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逻辑

来源 | 《经济导刊》2022年4-5月刊   作者 | 武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编辑 | 季节

2022年06月23日 15:22  

本文8778字,约13分钟

新中国成立73年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只是瞬间,但中国人民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不仅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抚今追昔,回顾新中国73年来创造的经济奇迹,对于提升和坚定“四个自信”是非常必要的。

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阶段

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时期;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个时期一脉相承,接续完成中国经济从起步到腾飞、再到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

1、站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保证国家安全(1949-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进入发展进步的新纪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绘制新中国发展蓝图时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

成立初期的新中国,通过土地改革将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建立起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促成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然而,当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面临工业化道路选择时,有三大因素影响中国改变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第一,国家安全和统一要求重工业优先发展。近代以来,饱受欺凌的中国对工业实力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有着异常深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并随后签订所谓“保护台湾”的条约。当时,美国钢、煤、原油、电力的产量分别为中国的62.6倍、7倍、70.2倍和63.4倍;人均产量为中国的268倍、25.4倍、245.5倍和226.1倍。[2]悬殊的工业和军事实力,迫使中国中断了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朝鲜停战之后不久又爆发了越南战争。二战后,美国介入的两次大规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严峻的安全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完备的国防工业。1953年,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就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3]

第二,国民经济体系迫切要求解决重工业瓶颈问题。重工业的落后不仅不能有效保障国防安全,而且拖累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毛泽东在1955年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谈及重工业落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陈云说:“我们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扩大轻工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定增加的纱锭还得减少,原因就是缺少原料。除缺少来自农产品的原料,比如棉、丝、毛、烟叶、甘蔗等等以外,还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比如化学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等。”[5]

第三,资本严重短缺、农业剩余非常有限,制约了工业发展。新中国成立时还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国家,当时全国5.4亿人口中有4.8亿是农民,农业剩余是工业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然而,当时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09公斤。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仅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多数农户从事家庭为单位的经营都很困难,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两千万以上农民缺少口粮。根据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中国的GDP仅为679.1亿元人民币,人均119元(按1955年币值);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8.6亿元,人均1.5元;国家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可见,中国当时确实处于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为工业化提供积累。

为迅速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工业,中国确立了重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而为了确保低收入下实现高积累政策和社会稳定,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从而确保了有限的资源在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支援工业化建设,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等为代表的尖端武器,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1952—197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5.9倍,年均增长11.5%,三大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50.5%、20.8%、28.7%变为27.7%、47.7%、24.6%,实现了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变。

这一时期还为日后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诸多必要条件。在基础设施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据统计,截至1978年,全国各地共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4585座,建成万亩以上的灌溉区5249处,实现农田有效灌溉面积4805.3万公顷,较1949年增加3212.5万公顷;[6] 1953—1977年,交通运输业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840亿元,先后建设了青藏公路、武汉和南京长江大桥、成渝、兰新、成昆及京沪铁路复线等重大项目,改变了落后闭塞的交通面貌。上世纪80年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铁路建设投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少的,经济发展明显得益于过去的较多投入。国家高度重视基础教育,1978年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22.8%。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准备了条件。

2、富起来:改革开放开启致富之门(1978-2012年)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突破了“贫困陷阱”,保障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为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保障国防安全、储备发展要素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调动全社会各种积极因素、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还有待进一步实现。

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不多,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整体上还较低,远未摆脱贫困状态。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605元,比1957年的637元不升反降,(1977年冬普调工资后)1978年也仅为644元。[7] 从消费来看,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406.12斤降至1978年的390.92斤,食用植物油由4.84斤降至3.19斤、猪肉由10.15斤增至15.34斤,食糖由3.02斤增至6.84斤、棉布由20.47尺增至24.11尺、煤炭由170.19斤增至210.31斤,生活水平提高有限。[8] 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城市居民消费处于温饱阶段,农村居民则处于贫困阶段。按照2010年标准,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达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

从劳动生产率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了。从1977年下半年起,国务院安排各部委派团出国访问考察,考察结果令国人警醒。法国马赛钢铁厂,从采矿到轧钢,年产350万吨钢,职工只有7千人;而当时武钢年产230万吨钢,职工6.7万人。[9] 丰田汽车厂,职工4.3万人,加上直接协作的工厂不过15万人,年产汽车270万辆;而长春汽车制造厂4.3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4.3万辆;全国汽车行业70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总共也只有13万辆。在质量方面,中国的汽车跑10万公里就要大修,而日本汽车能跑40万公里。中国的电视显像管按规定标准可用1000—2000小时,实际上有些只能用700小时,而日本的能用1.3万小时。[10] 1978年9月,邓小平谈及出访带来的思想震撼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1]

强烈的忧患意识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邓小平率先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向创新发展的最重大命题,中国迎来了活力迸发、财富涌流的时代。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内“搞活”,通过“放权让利”和引入市场调节机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不仅形成了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不见的手”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招商引资、制度创新等方面积极作为,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协同作用,将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等要素普遍调动起来。中国还通过扩大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这种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国内国外资源市场“统筹兼顾”的方针政策,使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1978—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高歌猛进,年均增速接近10%。1978年,中国的GDP为3678.7亿元,居世界第11位;1986年突破1万亿元,居世界第9位;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2010年突破40万亿元,居世界第2位。

