心指数，我就说“2022年及以后”，朱民行长把“及”去掉了。
中国经济现在在什么样的状况？2021年是一个很高的增长速度，是一种对上一年的补偿性的增长，到2022年，在开两会之前，我参加两会，大会安排我可以接受的记者采访，记者说你预计2022年是什么样的增长速度？我说不知道会达到什么样的增长速度，但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就是对潜在增长率的预测，一般来说，我们很难说某一年的潜在增长率，但测算的时候每年的数都有，因此我们对2022年的潜在增长率的预测是5.5%。第二天、第三天，总理作报告说5.5%，不谋而合。但是大家记住，这是潜在增长率，我没有说一定达到5.5%，但政府工作报告给我们这个信心，对我们来说，它符合潜在增长率就应该是合理的速度，也就意味着虽然疫情又在复发，但最快的时间过去了，中国经济在回归它的常态，常态就是回到原来预定的潜在增长率的轨道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潜在增长率，总的来说，我们不会发生供给侧的冲击，虽然有疫情的复归，但我比较乐观。
现在看看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近年来关于人口的信息大家特别关心，讨论很多，我们不断收到新的关于人口的信息，每一次都让你大跌眼镜。去年我们得到了关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我们发现中国总的人口增长率。去年的数据今年又发布了以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水平降到了千分之0.34%，也就是说48万比14点几亿。
相应的老龄化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到了14.2%，是什么含义呢？过去有一个定义，说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如果超过7%，叫老龄化社会，我们从2020年开始就进入这个社会了，有的人说出一些关于深度、更深度、中度等等的概念，其实国际上常用的说法是7%是一个节点，14%是另一个节点，7%是老龄化社会，超过14%叫老龄社会。7%意味着你上了这个轨道，往老龄化发展，14%以后就已经进入到了老龄社会，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从来没有发生，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我觉得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正好和中央做的判断衔接起来了。中央从2013年开始提出三期叠加，增速转换期、结构调整期、前期政策消化期，合起来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到去年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了三重压力：需求转弱、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需求收缩，从三期叠加到三重压力自然推到了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新的结构性变化，我把它叫做三大挑战，主要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我们经济的人口转变来看的。
第一个需求侧的挑战是经济增长供给侧的驱动因素和需求侧拉动因素的匹配。我们从2012年以后，估算的潜在增长率一直是下行的，中国实际增长率也是下行的，跟它符合，而且还略高于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潜能，实现了潜能意味着我们在需求侧没有遭遇到制约。但是，现在需求侧制约了，过去我们是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是供给侧的制约，现在我们遇到的是人口总规模的负增长，它很自然的会在需求侧形成一个新的制约，也就意味着，这时候不仅要关注供给侧的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还要关注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果两个不匹配，完全有可能降到潜能之下，形成增长缺口。中国经济没有遇到过这个现象，以前有这个现象都是周期，今后是趋势性的。
第二个需求侧的挑战就是宏观经济需求因素，我们叫三驾马车，这三驾马车要进行转换，过去是进出口、投资起主要的拉动作用，今后这两者几乎不太可行了，因为经济增长已经在下行，出口是周期性的，又恢复了一下，今后也不可能维持，因此必须转向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在过去2012年我们减速以来，消费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它贡献的百分比是扩大了、提高了，但贡献的百分点是下降的。
大家看，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率，水平还在提高，但增长率已经在近年来下行，原因是GDP的增长减慢了，无论是收入效应，还是财富效应，都会导致人均消费水平不会像过去增长那么快。红色的部分，消费总量，近年来增速也在下降，而且下降得很快，它是因为人口增长率是下降的，它叫做人口的影响因素。而人口影响消费又是通过三种效应：一是总量效应，人口就是消费者，人口增长快，消费增长快，人口停滞，消费停滞，人口负增长，消费也可能是负增长，其实更大的可能是负增长。二是年龄结构效应，一般来说，至少在中国来说，老年人没有劳动收入了，他的消费趋于保守，消费力和消费倾向都会下降，老龄化社会，特别是未富先老的社会消费一定是不振的。三是收入分配效应，如果收入差距比较大，穷人不能满足应有的消费，消费潜力没有发挥出来，而富人消费倾向明显下降，因此会把消费力作为一种资源受到浪费。
