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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当前，新冠肺炎的危机还没有真正结束，我们尚未真正跨入后新冠病毒的时代，甚至有人担心全球第四波疫情蓄势待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比较审慎乐观，从全球数据来看，尤其是在疫苗注射比例较高的国家，死亡率呈下降趋势。疫情最终总会结束，或至少像流感一样常态化。当然，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它的确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让本已不太乐观的全球化前景更为悲观。
不可否认，在疫情暴发之前，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但是否已真正步入了所谓“逆全球化”的轨道，我想这仍有待商榷。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的脚步就开始放缓，甚至出现局部倒退现象。在政治上，最突出的便是英国脱欧公投。在美国，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全球化思想也逐渐流行。再加上新冠病毒危机，世界经济承受着新的打击，全球供应链被打乱，进一步助长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声浪。我们在思考全球化前景时，必须要认真思考和对待这些新的冲击。
未来全球化脚步会减慢，
但不会全面逆转
首先，过去30多年，全球化出现了比较特殊的结构性变化，就是金融的全球化，全世界的资本市场逐渐成为高度连接的整体，每一个国家的对外金融依赖性或开放程度都明显提高。但从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开始放缓，甚至有短暂的倒退现象。
但从长期趋势来看，我们不能说全球化已经真正被逆转了。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全球化指标是各国的贸易开放程度，从这角度来看的话，这张图表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提供了过去将近150年的长期趋势，看得出来全球化曾经出现过不同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的全球化应该是在1870年到1914年，各国贸易开放程度在不断提高。接下来出现一战，然后经济大萧条，继而是二战，这时全球化出现第一次全面倒退。
二战结束之后，全球化重新启动呢，在战后大约35年内达到一个新高峰。在1980年以后，全球化进一步加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贸易开放程度。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保护主义兴起，各种贸易壁垒又重新出现，全球化程度开始下滑。
如今，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新冠病毒危机对世界经济的短期冲击已超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甚至直追1929年经济大恐慌带来的危害。现在看来，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不容乐观。但是，不应简单解读新冠病毒危机的冲击，要把它摆在更庞大的历史脉络中，在大趋势里来看全球化的前景。过去30年，我们将其称之为超级全球化，它本来就是一个例外，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所以本身没有可持续性。即使没有新冠病毒危机，它的脚步也必须放缓，来调整脚步，修改游戏规则，探索新的路径，解决此前积累的各种失衡和矛盾。对它而言，新冠病毒只是一个短期的干扰因素而已。全球化的脚步会减慢，甚至局部倒退，但不会全面逆转。
新冠肺炎的确干扰了全球化运作机制，尤其是跨国人员流动，不过这一影响其实并没有想象中严重。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新技术，我们可以克服人员流动的限制。所以，不要轻易地去相信“COVID-19是压倒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类说法，我并不认为全球化会因此而全面倒退，相反，我认为面对新冠病毒带来的很多风险跟不确定性，全球化会找到很多新的机制来另辟蹊径。我们不要低估全球化的韧性，以及它积累的广大利益有关群体。很多新的融合动力也会逐渐浮现，抵消甚至克服当前的全球化裂解。
整体来看，全球化持续前进的动力十分充沛。不过，未来推进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来源，会从欧美移转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中国在下一个轮的全球化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建设性角色。过去35年，中国已经在拉抬我们所谓“全球南方”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未来中国会带领这些国家进一步改革全球化游戏规则，中国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
对于美国来说，疫情进一步暴露了其经济体制的不公平和脆弱之处。美联储为了挽救美国经济，采取空前的流动性扩充举措，结果导致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的资本主义在经过疫情以后，合法性危机进一步加剧，美国需要找到新的指导思想，新自由主义已经难以为继。
新冠疫情暴发前，
超级全球化已面临四大挑战
事实上，在新冠病毒危机暴发之前，超级全球化已经面临四大挑战。第一，就是严重的两极分化。第二，在全球层面来看，特朗普的单边主义退群举动也让很多人担心世界经济会面临“金德伯格陷阱”，即国际社会领导权出现真空。此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造了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创立了IMF、世界银行等多边体制，美国一直扮演所谓的危机管理者角色。然而，特朗普削弱甚至破坏了过去建立的这些多边体制，而且拒绝履行国际义务，所以美国不仅没有去扮演领导者角色，反而变成了破坏者。
第三，中美博弈加剧，这也是全球化面对的新挑战。最后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我们看到全球治理机制严重落后于经济全球化，无法应对新兴全球危机，包括全球暖化、金融危机、文明冲突以及当前的新冠病毒等。如何去强化和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尤其在美国无意扮演国际领导者角色的背景之下，这便难上加难。
不过，拜登上台以来，美国虽仍坚持美国中心主义，但也在慢慢地逐渐回归到多边体制、多边主义。中美之间在很多议题上，显然双方依然有合作的需求和意愿，至少在经济领域中的合作大于对抗，而且是以合作为主，双方之间还是紧密连接在一起，而不是进行脱钩。中国产业不断升级，难免挑战美国在很多产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其实中国未威胁到美国核心利益。中国是从一种非零和的角度来追求共赢，但美国内部已经形成非常狭隘的战略思维，它永远在找潜在的敌人，这是不理性、情绪化的。而且，在疫情中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有增无减，若要遏制中国必定难以如愿。
中国将成为带动下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在我看来，未来全球化的前景还是可期的。即使在新冠病毒干扰之下，它也会找到新的路径来克服风险，尤其是数字经济，它是跨越国界的，也不涉及人的实体流动，所以不会带来疫情扩散的风险，因此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在这一领域中已经累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实力。今后，中国很可能成为带动下一阶段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而且，对此中国也是责无旁贷，一方面可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创造多赢的发展局面，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增长潜力目前还没有完全释放，尤其是非洲大陆后市可观。
中国正在努力协助各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的瓶颈，带动很多欠发达国家大步跨入网络时代。中国可以提供性价比高的手机和行政通讯设备及电子支付等，中国可以说扮演着前所未有的角色。
在高科技领域，中国也有后发优势。人口红利虽然已慢慢接近尾声，但中国会有工程师红利，将来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大量写软件的程序，多个专业机构的报告都指出，中国在这一领域很可能超过美国。在绿色经营领域，中国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有能力协助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节能减碳的结构转型。
因此，整体来讲，后新冠病毒时代全球化还会持续演进，实际上全球化正要跨入战后的第三阶段，中国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美国则非常被动和焦急。在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领域，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已经不能主导话语权，而且其自身的问题和危机不断浮现。所有，未来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可以平行竞争，之前的新自由主义会被修正，未来全球化一定要与包容性增长相结合，出现新的发展路径，包括智能化生产、云端、全球数字经济等，这些都是可以期待的。
此外，全球经济重心会加速向亚洲移转，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会持续推动全球化规则的改革，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长期来看，美国霸权的衰落很难逆转，中国发展模式会更加强劲有力，至少可以跟传统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并驾齐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