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1977年,中国内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148亿美元,甚至低于同期香港的196亿美元;到2012年,中国大陆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38671亿美元,增长260倍。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持续升级。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35.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就业最多的产业;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

中国的城市化率也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2年的52.57%,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

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传统发展方式也存在问题。中国一直在实施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产业结构主要满足于投资和出口需求,最终消费比重长期偏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出口骤降,2000万打工者于10月提前返乡;2009年,约2500万人找工作困难,加之610万应届毕业生,中国面临30年来最严峻的就业形势。

在此情况下,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需求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在逆境中保持增长,国内基础设施面貌天翻地覆,民生持续改善,国家在整体上实现了富起来。

然而,需求刺激政策也使传统发展方式弊端凸显,难以为继。

首先,在宽松的信贷环境与预算软约束下,基建、开采、冶炼、机械等行业迅速扩张,出现普遍性产能过剩,由此引发的利润率下滑使得一些企业不得不加大债务融资,甚至沦为依赖举债为生的“僵尸企业”。

其次,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而货币充裕的大环境下,房屋土地作为投资品的功能凸显,大量资金涌入刺激了城市房地产行业膨胀与房价暴涨。不断上升的房价抬高了实体经济成本,加剧了社会投机心理,使得资金脱实向虚,销蚀着制造业和科技研发的根基。高企的房价也令低收入群体望房兴叹,导致库存积压。

最后,因不同企业和居民获得信贷的能力不同,信贷资源分配有失均衡,拉大了财富占有差距。而强刺激政策导致的投资激增,也加剧了国内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总的来看,需求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维持了增长势头,但也遇到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率攀升的问题。如果放任旧增长模式延续,终将导致行业亏损加剧,引发债务违约、破产失业的经济硬着陆。

3、强起来:转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12-2022年)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至2022年的十年,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与此同时,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际经济风云变幻、美国逆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新冠疫情肆虐,中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大历史观来看,这十年不仅是新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发展面临的“三期叠加”问题和必须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把握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以创新为动力、以改革促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就经济领域来看,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理念、所有制结构、对外开放、共同富裕等重大理论和政策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十八大以来的十年,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跃上了新的台阶。2012-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从51.9万亿元增加到114.4万亿元,10年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9771元增加到80962元;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的12500美元。2015-2021年粮食产量连续 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发电装机容量、互联网基础设施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社会发展成绩显著,人民获得感空前提升。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彻底摆脱了几千年来如影随形的绝对贫困问题。2013-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8311元增加到35128元,年均增长7.5%,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总量超过4亿人。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2亿人。

紧紧抓住信息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加大对研发和高科技产业的投入。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0年的第14位,是跻身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前30位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并且中国有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2位。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解决主要矛盾,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体包含三大转变:一是推进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快增长方式创新;二是推进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三是推进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尚未完成,未来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实体经济内部结构失衡,传统中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供给不足并存;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业关系失衡,“脱实向虚”问题仍然严重,金融风险隐患尤在;三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有效需求不足,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失衡;四是资源和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外延型扩张受到约束;五是国际经济竞争趋于激烈,中国经济和科技正从“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竞争对手主要转向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不断升级,给中国造成更为沉重的外部压力。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和有利条件,大大超过了不利因素和困难: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自我革命,确保了中国经济始终向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向坚定前行;二是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体制优势,有助于避免双重失灵,继续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三是中国经济规模大,创新空间大,回旋余地大;四是中国人力资本雄厚,重视教育,并可以充分利用海外教育资源;五是中国人民具有勤劳的品质和文化传统,尤其是高储蓄率传统有助于规避债务陷阱,并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扩大投资生产,最终跻身全球产业链的高端。

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新征程中的地位

时代呼唤思想发展、理论创新,而思想发展和理论创新又指引中国前进。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站上了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为依据,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为出发点,以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以巩固改革、发展、稳定的社会大局为责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擘画中国梦的宏伟战略蓝图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系统深刻地回答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历史方位、指导思想、制度基础、发展主线、根本要求、经济体系、发展道路、战略选择、对外开放、发展安全、根本保障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揭示了蕴含其中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并在指导实践中彰显出科学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

这一思想体系以科学、求实、创新、开放的姿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重大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为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实现指南和理论基础,它不仅为推动中国经济治理现代化标注了新高度,也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因此,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并将其落实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工作中,是我们今天的必修课。例如,我们要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社会生产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做好经济工作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例如,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初心使命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内嵌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当中,确保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还例如,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发展环境新变化,引领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如果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是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是经过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那么新时代这十年的辉煌历史则告诉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则具有决定性意义。

历史由党和人民书写,未来须在开拓中前进。“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新时代的这十年,是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十年,是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的十年。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更宏大的目标、更伟大的成就已经摆在中国目前,航向已经确定、风帆已经鼓起,中华民族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下,正在向着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劈波斩浪、奋勇前行,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页。
[2] 根据1952年的数据计算得出,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第470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03页。
[4]《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5]《陈云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92页。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国水利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第34、64、84页。
[7]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490页。
[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477页。
[9]《谷牧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
[10]房维中:《访日归来的报告》,《房维中自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2—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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