人口的变化趋势是不可逆的，人口该停滞就停滞，该负增长就负增长，老龄化的趋势也是必然的，短期内或者我们可预见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倒退的，唯一可以变的是在收入分配效应上有所改变。
需求侧挑战之三，经济复苏措施与长期增长政策的相互适应。前面经济复苏的措施，我们应对疫情，疫情之后巩固防疫的成果，复苏经济的成果，这部分必须和我们面临中国经济发生的崭新的挑战的应对措施有效结合起来，两者完全方向一致就是最理想的政策，也会取得最好的政策效果。疫情以来，我们有一个发现，朱行长去年、前年也在讲这个事，就是美国，甚至欧洲，比较多的用财政的办法，比较多的关注个人和家庭，我们关注比较多的是市场主体，企业和各种新创业的市场主体。它们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保住了这些人的收入，民生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但是也由于这一点，造成了一部分人当市场复苏了，老板需要他回去工作的时候，他不愿意回去，借机跟老板讨价还价，寻求工资的提升，推动了通货膨胀，造成了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供给侧的冲击等等。我们因为保住了市场主体，市场主体疫情过去以后迅速复苏，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就有了收入，因此我们保市场主体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市场主体就是青山，如果青山没了，我们接下来的供给侧的复苏就很难做到。但要加上一句话，有青山就有就业，有就业就有收入，有收入就有消费，收入、消费、就业也可以独立存在。除了靠市场主体创造就业岗位之外，还可以有一项政策就是直接改善民生，稳定他们的收入，扩大他的消费。如果是常规的复苏可以用前一种办法，但凑巧在复苏的同时又遇到了新的人口冲击，需求侧的冲击，消费不振的冲击，因此两种措施都要使用，因此市场主体是青山，居民的收入和他们创造的消费就是沃土和沃土里的养料，青山要有，沃土也需要，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供给侧的复苏政策和需求侧的复苏政策应该同时使用，特别是2022年，因为2022年是一个新的冲击年份。大家也可以从这儿看到，这是我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如果没有额外的消费恢复，我们的消费经历了恢复以后还有可能走到比较低点上。
这是从三期叠加到三重压力，到三个需求侧的新的挑战，我们可以看一看国际经验，去年在我们公布人口数字之前，我感觉中国人口可能到达了峰值，因此我去看国际上有哪些已经经历过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查2020年，结果发现有20个国家2020年为止是人口负增长。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有些是一些非主权的岛屿，移民动静很大，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有，还有一些遭到封锁、制裁的经济体，像委内瑞拉、古巴，遭遇的问题比较多，大量移民。还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从1990年转轨之后，他们的人口就经历过负增长，后来有所恢复，但一遇风吹草动人口就变化了，特别是有些国家加入了欧盟，因此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这些经济都不好，人口增长也不好，但真正可以比较的只有四个，叫做市场经济的高收入国家，这四个国家都经历了人口的负增长，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和希腊，在他们人口降到了零增长之下进入到负增长前后，住户消费的增长也降到了类似的水平，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冲击。新加坡是最新表达出来的，因为新加坡的人口大量的是移民，劳动力里有40%左右是外来移民，新冠疫情造成移民不能进来，它经历了人口的负增长。而日本是2010年前后，意大利也是前几年，还有希腊，都遇到了这样一些冲击。
这些冲击意味着是需求侧的冲击，因此普遍出现了过度储蓄的状况，也就是所谓的长期停滞，或者经济的“日本化”。“日本化”的结果就是低通胀、低利率，当然低通胀也许以后不是了，还有低增长、高负债，还要加上高龄化，这是西方很多国家的通病，也可以把它叫“日本病”，我们观察日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重要特征，即使现在通胀起来，日本的通胀也很难达到。
