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工厂拼不过外卖?年轻人,未来工厂还真不是你想就能进

2022年03月25日 10:34  

本文2902字,约4分钟

本期特邀嘉宾

马兆远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

《智造中国》作者

高连奎

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理事长

 

第1节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进工厂了?

马兆远: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就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状态,所以大家对生活水平的要求、对收入要求就高了。

但是如果传统产业利润点都很低,如果真的是提供劳动力,给予更高的薪水,改变工作环境,(企业的)利润是没法支撑的,所以这些产业一定要迁移走。迁移到什么地方了?越南、印度(等)。

中山有一个镇叫古镇,古镇灯具全球有名,一个镇上2万家大大小小的LED生产厂,小的10个人1个作坊,大的两三千人,工艺完全一样,真的做成百家店,利润只有一两个点,所以汇率变化或者劳动力成本一提升,这些店都活不下去,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产业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第一代的工业产业肯定会被淘汰。

高连奎:其实很多企业家自身也有问题,因为他认为8000块钱还招不到一个技术工人,感觉8000块钱已经很高了,但是其实真的不是这么回事。经济学上有个词“工资溢价”,就是说如果工作环境很差,就需要给出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工资来吸引人才,一般要比其他地方高出50%左右,(只)高出10%、20%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人不仅劳动,还包括有很多知识与劳动结合。人力资本(管理),如果一个岗位或者一个用人单位、一家企业不能为这个人的人力资本提升提供更大的空间,(那么)它就不具备吸引人的优势。

在服务业可能只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就(可以)由一线员工高管、总监、副总(等),完成(职业)提升。在传统行业可能从20岁到40岁,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提升上来,提升速度很慢。

在金融行业,入职5年以内就能达到四五十万、五六十万的年薪,甚至在互联网大厂,如果你是一个985、211高校(毕业生),第一年可能综合下来就能达到四五十万年薪。比较(之下)工厂的优势真是很小的。

(当然)传统制造行业也并不是说一无是处,某种程度上它比服务业好处在哪里?它生存成本比较低。北京有句话叫“海淀没有时尚,朝阳没有存款。”生活在一线城市,生存成本也很高,但是工厂都在郊区,或者是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生存成本也很低,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收入及所得”,所以工厂从两个方面都要考虑,一要给员工工资溢价;第二,也可以适度突出一下生存成本比较低的优势。

第2节  中国制造业还面临哪些挑战?

马兆远:其实接下来中国的问题是原来我们的产业链是完整,比如最典型的东莞,当前两年电子烟开始风起的时候,东莞一夜之间组织了几百家电子烟的供应商,中国就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了电子烟最大的生产国。但是现在去做这件事,一些低端的供应商或者劳动力密集型的供应商,已经迁移到别的国家了,不是别的地区。这样再组织让供应链就很难,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原来制造业在美国的时候,美国也很容易做这件事,但最近20年,最典型的如硅谷,再没有培养像Google,Facebook这样的企业,大家都在问Google硅谷发生了什么?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制造业不在美国,它的产业链断掉了,让美国的很多创新中间一个零件找不到就只好全球找,这样整个开发速度就下降了,这就很麻烦。

高连奎:其实这是过去美国跟现在中国的比较。未来的竞争,不是中国跟印度的竞争,是中国跟美国的竞争。

马兆远:高端制造业(是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低端制造业是中国跟印度的竞争。

高连奎:所以中国幸运的是通过多元的改进,使中国工厂迁出去的可能性(下降),中国对制造业空心化没必要过度担心,美国的覆辙不太会发生在我们国家。

马兆远:(我的)想法是非常担心。劳动力成本这件事儿,一定意义上我们开玩笑讲,是美国工会在帮我们很大的忙。如果美国工会放开,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都贵,如果美国把制造业机械发动起来,他真的是很恐怖的。

二战的时候,美国1943年的时候制造了53艘航空母舰,一周往海里边放一艘航空母舰,这是美国制造业机器开动起来的状态。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轻心掉以轻心的以为美国这个国家会躺平,(如果)他们要把高端制造业拿回去自己做,可能我们机会很小。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即前工业化时代(的部分)一定是迁到越南、东南亚、印度,将来非洲国家来干。

这是我们接下来10年要面临的问题。这些产业必须得在,而且要提高生产效率。很多工厂原来需要几百人,但改造完之后就(只需要)几个人,所有事情用新技术提高旧产业的生产模式、生活工作、生产效率,这时候产业工人其实就是在机房控制计算机,其他所有(工厂的)工作环境不再是几百人在产业链上干流水线拧螺丝的事儿。

我认为未来的工厂的生活环境是打游戏的环境,用VR眼镜、元宇宙,你在控制的是个机器人。在未来的某此工作场景,有可能对年轻人来说就是打游戏,但实际在创造价值。

第3节  我们需要做出哪些改变?

马兆远:刚才说到年轻人,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有没有帮年轻人为新兴工业准备好?大学或者说研究机构应该在未来环境里创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案例之一是(德国)谢菲尔德大学,把工程化这件事自己拿起来做,培养了大量工程师,这样波音把大量的科研任务就给到了大学,由工程师解决工程问题,然后工程师解决不了的问题才提炼成科学问题,给到大学的教授来解决。

怎么把实验室的技术变成(现实应用技术)。

高连奎:对,这对创造GDP更重要。

马兆远:对,没错。人们发现大学做这一段其实更顺,因为它意味着很多企业的研发需求由工程平台来完成,企业就专注于规模化生产、市场运营,(企业)会平摊掉很多研发风险。工程师的时间,包括科学家的时间被充分的使用,可以为不同企业做研发服务,所以就构成了一定意义上共享的平台——知识共享。

过去30年,我们的大学,尤其是高端大学在追求世界排名,其实就让社会的教育资源过度的集中在头部大学,普通大学得不到很好的教育资源,这样等于大量的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跟在中学学的东西(一样)照本宣科,接触不到最好的世界一流教育资源,所以在劳动力(方面)是没有全球竞争力的,这也是美国的教训。

相反,德国其实是很好的案例。德国是双轨制教育,德国大学不参与全球排名,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所以德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比较均匀。在这些高等院校里真的有大量院校在从事工程教育,所以培养出来的德国工人或者德国工程师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其实我们很大意义上是忽略了工程大学的建设,当大学生毕业之后,他所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在产业上用不到,所以就去做外卖。大学要调整自己的定位,不光是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而且所谓的“终身教育”就是年轻人重新进行教育,也在结构上进行双轨教育——既要学术研究,又要产业界做实验,实践几年之后知道自己要学什么,然后再回到大学继续研究,(年轻人和教育等)两边其实需要很多调整。

所以中国总体学历的提高是必然趋势,而且国家也在推动这件事儿,对于个人来说还得主动提升,主动进修。一辈子干一件事儿可能成为历史。

策划:于慧媛  编辑:康路  摄像制作:张守斌

(声明:本视频为《财经》新媒体独家视频,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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