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全球化浪潮不会逆转,中国将扮演更重要角色

来源 |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口述 | 朱云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顾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2021年12月16日 15:39  

本文3110字,约4分钟

本文根据朱云汉在第80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的直播实录整理而成。

(点击进入直播回放)

朱云汉:当前,新冠肺炎的危机还没有真正结束,我们尚未真正跨入后新冠病毒的时代,甚至有人担心全球第四波疫情蓄势待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比较审慎乐观,从全球数据来看,尤其是在疫苗注射比例较高的国家,死亡率呈下降趋势。疫情最终总会结束,或至少像流感一样常态化。当然,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它的确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让本已不太乐观的全球化前景更为悲观。

不可否认,在疫情暴发之前,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但是否已真正步入了所谓“逆全球化”的轨道,我想这仍有待商榷。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的脚步就开始放缓,甚至出现局部倒退现象。在政治上,最突出的便是英国脱欧公投。在美国,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全球化思想也逐渐流行。再加上新冠病毒危机,世界经济承受着新的打击,全球供应链被打乱,进一步助长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声浪。我们在思考全球化前景时,必须要认真思考和对待这些新的冲击。

未来全球化脚步会减慢,

但不会全面逆转

首先,过去30多年,全球化出现了比较特殊的结构性变化,就是金融的全球化,全世界的资本市场逐渐成为高度连接的整体,每一个国家的对外金融依赖性或开放程度都明显提高。但从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开始放缓,甚至有短暂的倒退现象。

但从长期趋势来看,我们不能说全球化已经真正被逆转了。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全球化指标是各国的贸易开放程度,从这角度来看的话,这张图表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提供了过去将近150年的长期趋势,看得出来全球化曾经出现过不同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的全球化应该是在1870年到1914年,各国贸易开放程度在不断提高。接下来出现一战,然后经济大萧条,继而是二战,这时全球化出现第一次全面倒退。

二战结束之后,全球化重新启动呢,在战后大约35年内达到一个新高峰。在1980年以后,全球化进一步加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贸易开放程度。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保护主义兴起,各种贸易壁垒又重新出现,全球化程度开始下滑。

如今,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新冠病毒危机对世界经济的短期冲击已超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甚至直追1929年经济大恐慌带来的危害。现在看来,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不容乐观。但是,不应简单解读新冠病毒危机的冲击,要把它摆在更庞大的历史脉络中,在大趋势里来看全球化的前景。过去30年,我们将其称之为超级全球化,它本来就是一个例外,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所以本身没有可持续性。即使没有新冠病毒危机,它的脚步也必须放缓,来调整脚步,修改游戏规则,探索新的路径,解决此前积累的各种失衡和矛盾。对它而言,新冠病毒只是一个短期的干扰因素而已。全球化的脚步会减慢,甚至局部倒退,但不会全面逆转。

新冠肺炎的确干扰了全球化运作机制,尤其是跨国人员流动,不过这一影响其实并没有想象中严重。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新技术,我们可以克服人员流动的限制。所以,不要轻易地去相信“COVID-19是压倒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类说法,我并不认为全球化会因此而全面倒退,相反,我认为面对新冠病毒带来的很多风险跟不确定性,全球化会找到很多新的机制来另辟蹊径。我们不要低估全球化的韧性,以及它积累的广大利益有关群体。很多新的融合动力也会逐渐浮现,抵消甚至克服当前的全球化裂解。

整体来看,全球化持续前进的动力十分充沛。不过,未来推进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来源,会从欧美移转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中国在下一个轮的全球化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建设性角色。过去35年,中国已经在拉抬我们所谓“全球南方”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未来中国会带领这些国家进一步改革全球化游戏规则,中国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

对于美国来说,疫情进一步暴露了其经济体制的不公平和脆弱之处。美联储为了挽救美国经济,采取空前的流动性扩充举措,结果导致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的资本主义在经过疫情以后,合法性危机进一步加剧,美国需要找到新的指导思想,新自由主义已经难以为继。

新冠疫情暴发前

超级全球化已面临四大挑战

事实上,在新冠病毒危机暴发之前,超级全球化已经面临四大挑战。第一,就是严重的两极分化。第二,在全球层面来看,特朗普的单边主义退群举动也让很多人担心世界经济会面临“金德伯格陷阱”,即国际社会领导权出现真空。此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造了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创立了IMF、世界银行等多边体制,美国一直扮演所谓的危机管理者角色。然而,特朗普削弱甚至破坏了过去建立的这些多边体制,而且拒绝履行国际义务,所以美国不仅没有去扮演领导者角色,反而变成了破坏者。

第三,中美博弈加剧,这也是全球化面对的新挑战。最后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我们看到全球治理机制严重落后于经济全球化,无法应对新兴全球危机,包括全球暖化、金融危机、文明冲突以及当前的新冠病毒等。如何去强化和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尤其在美国无意扮演国际领导者角色的背景之下,这便难上加难。

不过,拜登上台以来,美国虽仍坚持美国中心主义,但也在慢慢地逐渐回归到多边体制、多边主义。中美之间在很多议题上,显然双方依然有合作的需求和意愿,至少在经济领域中的合作大于对抗,而且是以合作为主,双方之间还是紧密连接在一起,而不是进行脱钩。中国产业不断升级,难免挑战美国在很多产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其实中国未威胁到美国核心利益。中国是从一种非零和的角度来追求共赢,但美国内部已经形成非常狭隘的战略思维,它永远在找潜在的敌人,这是不理性、情绪化的。而且,在疫情中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有增无减,若要遏制中国必定难以如愿。

中国将成为带动下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在我看来,未来全球化的前景还是可期的。即使在新冠病毒干扰之下,它也会找到新的路径来克服风险,尤其是数字经济,它是跨越国界的,也不涉及人的实体流动,所以不会带来疫情扩散的风险,因此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在这一领域中已经累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实力。今后,中国很可能成为带动下一阶段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而且,对此中国也是责无旁贷,一方面可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创造多赢的发展局面,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增长潜力目前还没有完全释放,尤其是非洲大陆后市可观。

中国正在努力协助各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的瓶颈,带动很多欠发达国家大步跨入网络时代。中国可以提供性价比高的手机和行政通讯设备及电子支付等,中国可以说扮演着前所未有的角色。

在高科技领域,中国也有后发优势。人口红利虽然已慢慢接近尾声,但中国会有工程师红利,将来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大量写软件的程序,多个专业机构的报告都指出,中国在这一领域很可能超过美国。在绿色经营领域,中国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有能力协助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节能减碳的结构转型。

因此,整体来讲,后新冠病毒时代全球化还会持续演进,实际上全球化正要跨入战后的第三阶段,中国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美国则非常被动和焦急。在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领域,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已经不能主导话语权,而且其自身的问题和危机不断浮现。所有,未来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可以平行竞争,之前的新自由主义会被修正,未来全球化一定要与包容性增长相结合,出现新的发展路径,包括智能化生产、云端、全球数字经济等,这些都是可以期待的。

此外,全球经济重心会加速向亚洲移转,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会持续推动全球化规则的改革,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长期来看,美国霸权的衰落很难逆转,中国发展模式会更加强劲有力,至少可以跟传统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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