但并不是没有出路，这个出路仍然是从今天做起，但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这个战略中央已经做了部署，就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居民的共同富裕。总的来看，可以从三个领域缩小收入差距、缩小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既然我们重新强调共同富裕，其实比较多强调的是第一次分配里的改革，加大再分配的力度，提供更多基本公共服务。我看到一个OECD和相关国家的数据，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基尼系数越低，两者之间是一个负的关系。它的含义是什么呢？一方面政府再分配是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的，同时政府把钱拿来不仅仅是缩小差距，还会重新用在社会支出上，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降低了收入差距，而且具有比较长期的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因此，出现了这样一个趋势，意味着我们在这个分配的阶段上，再分配力度应该有所加大。同时也要求我们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而且我们做了一些案例的分析，也曾经做过一些模拟，发现这个阶段的改革并不是报酬递减，而是报酬递增，而且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这个改革红利就是在供给侧提高潜在增长能力，在需求侧可以提高保障潜在增长率的需求能力。
下面我们看一个规律，我们再分配的力度有所加强在这个阶段是不是符合规律？我们把图画一个横坐标是人均GDP，发展阶段，纵坐标是社会政府的支出，支出占GDP的比重。结果发现了，在长期过程中是逐渐提高的过程，只是到了人均收入非常高，比如4万美元、5万美元之后，才有所降低，就无所谓了，反正已经负到一定程度了。后来人们告诉我说，你看到的这个一般叫瓦格纳定律，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发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明显提高，因此政府掌握财源用于公共支出的比重就明显提高。但是，如果把不同的阶段细看，我发现我们在瓦格纳定律之上还可以提出一个瓦格纳定律的定律，叫做瓦格纳加速期，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在人均GDP1万美元到23000美元的区间，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是提高最快的阶段，大概从百分之二十几提高十个百分点，到百分之三十几，一旦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达到了40%以上，基本上就是福利国家的水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区间是一个福利国家加快建设的时期，我们把它叫做瓦格纳加速期，而这个时间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经济今年人均GDP到了12000多美元，在2035年预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就意味着达到23000美元，正好这15年是这个区间，因此我们是瓦格纳加速期，符合规律，同时又是我们自己的需求，因为在这个阶段上我们恰好遭遇了人口转变的新的冲击，而这个冲击表现在需求侧，表现在消费有不足的趋势，因此今后这个时间也是我们加快建设中国式福利国家的重要阶段。
我举一个例子，如何从今天入手，又是一个长期的制度建设的过程，既是报酬递增的改革，又能实实在在得到改革的红利。就是我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城镇化水平就提高，同时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这是一般的规律，甚至有些经济学家把这叫“铁律”，因此我们把中国列在这儿，把人均GDP高于中国的所有国家列在后面，就可以发现，在未来我们向这些国家一个一个的超越。因此，未来意味着我们的城镇化率是要提高的，农业劳动力占比还是要继续下降的，幅度还是可以非常大。
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在五年里能够进一步推进城镇化，不说把城镇化从今天的64%提高到什么时候的70%，仅仅说把目前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多提高到今天的64%的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18.5个百分点消失，把两个城镇化率的差别消除，意味着有2.6亿人口可以从城市的常住人口变成城市的户籍人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重大区别是消费的区别。我们看到OECD的中国团队做了一个估算，如果今天在城市的农民工仅仅得到户口还没有做别的事，就可以把消费提高30%，户籍带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使他们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更有长期的预期，因此这是需求侧的效应。
供给侧，城镇化大幅度提高，稳定城市劳动力供给，同时也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我们设想在五年里能够把农业劳动力比重降10个百分点，每年一共可以增加8000多万非农劳动力，意味着非农劳动力的供给每年可以提高2.7%，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有些人说中国经济未来不可能增长很快，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中国未来劳动力负增长，但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在中国不一定代表劳动力的负增长，因为我们劳动力的核心是从农业生产率低的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这就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以及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生产率的提高，带来实实在在的潜在增长率的提高。
我就做这么一个例子说明，谢谢！
张燕冬：非常感谢蔡老师，蔡老师今天做的报告跟他长期以来的研究以及关注点是有密切关联的。您今天主要是从需求侧的角度分析，是不是在您看来对中国的挑战需求侧比供给侧更为严峻？
蔡昉：对。我们在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意味着劳动力开始有不足，我们把它叫做刘易斯转折点也好，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好，现实是这样，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能力下降，中央也在2014年提出了新常态，新常态的核心就是供给侧的冲击，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些年做的事也都努力应对供给侧冲击，包括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从来没有遭遇过因为需求不足而制约潜在增长能力的发挥，但这次是不一样的，因为人口因素是一个必然的因素，在没有任何其他政策干扰的情况下，人口因素一定会带来消费的下降，同时正处在三驾马车越来越依靠居民消费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冲击，所以说我们面临的一个最新的冲击而且是长期的冲击就是需求侧。
张燕冬：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如果公共服务的支出更向民生倾斜，因为我们有些投资是无效的，这部分更多转入公共服务支出，我说的是切实可行，真正做到，为什么就那么难？
蔡昉：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是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一方面它本身有很多措施都是改善人力资本，甚至改善就业环境等等，这些也是供给侧的提高潜在增长能力。更多的是当你让人们越来越没有后顾之忧的，即使收入没有提高，也能够更放心地花钱，与此同时还伴随着收入的增长。含义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做的分好蛋糕是未来还能做大蛋糕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这时候不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就很难做到继续做大蛋糕。难点在什么呢？在于我们总觉得我们的钱从哪儿来，其实中央早就说了，我们在再分配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强调一个统一的两个原则：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当我们强调这两点的时候，如果理解错了，过分注意量力而行了，也许就没有达到最佳的支出效果，这时候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政府公共支出的恒等式，这个恒等式就是说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必须搁在里头，哪个不足都没有达到良好的恒等式，所以我们有很多具体的精算工作要做。
张燕冬：很多在实操层面，有时候政策的执行也很难。朱行长您是不是同意蔡老师的一个观点。
朱民：肯定同意。
张燕冬：我还没说完。我知道朱行长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是学公共管理的，人口峰值，去年接近负增长，人口峰值和负增长都将伴随着消费的收缩，这是大家能看到的，一定会陷入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负债的日本化模式，你同意他对日本的这种分析吗？
朱民：蔡昉今天讲的一个最核心的观念，就是我们传统的同供给侧出发的增长模式和政策导向要更多的关注需求侧，这是一个特别重要，也是一个特别精彩的观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人口增长负增长，经济下行是需求侧，我们现在进入需求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总需求的角度来看，拉动经济增长特别重要。日本在“三高一低”的过程中对民生的政策和老龄化的政策滞后，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教训，毫无疑义，我同意蔡昉老师的观点。
张燕冬：所以2022年我们确实要更多的关注这个转变，也就是需求侧，根本的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您一开始提出2022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是历史性的挑战，但您又说最严峻的时刻已经过去了，这怎么讲？
蔡昉：不是，我是说疫情对供给侧的冲击已经过去了，按照正常情况下，我们回归潜在增长率不是困难了，但新的困难、历史性的困难，你的需求能不能让你实现你的潜在增长率。
张燕冬：就是需求能不能适应潜在增长率，促进潜在增长率。
蔡昉：补充一点，对中国来说可能不是我们在冲击之后潜在增长率降了一下，中国应该不会降，但是对中国来说，这个冲击加上我们人口转变的新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的制约，就是需求制约，所以实际增长率有可能下降，是增长缺口。
张燕冬：谢谢蔡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